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给力 好人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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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非发出“做个好人，为什么越来越难”的感叹，是当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缩影：从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再到“湖南湘潭王培军被逼自杀案”，人们惊呼中国进入了“全民扶不起一个老太太”的时代。

学雷锋做好事本是每个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正统教育，但是当听多了一些“老太们”把好人“诬陷”为肇事者以转嫁风险和负担后，就会极大地增加好人的心理负担。有些人不是不想施善举，有那份心，却因为想到做好人可能需要付出的种种代价而鼓不起伸出手的勇气。2012年5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针对“当今社会是否缺乏做好人好事的环境”进行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7804人中，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的人认为非常差。有了这些数据，广东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就不难理解了。

《好汉歌》里唱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乐于做好人好事是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更是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但是，鉴于当前做好人风险太大、代价太高，不少人只能“理性”地“路见不平一声吼，吼完继续向前走”。在做好人好事日益成为稀缺道德资源的今天，做好人的风险和责任不该由好人及其家人来承担，也不该仅仅指责路人见死不救，更不能苛求所有公民都能够“忘我”地去帮助别人，而是需要政府主动承担起好人坚强后盾的责任，从政策层面保护“好人”，为好人“撑腰”，营造出一种“宁可错扶一人，绝不漏扶一个”的氛围，以激励更多的人愿意去做好人、做好事。

政策给力，就是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好人保障和救助机制，由相应的机构或组织为那些因为做好人而被诬陷、敲诈，或者受伤、致残甚至是牺牲的人出面，化解个人及家庭风险，给好人一种安全感，使好人真正在政治上有待遇，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让想做好人的人放心大胆地去做。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须克服做好事的人应是风格绝对高尚、心灵绝对完美的认识偏见。小平同志说过：“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为消除好人的种种顾虑，政府可以借鉴民间组织或外国的有益经验，在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公共服务等一系列行政手段的运用中，把“好人不吃亏”从一个口号和愿望，变成实实在在的政策保障。也许，会有个别真实肇事者钻政策的空子而占到便宜，但这并不能成为阻止制定实施好人保护政策的借口。

另外，为了从源头上化解好人可能遭受的风险，还应该制定惩罚诬赖好人的政策。因为个别“老太”的举动不仅“揉碎”了一颗善良的心，也有可能剥夺了其他人被施善举的可能性。2011年9月，江苏省如皋市石老太怀疑殷红彬是肇事者的新闻一经曝光，迅速成为网络热点，网友几乎众口一词谴责“被扶老太”的恶行，并呼吁执法机关以诈骗未遂罪惩诫石老太太，甚至发出“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愤懑。虽然部分网友的用词过分了一点儿、行为偏激了一点儿，但类似事件确实深深地伤害了社会公众的道德良心，就算我们仍然坚信公道自在人心，可是那只准备伸出去的手能经受住几个“老太太”的折腾呢？因此，对诬赖者略施惩罚是十分必要的。新加坡规定：如果被援助者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

解决“好人难做”的问题，除了社会道德的自我救赎外，司法和制度救济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是当务之急。只有政策给力，好人有好报的老话才能在生活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和保障，人们才能鼓足伸出手的勇气，才能引导和鼓励更多好人的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