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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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千金买邻、孟母三迁，今有高尚住宅、模范小区。不可否认的是，在越来越多人的城市生活中，邻里关系渐渐退出了生活的核心。而在社会学家的眼里，这种渐渐淡出社会基本关系网络的邻里关系，其实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城市可能已经拆除了防盗网，却不能回复多年前和睦如一个大家庭的邻里关系。某个邻居可能在你身边，可能在你记忆深处，但在更多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名字，记不住他的样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或者你一个人寂寞难耐的时候，你会想去窥视他的生活，每天上下班撞见时，或者在节假日里，在门户打开的瞬间，你们或许也有过礼貌但却茫然的目光交汇。而更多的时候，邻居永远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在《新周刊》就现时代邻里关系所作的这个不完全调查中，人们大谈w、枪、不守妇道、噪音、刀疤和老鼠药，等等，看上去大家对现在的邻里关系都不是很满意，许多美好的感觉都是对过去的回忆。只是不知道若干年后，当他们回忆起现在的邻里关系时，会不会也觉得现在这种让人不满意的状态，其实也是挺不错的。

“他是一个傻子。”

口述者：费宁，46岁，上海人，自由职业

我小的时候，也就是1960年代末到1 970年代初的时候，住的都还是弄堂，那时候弄堂里的家家户户几乎都认识，爆个爆米花也要每家分一碗，弄堂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我们的谈资。

我家住在上海闸北区的宝山路，那时弄堂里有一个姓钱的傻子，绰号叫“W”(读“大不瘤”音，上海话特指头上凸起的瘤子或肿块)，他有一次过马路被73路公共汽车撞了一下，脑袋被撞开了，后来里面装了一块塑料的脑壳，这么一撞，把人给撞傻掉了，但是奇怪了，他人虽傻，数学倒是一下子好得不得了。

我们那时候抽烟，和现在不一样的，那时候比较好的香烟叫飞马牌，2毛8分钱一包，3分钱可以买2根，7分钱可以买5根，因为我们平时钱不多，所以偶尔买2根来抽抽，但是这个“w”就算出来了，他说这么买不划算，要3分钱买一根飞马牌香烟，再买两根光荣牌香烟是最划算的，我们一想有道理，以后就都这么买了。

这个“w”剩下的一点聪明，都算到香烟头上去了，那时候弄堂里经常有人聚在一起玩牌，输赢就是一包飞马牌香烟。他想了个招，找了一个飞马牌的空壳子，把当时只卖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都塞到这个壳子里，然后揣在袖子里就跑去烟杂店，对店老板说：“拿两包飞马牌香烟。”老板给他拿了下来，他会装模作样地看看，然后说：“我只要一包。”当店老板拿了一包转身放回去的时候，他迅速地把袖子里的那包假烟和真烟掉了包，然后推辞说一包都不要了，老板就会拿了假烟放回到架子上。过了一会儿，打牌的那帮人要去买烟，买来的就是烟杂店里的那包假烟，结果输了牌，发香烟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一群人就吵起来，到后来甚至还大打出手，这个“w”就在旁边笑得要命。你说他傻吧，其实一点也不傻。

后来宝山路弄堂拆迁，要造新公房，弄堂里的老邻居都散了，“W”后来搬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了。 (整理／胡斐)

“他杀了人。”

口述者：李立翔，28岁，成都人，国际贸易公司销售总监

我一年当中，有一大半时间呆在国外，而且在国内的时候也是每个城市到处跑，在家的时间很少，没什么机会了解邻居。但前年，被派到美国去培训，在查洛特市租房子住了将近一年，倒是遇到了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临时邻居。

查洛特是美国的第二大银行中心，但整个城市还算安静，不像纽约那么喧嚣。我和同事租的房子离市中心比较远，是一栋三层公寓的2楼。这里租金便宜，但也有坏处，g口就是我隔壁是一个理发店，每天进出的人很多。虽然号称理发店，但其实相当简陋，连洗头的地方都没有。店主，也就是我的邻居，是个黑人，我和同事搬进去那天他还特意拿了两瓶啤酒过来和我们套近乎，闲谈中知道他叫约翰・德克斯，也是刚搬来没多久。

德克斯是个很好的邻居，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饶舌却又心地善良的黑人，能让周围的人很快乐。基本上住在2楼的人都认识他。晚上，理发店里经常聚满了闲谈的人。我们下课后闲来无事也经常到理发店去凑热闹，因为德克斯，我们融入这里比较快，和周围的人也建立起了联系，两个中国人过得还算不错。

差不多住了8个月，有一天下课回家，很远的地方就看见十多辆警车停在楼下。整栋楼已经被警戒线围了起来，楼里的人不许出来，楼外的人不许进去，很多人在看热闹，警察们都严阵以待。走近一点看，发现地上也被划了很多圈，里面有血迹，有女警在为它们拍照。我同事买完菜回来，看到这幅景象也吓了一跳，我们俩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问了几个人才知道是“理发店的老板用来复枪杀了一楼的一家人，然后徒步逃跑了”。我们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再也没有看见过德克斯，他是否归案了我们也不知道，隔壁的房子在我们走之前几个星期才又重新租出去。有时候在楼道上遇到熟识的住客，大家会聊上两句，美国人对这种事情显得比较兴奋，有人推测德克斯是黑帮成员，但无法考证。 (整理／胡尧熙)

“他骂老婆不守妇道。”

口述者：黄生，25岁，中山人，印刷厂工人

大年初五深夜3点，睡姿本来优美的我突然在朦胧中听到一阵夹杂着“不守妇道”的骂声。事实证明，如果一个人在2006年的三更半夜，还能听到如此陈腐的古装剧台词，这句话带来的好奇心足以驱散睡意。

我爬起来，撩起窗帘一角，发现声音来自对面楼，并在寂静中在该栋楼半径250米内迅速传播。对面楼2楼正对我窗户的一个小客厅正一堆人围成了一圈，圈中央有一个老男人，对面是一个老女人。老男人站着，是骂声的发音源，老女人跌坐在地上，有一个哭的姿势。

我一看周围，只见同一栋楼402、404的窗口也透出了灯光。低头一看，楼下正对我的301的窗口，同样亮着灯。我住的地方原来是工厂宿舍，邻居都是工友，熟悉程度比别的小区要深入。以我为例，4岁常到402家和我年纪相同的孩子一起玩，5岁404的爷爷曾带过走失的我回家，17岁一次别人打错电话，顺便也认识了楼下和我家电话号码差一个数字且读同一个中学的301的女孩……随着类似的渗透，我很早就将邻居包围圈全部认识。读书工作都在外地，和他们渐渐变成点头之交，偶然回家，楼下也定必狗吠不已。再后来，宿舍楼所属的工厂关闭，有人下海，有人下岗，热情洋溢的工友关系不复存在。随着邻里间多边关系的迅速冷却，偶然在楼下听到别人闲谈，内容往往以试探各家底细为多。但是，在关系冷却的这个冬天，由于一场“不守妇道”的噪音超标的争吵，我又见到了对面楼的许多邻居。

老男人的骂声抑扬顿挫，随着他那深深的悲愤在黑夜中蔓延，更多的灯光陆续亮起。3点

30分，我惊讶地发现，父亲也起了床，在我身后仔细聆听。父亲说，已经被人架住的老男人是他好久没有说过话的工友，20年前大家都是车间主任，老男人喝酒耽误了事情没有来上班，厂长把他交到父亲手里处理，父亲曾故意从轻发落。父亲皱着眉头感慨：“一看就知道他又喝醉了，想不到他20年后还是这样。”

在父亲的不胜唏嘘中，我突然发现，所有的窗口构成了一个个舒适的VIP观众席，假期间精神饱满的群众开始在深夜的无聊时间，欣赏那个亮着起码3根光管的大厅里那场六国封相大戏。那个大厅的白色灯光被无数窗口的黄色灯光包围，在那些或者撩开窗帘或索性打开的窗户中，开始有人探出头来，开始有人过去劝架，似乎所有的邻居在一个深夜倾巢而出，热闹无比，刹那间原来的清冷关系一扫而空。 (整理／黄俊杰)

“他们是五重奏。”

口述者：Heretic23岁，长沙人，记者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家住的是1980年代初建造的一栋房子。五层楼高，三个单元，水泥墙面，白灰都没刷，住的全是和我的父母同一间学校的老师。

凑巧的是，和我同在这一单元里上上下下的，还有另外四个孩子。我们五个年龄相差不大，而且各住不同的楼层，父母们都是同事，我们也就成了玩伴。

说不清是模仿还是攀比，群聚的人往往做着相似的事情。一楼的孩子学大提琴，二楼的孩子学电子琴，三楼的孩子学钢琴，四楼的孩子一一就是我一一学小提琴，五楼的孩子学手风琴。一个单元五层楼，每层都有一件乐器。哪层楼的孩子要是耍赖不愿意练琴了，父母就会拿另外四个孩子作为“鲜活的模范典型”来教育他，“你听听，人家多自觉，多起劲?”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当时每家的孩子，应该都是听着这样的“哄骗”长大的吧，而在别家父母的眼里，我们都成了敦促自家孩子努力的“典型”。

我和三楼的女孩由于同校同班，就更加熟络。她住单元左，我住单元右。我要是跑到阳台上伸一伸脖子，就能瞅见她练琴的房间。我们能听到彼此制造的“噪音”，天长日久，我知道她练琴的三部曲是音阶、和弦、练习曲，她知道我犯懒时光调弦就能耗半个小时。父母们常开玩笑，说我们俩要是合练个奏鸣曲，连各自的门都不必出。但我们除了在放学的路上上演互掐的追逐战，从来就没有尝试过任何形式的合作。

慢慢地我们一个个长大了，逐渐听不到楼上楼下的琴声，父母们也不让自家的孩子练琴，“人家在学习呢，别吵着人家，你也抓紧学吧。”要是有一家开始练了，其余几家也逐渐响起乐声，“人家又开始练了，你也别把这门乐器丢了。”慢慢地，乐声还是稀疏了下去。

练琴的时间压缩得越来越短，念书的时间延伸得越来越长。父母们在中学里各自教授不同的科目，也就担负起整个单元的义务辅导工作，今晚是五个孩子到我家来学英语，明晚是五个孩子到他家去补数学，我们就这么在逼仄的楼道里推推攘攘，上上下下。后来五个孩子，一个考上一中，一个考上二中，三个考上五中，成绩都不错，家长们见面也倍儿高兴。再后来，我随父母离开了那个城市，很少再联络当年的邻居。在大学的交响乐团里，我坐在一大堆姿势标准、感情投入、盯着谱架、目不转睛的小提琴手中间，还时常想起十年前那个逼仄的楼道里响起的凌乱“五重奏”。据说，他们几个没有再继续学琴，连偶尔玩玩也没有了。三楼弹钢琴的女孩子出国念数学去了，而我这个当年最懒的小朋友成了累计练琴时间最长的人。 (整理／邱晨)

“她送我老鼠药。”

口述者：美美，21岁，广州人，大学生

对于邻居没有太深的印象，大家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每天最多是在大家睡眼惺忪赶着上班上学的时候，又或者是下班放学满脸疲倦恨不得马上栽到沙发里的时候在电梯里遇见。在电梯里，大家一般也是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或者焦急地盯着数字键，所以几年下来，记住的面孔也很少。最离奇的一次是我家的防盗铁门居然整个被人偷走了，估计那贼是撬不开第二层门又不想空手而归才出此下策。当我父母向门卫反映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邻居路过才恍然大悟地说：“我还以为昨天在撬门的那个是你的儿子。”

人记住的确实比较少，但是我倒对这层楼的一只小肥狗很熟悉。不知道为什么它每次见我总会热情地围着我转，我也会逗它玩一会，可我至今也没和它的主人说过话。尽管如此，我今年过年前倒也头一次遇见了一位“热情”的邻居。

“你好，我这里有一些老鼠药……”“谢谢，我不接受推销。”“不是的，我这个老鼠药真的很有效……”“不用了，我家里没有老鼠。”“可是我明明看见你家阳台有老鼠啊。”“你看见?”“我是你邻居，楼上407的，我在上面看见你家阳台有老鼠。”

看着门口这个满脸热诚的阿婆，我一时间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不得不开了门。她鞋也没脱，就乐呵呵地直奔阳台。细心地在我家阳台的前后左右布阵似的撒了一堆堆的老鼠药，形状像坟一样。弄完后她才放心地走了。可是我母亲回到家后却大发脾气：“你怎么可以让陌生人进屋啊?如果她不是邻居呢?管得还真多，我家有老鼠她都知道，都不知道放了什么药……就算是老鼠药，老鼠最后死在我们家哪里了，然后发臭什么的我们可不就惨了……她倒好，自己的卫生保障了人家可有麻烦了……”母亲忿忿拿起簸箕就打算去阳台清扫掉那些老鼠药。也不知道是真被老鼠吃了还是被风吹散了，那些“坟”都找不到了。这时门铃也响了，进来的是她儿子：“对不起啊，今天我妈打扰你们了，她刚从乡下过来什么都不懂。那个，那个老鼠药其实我们家有用的，如果还在的话能不能……” (整理／蓝晓雁)

“她爱自杀。”

口述者：肖英秋，50岁，大连人，家庭主妇

娜娜是我们这个单元楼有名的小美人，读中学的时候就有男同学天天接送。可惜她学习成绩不好，高中也没考上，读’了个中专，毕业后在超市里当收银员。娜娜读书的时候，妈妈整天担心她早恋不务正业；等女儿一工作，妈妈又盼着她早点恋爱，结婚生子。

娜娜在恋爱方面从来不是困难户，工作没多久，就跟超市里一个理货的小伙子处上朋友。小伙子高高大大、一表人才，邻里邻居见了没有不说两个人般配的。娜娜妈妈心里也高兴，干脆同意让小伙子搬来家里跟娜娜一起住，就算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一年后小伙子提出跟娜娜分手。那几天邻居们都没睡好，天天听着娜娜家又打又闹，鸡犬不宁。没几天小伙子收拾东西走了，我们都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家丑不可外扬嘛，见面还是打招呼，但谁都不提这个事。

有一天下午我出去买菜，一开门就看见娜娜满手是血坐在楼道里，吓得我赶紧招呼娜娜妈把孩子送医院。娜娜这孩子特别钻牛角尖，你劝她她也不出声，等你一转头，她又拿刀子往自己手上划，反正整天在割腕，又不用力割，手腕上全足一道一道小疤。

看见人家孩子割腕咱不能不管，但是说实话，娜娜这么瞎闹，确实挺烦人的。为了一个男人，搞得邻居胆战心惊，也让家长丢尽了面子。我做邻居的不好管别人家的事，但是娜娜妈太可怜了，操碎了心。她这个女儿，自私透顶。 (整理／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