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日用俗字》略考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蒲松龄《日用俗字》略考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对蒲松龄的研究，学者多着眼于他的小说和诗文集，对聊斋杂著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即《日用俗字》一书，学者们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方言俗字之上，对其本身来源，版刻源流等并未明确。而路大荒所辑《蒲松龄集》之本最为常见，学者研究多据此本立论。殊不知路大荒本未能参校众本，排印过程中亦衍生出新的讹误，故据此立论也多相沿而误。

关键词：日用俗字；蒲松龄；杂字书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对蒲松龄的研究，学者多着眼于他的小说和诗文集，对聊斋杂著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而《日用俗字》一书，路大荒所辑《蒲松龄集》之本流行世间，为最常见之本，然《蒲松龄集》未能参校众本，排印过程中亦衍生出新的讹误，研究者多据《蒲松龄集》本而辨证蒲松龄用字之讹误，如《蒲松龄〈日用俗字〉考讹》、《今本蒲松龄〈日用俗字〉形讹字考证》等文据此本举讹误多处，而不校众本以明源流，其所举正多为版本流传过程中传钞所致，至于“不排除蒲氏自己的疏漏”云云，是未能校勘众本，未免厚诬蒲松龄矣。而《日用俗字》一书上承《急就篇》遗意，编辑成册，用课童蒙，流行世间，传本不绝。一方面影响山东康熙及以后的杂字书著作的编辑，一方面此书本身保留大量淄川地区方言俗语、风俗民情等史料，对此书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性质

蒲松龄所编的《日用俗字》本来是用教童蒙的杂字书。这种书，在体制上一般是分类、有韵，句式一字至十字不等，用教童蒙，便于讽诵识字。现存汉代的《急就篇》就是具有这种特色的杂字书。

杂字书发端于先秦两汉，流行于魏晋唐五代，定型于宋元之时，明清以来更是流行宇内，多有传本。考此种杂字书之源，其在《史籀》、《苍颉》、《急就》中乎。殷孟伦先生尝云：“《三苍》、《急就》，本教学童占毕，或以韵语缀属，宜便讽诵……拟于近世，其杂字、歌括之选。” ① （P45）《史籀篇》，周史官教学童书也，然今已不传，不知其体例。秦始皇帝书同文，李斯作《苍颉》、车府令赵高作《爰历》，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小篆。汉初，闾里塾师并三篇为一篇，仍取名作《苍颉》。西汉史游作《急就篇》，今本三十四章，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末一百二十八字为汉以后人所加），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史籀》、《苍颉》、《急就》皆为教童蒙之书，而仅《急就》完存于今。三者体例相类，知杂字书之源于此也。余嘉锡认为：“《三仓》既亡，《急就》亦不行，然在学校未兴以前，村塾小儿所读之书，即古之小学，未尝绝也……其后有《百家姓》、杂字之类，此《三仓》、《急就》之嫡嗣，小学之正宗也。” ② （P568）魏晋之时，杂字书大兴，以杂字命名者有魏周氏的《杂字解诂》等。这种以“杂字”为名的著作在魏晋南北朝有很多，《隋书·经籍志》著录多种，然多数已经亡佚，有的有清人的辑本，还能从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任大椿《小学钩沉》中窥见一二。从清人的辑佚本来推测，魏晋时的书名有“杂字”者，体例不仅不像《急就篇》，也与敦煌中的《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不同，与宋元以来流行的杂字书属于不同的体系。所以魏晋之时的杂字书，应该是属于一般的字书，与用教童蒙的《急就篇》之类不相涉。故清代谢启昆所编的《小学考》将魏晋流行诸杂字书入小学类训诂，意其主要为训释文字，非幼学之必须，重在释字，若《说文》然。当然与宋、元、明、清以来流行的杂字著作不同。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里收当时流行的杂字书，如《开蒙要训》、《俗务要名林》、《杂集时用要字》等，可知此种杂字书在唐代风行。此种小的字书，可能率先雕版行世，故晚唐柳玭云：“中和三年癸卯夏（883），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 ① （P1395）。杂字书上承唐五代之绪余而有新的发展，在宋代基本定型。至明清而大盛，上至内府，下至村塾，无不好焉。明刘若愚《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即载有《七言杂字》、《四言杂字》之类。流风波及近代，1951年初四川南充图书文具业木刊书籍第三印制社刻印有《抗美援朝五字经》、《婚姻法五字经》，皆杂字书遗意，取其通俗，用广宣传。而《中国善本书提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等书皆将此类书归入子部类书类，不知源流体例而致误。故余嘉锡云：“诸家目录皆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征引，又不尽涉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 ② （P563）所以此类杂字之书，属于字书，在传统的书籍四部分类体系中，应属于经部小学类。宋元以来，版刻大兴，流行宇内，盖用以教童蒙，多俗书里说，故目录家不载，藏书者不收，以致传本甚罕。然上递内府下至乡野，童蒙识字多喜好之，钞刻之本绵延不绝，故今日尚能略窥一二。可知蒲松龄所编《日用俗字》，是用以教童蒙的杂字书也，是流行的众多杂字书中之一种，较诸他种杂字书，《日用俗字》所收字数应是现所知最多的一个。

二、来源

《日用俗字》前有蒲松龄序，末有其孙蒲立德跋。此编乃蒲松龄康熙四十三年所辑。分身体章第一、庄农章第二、养蚕章第三、饮食章第四、菜蔬章第五、器皿章第六、杂货章第七、果实章第八、兵器章第九、丹青章第十、木匠章第十一、泥瓦章第十二、铁匠章第十三、石匠章第十四、裁缝章第十五、皮匠章第十六、银匠章第十七、毡匠章第十八、疾病章第十九、堪舆章第二十、纸扎章第二十一、僧道章第二十二、争讼章第二十三、赌博章第二十四、衏衏章第二十五、花草章第二十六、树木章第二十七、走兽章第二十八、禽鸟章第二十九、鳞介章第三十、昆虫章第三十一，共三十一类。

蒲松龄序云：“每需一物，苦不能书其名。旧有《庄农杂字》，村童多诵之，无论其脱漏甚多，而即其所有者，考其点画，率皆杜撰。故立意详查《字汇》，编为此书。土音之讹，如‘豭’读为‘脚’，‘种耜’读‘种使’之类，悉从《正字通》。其难识者，并用音切于大字之侧；若偏旁原系谐声，例应读从半字，概无音切；或俗语有南北之不同者，偶一借用，要皆《字汇》所有，使人可以意会。虽俗字不能尽志，而家常应用，亦可以不穷矣。”从序言中可知，在蒲松龄之前已有《庄农杂字》流行于山东，然多讹误，蒲松龄据以重编。

有清一代，山东学者，撰著杂字书有名可按者，有淄川蒲松龄，诸城曲文炳，临朐马益著，博山宋信忠、东牟石门山房，肥城马文源等。可知蒲松龄于此道非孤，流风使然。蒲松龄所改编之《庄农杂字》，日人平井雅尾《聊斋研究》中提及此书，他认为《庄农杂字》源于《日用俗字》，云：“笔者尚有《庄农杂字》一书，共三十一章，与《日用俗字》颇有类似之点。卷首庄农麦粟章有‘蒲留一百二十行’字样，或为蒲留仙之意义亦未可知。又本书与《聊斋杂字》有完全符合之处，故或模仿《聊斋日用俗字》，后辑出刊，亦未可知。卷之首尾脱落数页，亦无从查考，只可待后日之后证耳。” ① （P26）而李万鹏在《〈庄农杂字〉与〈日用俗字〉》一文中认为蒲松龄据此书改编。不过平井雅尾、李万鹏所见的那种《庄农杂字》都是个残本。

余见这种《庄农杂字》刻本数种，有一册为顺治三年重刻本。顺治本卷端首行题：新刻庄农杂字备用大全。卷端次行题：青齐岐所鞠氏刊行。卷终有刻书题记云：顺治三年春日岐所鞠氏重刻。首句即为“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可知这种《庄农杂字》在顺治三年之前已经流行了，并非平井氏所说的“模仿《聊斋日用俗字》，后辑出刊”。此书在先，应成书于明代。“青齐”大概就是指的山东半岛这一区域，为流行于山东之明证也。又见一册题名变为《新刻校正备用庄农杂字大全》，清聚元堂刻本，乃是翻刻《新刻庄农杂字备用大全》而成。细读之下发现此书与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在章节安排乃至标题名称多相近。高凤翰在《聊斋志异·张贡士》后题云：“村塾中有训蒙要书，名《庄农杂字》，其开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最为鄙俚。” ② （P1190）《新刻校正备用庄农杂字大全》首章“庄农粮粟第一”首句即为此句。此书也分为三十一章，所言内容与《日用俗字》多相近。李万鹏在《庄农杂字与日用俗字》中亦认为蒲松龄《日用俗字》据《庄农杂字》改编。不过李万鹏所据之本多残缺，第一、十二、十三、十四章缺目，笔者所见之本完整，这几章分别是庄农粮粟章第一，飞禽鸟类章第十二、艳色花名章第十三、木匠修盖章第十四。相形而论，《日用俗字》亦有庄农章、禽鸟章、花草章、木匠章等。蒲松龄所见的那种“脱漏甚多”的《庄农杂字》，或即为此种。这种《新刻校正备用庄农杂字大全》大概就是蒲松龄据以重编的蓝本。

三、版本

《日用俗字》版本较多，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中即藏有乾隆十二年刻本。盛伟据乾隆刻本辑入《蒲松龄全集》。笔者所见有清据乾隆刻本影钞本一册，内封三栏，右栏题柳泉蒲先生纂，中栏题聊斋日用俗字，左栏上题时宪文嗣出，下题本家藏板翻刻必究。栏上镌乾隆丁卯年新镌。序言半页八行，行十五字。正文半页八行，行七字句，二句十四字。此本与盛伟所描述的乾隆刻本一致，影钞本也与清代通行杂字书体例一致，可见此钞本当是据乾隆刻本而来。此书又有多种钞本。如王村毕家旧藏旧钞本一册、孙星坦旧藏钞本一册、清钞本一册、《聊斋日用俗字正编》清钞本一册、《日用俗字正编》钞本一册、《柳泉蒲先生日用俗字》招村张宗琪旧藏钞本一册等 ① （P144）。而山东博物馆藏乾隆十二年蒲立德钞本 ② （P74），《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据以影印。自序前有“淄川路鸿藻珍藏”印，目录终有“大荒”印等，知为路大荒藏本，可能是路大荒编辑《蒲松龄集》时所参考的本子。

日人平井雅尾所见此种《日用俗字》刻本有大小二种，俱乾隆十二年刻本，可见流行一时，或后来翻刻时原样上板，连年号也未加改动。平井氏云：“《日用俗字》刻本一册，乾隆丁卯孙立德编（平井氏似误将孙作为姓，名立德，认为是孙立德编，实际是蒲松龄之孙蒲立德编）。……笔者藏有数册，但卷头卷后有数叶脱落，或损坏难读，幸而路大荒君藏有一完全者，遂得修补焉。笔者所藏者，有大小二种，出刊年次皆乾隆丁卯（十二年）仲秋。……据此观之，在孙立德时代，确有出版聊斋遗稿之计划，是为瞭然之事实也。此书题笺之里页，刻有‘时宪文嗣出’，故或能发现《时宪文》之刻本亦未可知。路君亦无此书，且未见过，云今连同立德校正之《志异》刻本均在极力搜索之中，此《日用俗字》刻本系个人出刊，部数亦不甚多，因之遗存之残本亦极稀少，殊以小册之版，字较大册者稍劣耳，故《日用俗字》同时有两种刻本者是事实也。” ① （P25-26）平井氏藏书后归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

此外尚有《四言杂字》，王村毕家旧藏钞本（题柳泉手著自严手钞）；《聊斋续编日用俗字》，据梦渔堂邹氏藏钞本重钞；《重续聊斋杂字》，清钞本 ② （P145）。皆藏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此三种皆未知是何内容，仅知平井氏有提要云：“《日用俗字续编》（续聊斋杂字）一册。兹将笔者所收集之《日用俗字续编》（续聊斋杂字）顺带介绍於次。至于《日用俗字》是否有续编，尚无确实之考证，但笔者现藏之《续聊斋杂字》，系一旧钞，足有百年以上之老钞本，内容为左记十四篇：天、地、帝纪、山、水、金、石、草、木、丝竹、禽、兽、鱼、虫。此外尚有地方所传之聊斋杂字数种，皆无确实考据者，只可供参考之资料，故特省略之。” ① （P34）可见《日用俗字》影响力之大，不但迭有钞刻流传于世，又有续篇多种，仅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聊斋文库一处即所藏多种，民间所存当更多。

四、版本之间关系及编者问题

然以笔者所见清据乾隆刻本影钞本（简称影钞本），校以路大荒所辑《蒲松龄集》本（简称路本），盛伟编《蒲松龄全集》本（简称盛本），山东省博物馆藏清乾隆十二年蒲立德钞本（简称乾隆钞本）。可知路本、盛本、乾隆钞本俱有脱文十数句。而今坊肆通行之李国庆校注本、《中国幼学文库》本、《杂字类函》本皆据路本校印。路本未能参校众本，讹误甚多。有学者研究校正是书，未明源流，认为蒲松龄所编即为如此。如《今本蒲松龄〈日用俗字〉形讹字考证》所列举的83句92处讹误，经笔者校核，其中61处以上是路本所据版本的错误或排印错误，其他版本皆不误。据路本立论，既不能得其要领，亦厚诬先人矣。今就笔者所见四个版本对校，分别源流。

1、四者相校，异文甚多：

2、四者相较，用字不同（因异字较多，暂举几个例子说明，并参考张树铮的辨证成果）。

观表中所列举诸字，路本、盛本、乾隆钞本多一致，可见路本、盛本、乾隆钞本三者为一个系统，而影钞本属于另外一个系统。最后一句“古言蛙鸣如擂鼓，今闻蝉叫似弹筝”仅有路本和乾隆钞本有，可知路本与乾隆钞本有关系，但二本相较，乾隆钞本多俗字，如暖作煖，曬作晒等字，还有一些倒文讹文，二者也不尽相同，推测是路大荒校正是书时参考了乾隆钞本。但路大荒校辑是书时并未言所据何本。平井雅尾提及其所藏的刻本《日用俗字》云：“路大荒君藏有一完全者。”由此可推路大荒的底本或来自自藏的刻本。

而盛本，据文后注释云据乾隆刻本排印，显然其此乾隆刻本较特殊，如养蚕章第三题下那段异文，各本俱无，此段一文又与上下文不相衔接，颇疑为刊刻时误增之文。盛本亦多误字，而影钞本误字少。但是影钞本删去旁注直音小字，仅存正文，虽则如此，影钞本价值之大超越盛本，如盛本误而影钞本不误者有数十处之多。由此可推测，盛本所据之乾隆本或是后来翻刻本，亦未可知，未见盛本所据原书，书此存疑。

至于影钞本与诸本相较为何衍出十数句之多，且多不同。我认为影钞本不同于刻本固定，当然不排除钞手增改的可能，但是此本讹误少，且字句增益于众本，显然是经过行家校正，我怀疑影钞本是来自真正的蒲氏家刻本，其他诸本或是据钞本翻刻、钞写的本子。如乾隆钞本钞写多讹误，上面有朱笔大量的校改，这种校改，似另据一本。由此可知所谓乾隆刻本应有多种，平井雅尾所见即有大小二种，或当时已有翻刻未可知也。翻刻之本流行，以讹传讹，遂不得原本校正。

影钞本虽多异文，但影鈔本在用字之上比其他各本皆准确且权威。可知此书在清代翻刻不止一次，所据底本也不一定相同，故虽同源于乾隆刻本，亦有异文。于天池认为收入路大荒编的《蒲松龄集》中的《日用俗字》，不是蒲松龄的原作，窜入了后人的文字 ① （P250）。是书用教童蒙，为日用之书，后世钞刻频繁，率以臆增删，遂滋后世疑窦。但可以肯定是书为蒲松龄原作，后人像蒲松龄删改《庄农杂字》一样，也对其《日用俗字》加以增改，更何况还有续书数种，绵绵不绝。颇疑最先增改者当是蒲松龄的孙子，即为其整理著作的蒲立德。而山东博物馆所藏的所谓乾隆十二年蒲立德钞本。我认为可能是世间普通的一个传钞本，而非真正的蒲氏家钞本。

据此，我们得出结论，此书为蒲松龄所撰毫无疑问，但屡经传刻，后人加以添改内容的事实也不容否认。我不认为乾隆家刻本为定本，可能在乾隆刻本之前，蒲立德校正之时已经加以添改校正了。至后来钞手随意添改，加以后世排印出版校勘草草，遂至面目全非。我们不能将这种流传过程中的错误归罪于蒲松龄。世间所传乾隆钞本、路本、盛本俱非佳本，讹误满纸，据俗本来作研究的话则厚诬蒲松龄矣。而影钞本则错讹较少。我认为要参校众本，校证文字，为蒲松龄的此种重要著作扫除疑雾，恢复原貌，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也便于研究者的利用。

五、价值

民国时刘复（半农）在一册道光十三年（1833）钞的《元龙杂字》上题曰：“民国二十一年（1932）得此一册于厂甸荒摊，盖九十九年前删补之本，与今世流行刊本颇多不同。倘能得更古未经删补本，于旧时语言、名物研究，尤为有用也。” ② （P144）《日用俗字》中保存了康熙时期淄川地区的方言俗读、俗字、风俗材料，为地志之缩本，民情之实录，也为法律、名物、蒙学等的研究提供素材，应引起重视。其中俚言皆可证古，前修多已发明，如《日用俗字》庄农章第二：“耢过才着种耜耩，耧斗石沉种金尖”、“犁箭耢耓安排好”。曲文炳《四言杂字》有：“扶耧耩地。”马益著《日用杂字》有：“耩子拾掇完”。按清潍县郭麐《潍言》：“次用枣木者曰耢，耢后用耧，下种入田曰耩。……耙、耢见《农政全书》，盖犁以起土，惟深为功，耙以破块，惟细为功，耙之后用耖，又用耢，耧即《齐民要术》耧车之耧。耩，见《广韵》，耕也。” ① （P73-74）耢，即平田之器。丁惟汾云，通常所用者，为长小木板，系于耒后，随耕随播，随播随覆。今耕种者犹用之，今之耢，变木板为条柴，其制宽大，作长方形。播种之后，再用以摩平沟陇，比较古时用木板者，更为适用。然其制虽变，而名仍沿古名也。《俚语证古》又云：“耢，耰也，覆种摩田器。为耰之双声音转。《说文》：耰，摩田器也。……耰，《集韵》作耢，云摩田器也。” ② （P203-204）于此可知，耢，平整田地之器。耧，耧车。耩，播种也。皆当日之方言俗用之字，而可以凭此以证六代之绝语也。

又庄农章、养蚕章描写的农业生活，器皿章、杂货章描写的农村日用品，丹青章、木匠章、泥瓦章等描写的农村手工业，堪舆章描写的当时农村对风水的迷信，菜蔬章、果实章提及淄川当地的物产，可与《淄川县志》中的物产部分相较。（乾隆）《淄川县志》提及有“芹、菘、韭、芫荽、菠菜，苕达、芥菜、莴苣、茄子、苋……薇、蕨” ③ 三十五种蔬菜。而蒲松龄的《日用俗字》中“菜蔬章”就一口气写出六十余种蔬菜。除去海带、海藻之类是附近沿海所产外，剩下的也有五十余种。《日用俗字》中不仅提及它们的名称，对它们的特性与做法亦有记载，如“茼蒿立夏花开好，（下转第134页）

（上接第128页）

芫荽经霜臭不生”、“茄子用油炬炬好，葫芦加料上笼蒸”等，化用民间俗语，以七言韵语连缀成篇，此段可视作又一种《淄川县志·物产志》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衏衏章述及生活，为其他杂字著作所不多见的，如云：“白发上头客不至，红粉绝气死无材。败残苫箔犹堪卷，乱散堈中便可埋。”读来沉痛，岂止是杂字著作，亦可视为诗之变体也。故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说：“特既幸存于今，则皆足以考古。猥琐之事，可以观物情，荒谬之谈，可以见风俗，文字可以明通假，歌谣可以证音韵。”岂可以村书忽之。

世间流行诸本《日用俗字》，各有不足之处，希望能将《庄农杂字》顺治刻本、《日用俗字》乾隆刻本及各家钞本、《日用俗字续编》钞本等，汇集一编，影印出版。既便学术研究，为蒲学之功臣，又可用教童蒙，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