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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取天下之量”决定的道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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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取天下之量

刘备早年有一事能说明他的气量。张飞怒鞭督邮,是《三国演义》中一段大快人心的故事,但据《三国志・先主传》和裴松之注引《典略》记载,真正怒鞭督邮的其实并不是张飞,而是刘备。

这让许多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感到意外,却是历史事实。当时郡督邮来到刘备所任县尉的安喜县,并未索贿,只是称病不肯接见。刘备大怒,回到县衙召集一伙士兵来到馆驿,声称“太守有密令,逮捕督邮”,冲进去将督邮从床上拖下来,绑至县界,痛打两百杖,将系印的绶带挂在督邮脖子上,然后把他拴在马桩上,自己弃官而走。

刘备的特殊可爱之处,在于他心满意足不求上进,志向在澄清宇内,所以得官不喜,失官不忧,做了官吏也可随时离开,这也是孔融、陈登等人看重他的原因。即使在他未成就大事,屡战屡败之际,这种评价也没有更改,曹操的部下程昱就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

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刘备在担任徐州牧后是一连串败绩,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把坚韧当作刘备的第一品质。20年前,他在台湾出版《刘备新传》等书时,就曾在书中对曹操、孙权和刘备,即三国时代开创者的第一品质,作过一番比较,他的看法是:曹操是机警,孙权是忍耐,而刘备则是坚韧。

在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后,刘备在投奔昔日的敌人曹操的时候,必须装出胸无大志的样子。这种麻痹当然被曹操看穿,否则就不会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的评价。而且,刘备的麻痹术大约是不成功的,不仅曹操看穿了他,曹操的敌人和下属也看穿了他,曹操的智囊郭嘉等人也都明确向曹操表达绝不可以放走刘备,这并不是因为他参与了暗杀曹操的阴谋,主要原因还是程昱的那句话:“观其有雄才,不如早图之。”

儒家色彩与真性情

刘备早年似乎不是一个好学生,身上的枭雄色彩反而很突出:“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而且“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这些真性情使他不太合儒家规范,但史书上记载他,“士之下者,必与同座而席,同簋而食,无从择捡,众多归焉”。

关羽、张飞与他感情至厚,早在召聚队伍前,三人就已经“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刘备传》的作者张作耀对本刊说:在三国时代,人才竞争非常厉害,出身寒族的刘备很难得到出身士族的众多谋士,所以他与曹操、孙权吸纳人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靠意气或者权术,而是靠性情,这种罗致人才的特点伴随了他的终生。“大家最熟悉的三顾茅庐故事里,他打动诸葛亮的也是真性情。”

而在刘备逐渐走向险恶的政治环境的时候,他的真性情的一面就要收敛起来,成为深沉内敛之人。这时候,他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就起了重大作用,“他的真实情感,就在儒家的框架下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这种表现方式,就是“宽仁信义”。208年,曹操南下荆州,刘琮背着他投降曹操,诸葛亮提出占领荆州,可是刘备“不忍”,荆州人士随其南奔有十万之众,一天只能走十里路,众人劝他放弃这些人士,因为万一曹操追来确实是无法抵抗,可是刘备明确表示: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去之。

他走到哪里都能影响大批人。到后期,曹操与刘备的性格对立就越来越分明,他对庞统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鹬,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而。”虽然这话里免不了矫情,可是基本还是说明了他的行为规范,他想以道德信义号召天下,帮助他战胜他视为与汉不两立的“贼”,包括曹操、袁绍、刘表这些人。取成都后,他没有将田宅分给众将,而是归还原主,使民安居乐业,也是他理想的一种体现。

到了晚年,他身上的儒家色彩更重。方北辰说:早年的刘备,俨然就是江湖中的快意游侠小帮主。但是,晚年的刘备和早年比,形象变化极大。“刘备晚年形象发生变化,其原因是多种的。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因素,就是读书。他早年不爱读书,但是后来创业,必定会读书,不然他怎么能给刘禅开出上面如此清晰的书单,而且还点明读后可以‘益人意智’?”

驭人之术

如果说刘备早年是靠性情和义气去获取人才的扶助,成年后的刘备越来越掌握了成熟的用人之术,由于他始终处于用人困境,使他用人其实也做到了无论出身如何、经历如何,而求贤若渴的状态,最典型就是诸葛亮。

刘备“三顾”发生在建安12年,当时两人年龄、地位和资历的差距相当悬殊。就年龄而论,刘备虚岁47,诸葛亮虚岁27,相差整整20岁,后者是名副其实的晚辈。就地位而言,刘备具有的左将军官衔,乃是东汉高级军职,诸葛亮仅是一介躬耕隆中的平民。

刘备用人之道还有就是破格提拔。汉中的定军山一战,黄忠临阵斩杀曹魏主将夏侯渊。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很快提升黄忠的军职为后将军,与关羽、张飞、马超等名将并列。刘备在汉中正式称王后,准备回转成都。行前遴选镇守汉中的主将,大众都以为会选择张飞,结果刘备却将资历、军职都低于张飞的魏延提拔上来,使得全军将士惊讶不已。这些都是突出的例证。

而最能体现刘备身为一代明主特征的,还是他入蜀后的用人之道。他对待归降的刘璋的部属,诚心相待,如对原益州太守董和授以重职,让其同诸葛亮一起管理“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刘备主要使用了两方面人,一是自己原有的荆州班底及其心腹。这些人或掌枢要,或统重军而兼治地方重郡。二是原益州牧刘璋的重要部属,引刘备入蜀者自然得到重用,其他不管是主动出降,或宣布归附的,还是兵临城下被迫投降,甚至是拥兵抵抗、败而后降的,也大都被量才录用或得到适当安排。托孤时,还把曾经抗拒过自己的李严任命为副首相。这样安排,注意了两股势力的主次和平衡关系,一下就把各种势力,特别是把自己以前的部属同刘璋的部属摆平了,融合了,收到了“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效果。

但刘备还是对蜀籍官员存有戒心。蜀籍要员,包括开始已被重用的,后来不少人被贬抑。不重视蜀籍臣将的使用和培养这一点被诸葛亮继承了,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蜀无名臣谋将,成为蜀汉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