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字敲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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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河南作家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而在河南作家这个群落中，李佩甫是地域特征最鲜明的一位。几十年来，他写了大量表现中原人生存状态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中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在作品中，他通过剖析当代中原人的精神，挖掘出了中原文化掩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底蕴，揭示出了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以及在当下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生态状况；另一方面，他关注人们在这个时代中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一而再地用文字表达他的精神忧患，希望敲醒在昏昧中急头巴脑的迷失灵魂。他以忠诚与悲悯所发出的“中原声音”，又何尝不与全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相关联？

这个日渐转热的下午，在茶香的缭绕中，我与略带谦和微笑背靠沙发似在烟雾中沉思的佩甫老师开始了访谈。

一

孔：首先祝贺佩甫老师的新书《生命册》的出版。一段艰辛的写作过程结束了，您是不是觉得轻松许多？

李：谈不上轻松，只是觉得完成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吧！这部长篇准备时间长些。如果从大处说，我准备了五十年，那是一种从生活到创作的长期酝酿、浸泡过程。从具体写作时间来说，大约也有五六年时间。最早写了几个开头，不满意，废掉了。尔后又到乡下住了一段时间。重新写，写了三年。仅仅开头就让我整整愁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才找到了第一句话：“我是一粒种子……”第一句话找对就找到感觉了，找到感觉之后就写得顺多了。

孔：确实，翻开书读到这第一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下子被带进去了。《生命册》的完成，和以前的《羊的门》、《城的灯》一起，标志着您中原三部曲的完成。尽管这几部作品写作时间不同，《羊的门》的出版是1999年，《城的灯》是2003年，《生命册》刚刚今年3月出版，但这三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点，也可以说是您绝大多数作品的共同点：对中原大地的深沉情感，对现实生活的深远忧患。中原于您，就像马孔多于马尔克斯那样，是一个文学生命建构起来的精神场所。

李：我是写“平原”的。在我心中，“平原”是一块特定的地域。我说过，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尔后在自己的领地里挖上一口“井”。可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并不容易。我是在东奔西突、苦苦寻觅了七年后，才找到了属于自己领地——“平原”。从一九七八年发表作品，到一九八六年我才发表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有独特认识的作品，也叫成名作。这是一部三万多字的中篇，题目叫《红蚂蚱、绿蚂蚱》。此作当年全国各大选刊都选了。在这部作品中，我开始有意识地聚焦中原、思考中原。所以我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关于“平原”，应该说在我找到我的写作领地之后，我各种作品里都有所涉及。全面而系统地传达出我的“中原声音”的，就是这三部：《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

孔：找到领地勤勉掘井，您一直致力于对这块土地的参悟表达。而这三部作品集中体现了您多年来的“植物成因学”思想，让人感觉沉甸甸的。这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您不同时期的观察与思考，想请您具体说说您在三部不同作品中思想的侧重点分别是什么？

李：“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的写作领地，也是我的精神家园。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当作“植物”来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羊的门》是写“草”的，写的是原生态。主要写的是在一个特定时期里，“土壤”与本土“植物”的生长的状况及关系。写的是“败中求生、小中求活”。同时，我要告诉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最好的植物，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也只能长成什么样子。《城的灯》呢，就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是对“光”的追逐。第三部，《生命册》是写“树”的，以树喻人。写了一个人五十年的历史，写的是“树”的生长状态及背景。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五十年的内心独白，是对这块土地的回望及拉开距离后的再认识。

如果将三部长篇相比较的话，《羊的门》写的是客观，诉说了土地的沉重，及植物（草）生长的向度。《城的灯》则写的是主观，是逃离，是对“灯”的向往。而《生命册》则主写的“背景”。写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土壤的丰富性。同时也是五十年后对这土地的重新再认识。三部作品相比较的话，是递进关系，是一次次的发问，是三部曲。所以《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全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孔：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及其成因是您思想表达的核心主题。您把人喻为植物，您不断追问勘测植物的生成状态与土地历史养分现实气候的因果关系。我想：《羊的门》中的呼天庆是最有代表性的，但他只能算是中原风土滋养出的典型植物，不是最好植物。他的形象是您关于中原生存哲学参悟的标本。他是权力场中的成功者，谙熟人治社会种种规则，如何拢人，如何治人，如何克己，如何圆如何方。他与村民构成了很有意味的关系组成，他是民众生存土壤的外在化，民众的奴性、愚昧如此炼成。他带领解决了村人的物质贫穷，但强化了人们的精神贫穷。没有个体意识和自我人格需求的农民，顽固承续了自甘做小的奴性，我觉得不是生命的坚韧，而是生命的屈辱，是民族精神的屈辱，您觉得呢？这种文化土壤对精神成长究竟是营养还是毒素？

李：从形而上说，在平原上生活是没有依托的。可平原人又是活精神的，那日子是撑出来的，是“以气作骨”的。这里的山，是“屋山”或者叫“房山”，这里的水，是井水或者是形面上的“龙”。是具像，也是想像。所以说，人的精神不是活出来的，是练出来的。这个练，也可以是炼。人，在练或炼的过程中，很难说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五千年文明史，也许就是五千条锁链。反过来说，这里又有着生生不息的根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是第一位的。

有毒素的植物也是植物。不是屈辱不屈辱的问题。忍和韧是这个地域人的特质。是得问一问，他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它是在什么样的成长过程中成了这个样子？这正是我要说的。

孔：相比呼天成，我比较喜欢《城的灯》中刘汉香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您把她写虚了，虚了后就有理想化的造神倾向，因此具有精神拯救的寓言性质。您赋予这个人物的理想化精神是不是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