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国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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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解释了“国学”的含义，分析了鲁迅关于“国学”的态度，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学”是有其存在的意义的，而提倡“国学”不是为了树立唯一的文学标准。
关键词：国学 传统文化 扬弃
（一）所谓“国学”
要正确对待当今的“国学热”现象，首先就要明确什么叫做“国学”。钱穆曾经在《国学概论》中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1]
同样地，曹聚仁也有类似的感慨。在他的《中国思想学术随笔》中提到：“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2]
而季羡林将“国学”的范围限制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为多数人所接受。纵观中国文学史，传统文化在五四时代受到了猛烈冲击，许多激进的文人提出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口号。鲁迅就是这些人中的旗手之一。因此，深入了解鲁迅对待“国学”的态度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鲁迅对“国学”的看法
首先，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作品中看出他对“国学”的憎恨与嘲讽。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尖锐地指出：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的圣人推行了几千年孔子的“仁义道德”，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是“吃人”的社会、中国人是人“吃人” 的人。
鲁迅在多篇《随感录》中，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把复古派称为的“国粹”比喻为他们身上生长的“无名肿毒”，那“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鲁迅如此这般地仇视复古派及其力挺的“国粹”，乃出于他的一种理性认知：保存“国粹”者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是杀了将来”。[3]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鲁迅反对的传统文化主要是针对非文本性的思想。鲁迅曾经提到：“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4]这就是说，他之所以反对文本性思想，是因为它被非文本思想所利用，为“国民劣根性”服务。传统文化的错误在于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统治的工具。当文本性思想被统治阶级释读并利用的时候，鲁迅自然对他厌恶万分。
曹禧修、邹宇峰在《论鲁迅传统文化的批判基点》上说道：国民劣根性批判的视角，决定了鲁迅对传统文化激烈批判的重心所向是传统文化中的非文本性思想，而不是文本性思想。[5]
最后，我们能从鲁迅的文章中发现他的矛盾之处。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往往旧瓶装新酒；另一方面却说自己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6]在《故事新编・非攻》中，墨子为了阻止楚王攻宋，只身赶往郢城。他改变了楚王攻宋的想法，却不为人们所理解：“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了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7]从这种既嘲讽又敬佩的心情，可以看出鲁迅的矛盾。
在我看来，“国学热”有其合理性。如今人们开始反思新文化运动，认为他们对待传统文化过于片面和粗暴。
首先，直至当今，唐诗宋词、宋元杂剧、明清小说等仍然散发着持久不变的魅力。我们只有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才能让中国的文化日益繁荣！并且如上文所说，我认为鲁迅之所以反对传统文化，是因为那时的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服务，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为了变革社会，他才会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但如今文学在较大程度上有了自身的独立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提倡它。
其次，传统文化提倡的许多美德在当今也依旧适用。文化糟粕确实存在，但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最后，我认为“国学热”的目的不是为了重新树立唯一的标准。过犹不及，希望“国学”的倡导者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毕竟谁也不愿意“国学”再次成为钳制思想、禁锢想象力的工具！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应该批判地看待“国学热”现象，更好的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
注释：
[1]钱穆，弁言，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随笔（修订本）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转引自何希凡《“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湘潭大学学报，第36卷第4期，2012年7月。
[3]苏光文《重读鲁迅骂孔子》，重庆社会主义学报，2010年第三期。
[4]《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转引自曹禧修、邹宇峰《论鲁迅传统文化的批判基点》，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曹禧修、邹宇峰《论鲁迅传统文化的批判基点》，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6]鲁迅：《书信桑・240924・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转引自黄健《“大历史”观视阈中的鲁迅：贡献和局限――兼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
[7]《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44页。
参考文献：
[1] 钱穆，弁言，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 何希凡《“国学热”与鲁迅文学和学术贡献的价值判断》，湘潭大学学报，第36卷第4 期，2012年7月。
[3] 苏光文《重读鲁迅骂孔子》，重庆社会主义学报，2010年第三期。
[4] 曹禧修、邹宇峰《论鲁迅传统文化的批判基点》，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 《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北京第一版。
[6] 黄健《“大历史”观视阈中的鲁迅：贡献和局限――兼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福建论坛，2010年第5期。
[7] 杨义《“抉心自食”的文化观：鲁迅论先秦诸子》，理论学刊，2011年，第11期。
作者简介：王杏字（1992-），女， 陕西汉中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黄兴华（1991-），男，福建莆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