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子部与集部类目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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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人藏书目录，其类目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依书籍的多寡和学术发展状况来设置，既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拘泥于前规旧例。尤其是子部、集部类目的设置，广泛吸收前人的目录成就，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体系基础上进行改进，对后世目录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郡斋读书志；子部；集部；类目

一、子部

在古代文献四部分类中，子部居第三位。在四部分类法中，经、史、集三部之书内容非常明确，在现代诸分类法如《中国图书分类法》中都能找到相应的部类，唯有子部之书最为庞杂，涉及内容遍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子部之子，其最早意义当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在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目录《七略》中，即是指诸子略所著录的诸子百家之书，这时候是名实相符的。但随着学术的发展，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诸子学术逐渐衰落，使它们失去了作为一大部类存在的理由。加上《七略》有著录典籍“道”“器”不分的先例，造成了四部法中子部类目繁杂。内容包罗万象的局面，使“子”部之名与其实已经不相符。这种做法为后世四部分类法中“子”部的立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魏晋以后学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为子部各类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现实性和必要性。

《七略》将当时的图分类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诸子略列于第二。至魏晋南北朝时，西晋荀勖的《晋中经新簿》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将诸子与兵书、数术合并为一类。之后《隋书・经籍志》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正统地位，子部分为十四类，构建了以后历代目录中子部的基本框架。

《郡斋读书志》子部分为十八类，依次为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天文类、星历类、五行类、兵家类、释书类、类书类、艺术类、医书类、神仙类，通过与其他书目比较，《郡斋读书志》将《崇文总目》的“道书类”、“释书类”改为“神仙类”、“释书类”，于以后诸目录著作影响较大。

道教与佛教于东汉年间发展起来，但是从正统的封建观念看来，佛教、道教是异端、外学，是被排斥在儒家的经、子、集外的。因此，南朝宋王俭的《七志》与梁阮孝绪的《七录》，佛道经典都是附在目录的最后，《隋书・经籍志》也是将其以附录的形式排除在经史子集之外。从《旧唐书・经籍志》始，道佛典籍归入子部道家类，仍不能独立成类。尽管封建正统观念贬低佛道，但也不能不正视道佛的发展，至宋官修《崇文总目》，在道家类之外，另有道书类、释书类，《郡斋读书志》将其改为神仙类、释书类，自此以后，诸多目录因之。晁公武认识到道佛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于古籍目录中单独设类，但他对其采取的仍是鄙视的态度。公武于子部大序曰：

昔刘歆既录神仙之书，而王俭又录释氏，今亦循之者，何哉？自汉以后，九流浸微，隋唐之间，又尚辞章，不复问义理之实，虽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为儒术矣，况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途之弊既息，而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杂然与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虽有取焉，而学之者不为其所误者鲜矣，则为患又甚于汉。盖彼八家，皆有补于时，而此二教，皆无意于世业。八家本出于圣人，有补于时，特学者失之，而庄、老足以亡晋，申、商犹足以灭秦，况二教无益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学而失之，则其祸将如何？故存之以为世戒云。[1]

作者认为佛道之学不为正途，迷惑人们的思想，使“学之者不为其所误者鲜矣”，佛道两教对于现实社会无所用，他于子部立神仙、释氏类一方面是源于传统因素，因袭之，一方面是认识到“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而最主要的目的是“以为世戒”，可见当时道教、佛教的地位极低。

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前，道家类与道教类是分别立类的，公武于此也有较清醒的认识：

其后学神仙者稍稍自附于黄、老……而神仙之学如上所陈者居多，与道家绝不相类。……凡其说出于神仙者，虽曰“老子”“黄帝”，亦皆附于此，不以名乱实也。[1]

表明了区分道家与道教的态度。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与道教逐渐合流，《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合于道家类，其类序概述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各派逐步依附于道家的源流迁变过程，反映了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这一历史事实。《四库总目》将道教合于道家类是适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状况的。

我们通过比较《郡斋读书志》与其他书目子部类目的设置，可以发现，各书目均著有名家、墨家、纵横家类。但是我们深入到各书目中，发现所列的书仅几种，比如《郡斋读书志》名家类下著录有《尹文子》、《邓析子》、《人物志》三种，墨家类仅著录《墨子》、《晏子春秋》两书，纵横家类也仅有《鬼谷子》、《战国策》。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编撰者认为“别立标题”“自为支派”，“为此拘泥门目之过也”，将名家、墨家、纵横家类合并于杂家。

天文、历数、五行等三类，也稍有变更。《隋志》、两《唐志》均为天文、历数（算）、五行类，而《崇文总目》则析之为天文占数、历数、算术、五行、占筮五类。公武认识到《崇文总目》此种分类过于繁锁又将之合并为天文、星历、五行三类，至《四库总目》合而分之为天文算法、术数两类，前者包括推部、算书等二子类，后者包括数学、战后、相宅相墓、占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书等七子类，《四库总目》认为算术、天文互为表里，故合为一类。认为术数为易之支派，其分为七类，实则为后人从不同角度阐释的结果；各种阐释，乃“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而作为现实存在的各种书籍，纵然“其不可通者”，也应存其说，其分类，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来，一定程序上是趋于合理的。

二、集部

在古代文献四部分类中，集部居第四位，而最早出现于目录，是《七略》中的“诗赋略”。两汉以前，无“集”之名，抒情明理之文与辞赋诗歌大都以单篇形式保存在史传中，所以《汉书・艺文志》无集部之设，于“诗赋略”中著录诗赋作品，类分五种。南朝宋王俭在《七志》中，致“诗赋略”为“文翰志”，从类目名称上看当时的文学作品已不仅仅限于诗赋，已经把文章包含在内了。梁时阮孝绪《七录》设“文集录”，分为楚辞、别集、杂文四类，《隋志》以经、史、子、集四部著录图书，于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它奠定了以后目录分类中集部类目的基础，后世目录集部的分类，都是在此基础上增损合益。纵观从《隋志》至《四库总目》的历代目录著作，集部子类变化最小，除《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明史・艺文志》无楚辞类外（其著作合并至别集类），其他则均设有楚辞、别集、总集类。新增类目，《崇文总目》设文史类，《郡斋读书志》设文说类，《直斋书录的解题》增设文史、诗集、歌词、章奏类，《文献通考・经籍考》同《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设诗文评、词曲类。

《郡斋读书志》将《崇文总目》文史类中的有关史学批评的书析出置于史部，而在集部设文说类。文说类著录的是历代评论诗文等文学作品的著作，如《文心雕龙》、《金文要诀》、《韩文辨正》等。中国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趋于自觉，文学批评也随之繁荣，先有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继之则有西晋陆机的《文赋》。南朝齐、梁时期，出现两部重要的诗文评名著，一为刘勰所撰论文之《文心雕龙》，一为钟嵘所撰论诗之《诗品》。《文心雕龙》是一部从理论上对前代文学创作进行全面总结的文学批评巨著，《诗品》是一部专门品评诗歌创作的著作，对后世的诗歌评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之后，文学评论著作日渐繁盛。但是相比较于其他类目数量还是不多，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单独立类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有附录于相近的类中，《隋书・经籍志》便将《文心雕龙》放在了总集类中。随着学术的发展，此类书籍日渐增多，人们开始注意到文学批评之类的书籍，并在集部单独设立。从《崇文总目》之后的各种书目均设有此类，但也只有《郡斋读书志》于此类仅著文学批评类的书籍，这是晁公武颇有见识的一面，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有了最合理的归类。

关于词类，《郡斋读书志》并未设类，也没有著词类的著作，大抵是由于公武认为词乃鄙俗之作，“倚声未技”、“不足重轻”，这种想法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文人的意见，词是来自民间的通俗文艺样式，在宋人眼里，只有诗和散文才是正统的文学样式，宜于反映社会中的“重大题材”，至于来自里巷的“曲子词”则属于“末技”“小道”，是反映一己之生活的。公武此种观念是带有局限性的。但他之后的陈振孙却大胆地设立了歌词类，其后许多书目皆因之，此种做法具有独创性，至清《四库总目》将词曲合在一起，设立一类，列于集部末尾，在目录学上有所突破，但又十分保守。因是词是宋代文学代表，曲为元代文学代表，同样都为一种较大的文学体裁，词与曲应平行单独设立。

诗集类，仅《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设立，但此种分类法较纷繁与其他类有重复，故大部分目录学者未从之。

到于章奏类，一些目录著作将之设于集部，显然不合理，应入史部。

参考文献：

[1]（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宋）郑樵.通志・校雠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倪士毅.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J].杭州大学学报，1980，（3）.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13SB0013）

作者简介：孙月霞（1980-），女（汉族），四川南充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