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品后配额时代:悲歌?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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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1月1日起，根据WTO《纺织品和服装协定》（简称ATC）的规定，中国进入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纺织品服装配额告别历史舞台。
在这个节骨眼上，本刊编辑部专赴中国纺织品服装集中地――宁波，邀请纺织服装业的企业家、学者和海关管理者们，“有话好好说”。
市场飘来雨做的云
孙云彪:贸易摩擦加剧，变数增加
我们企业每年主要出口西服，2004年出口总额为1亿美金，主要销往美国、欧洲和日本。其中，日本所占的比例约为40%，美国不到10%，欧洲超过20%。
配额取消后，我认为国内服装出口的市场格局将重新洗牌，估计这个需要3到5年的时间。整体上，国际贸易摩擦将加剧，市场的变化因素也增加。贸易摩擦比较多的形式是“反倾销”和特别保障措施。
预计相关国家必然会运用“特保”等措施来限制进口总量，这是一个必然过程。一般来讲，美国对于采取“特保”比较感兴趣，而欧洲主要集中在反倾销手段上。
今后市场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於锡明:我们不会阵痛
以前由于配额这种硬性限制，我们的产品（针织服装）主要向日本出口。2004年出口总额2.5亿美金，产值与利润在全国针织行业均名列前茅。配额取消后，整体上市场是更广阔了，我们也在开发欧美市场。
取消配额后，经济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的低价劳力优势确实存在，会对欧美市场和企业带来冲击。那么进口国肯定会采用多种手段，给中国一定限制。
我们企业比较适应没有配额的竞争，不会有阵痛的感觉。前不久，Adidas，Nike等几家国际知名企业来我们厂考察。他们看到我们的规模和生产水平，也很高兴。世界上很多优秀企业也需要找我们这样的制造商，需要和我们合作。
周近光:自由度大多了
我们企业说老也老，说新也新，由一家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现在我们主要出口纺织原料，棉线、缝纫线、面料等。在配额时代，棉花进口需要配额，配额取消后，我们的自由度就大多了。
储嘉康:贸易保护升级不仅仅针对中国
一般认为配额取消后，贸易保护将会升级，但是这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美国和欧洲，和日本之间，也有激烈的贸易摩擦，也有各种技术标准争论的问题。所以对企业来讲，还得分两面看待。几年前，我们对于市场经济还不了解，观念也还非常死板，我们是一步步走上正轨的。现在过渡期结束，在这个过程里面自然也会面临很多问题。配额取消，整体上对宁波纺织服装业有一些影响，但不会很大。
张浩波:2005年上半年可能有一个翻番的增长，强者越强
整体上利大于弊，出口量在2005年上半年可能有翻番的增长。大的企业会有更大的发展，强者更强。但是纺织品服装行业企业的技术门槛很低，像宁波周边地区的织布等行业，一户人家、几台机器就能做起来。有些小企业出口价格很低，比如一件滑雪夹克衫就卖一点几美金，这样会对正规的大企业产生冲击。
走出那个山坳
配额限制“退休”，市场暗礁现形，“宁波制造”决计在风险中更加小心翼翼地前行。而相对于部分国人对SA8000等国际标准的忿忿不平、对提升竞争力的心急火燎，宁波人又显得平和多了。
跨越“国际门槛”
於锡明:也是一个好事
我们曾经经历了客户三年的验厂。开始我们也很头痛，日本客户对劳动时间、加班经费、卫生、消防的要求都比较苛刻。然而十几年下来，我们确实各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客户的高要求，促进了我们的发展和规范化管理。
过去我们只知道利用低价劳力挣钱，人性化管理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前我们国家卫生间的状况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企业的卫生间可以和宾馆相媲美。这是在客户的客观影响下形成的。虽然需要投放很大资金，但工作环境好了，产品品质也高了，这就是一个进步。
一些技术标准，比如福尔马林的含量，开始我们觉得过于严格。但实际上，衣料中化学物质的残留物确实会对人体健康形成影响。
从正面意义上说，达到这些标准是企业技术上的提升，是跟国际接轨的一个表现。看起来是一个坏事，也是一个好事。
孙云彪:欧洲和美国客户不一样
我们觉得欧盟和美国的要求不一样。欧洲客户比较松，尽管他也有很多数字规定，比如劳动保险、加班工资……但我们可以先做到60%，再慢慢满足他的要求。而美国方面就不一样，必须做到100%，他才会跟你合作。
储嘉康:SA8000是很正常的市场规则
我觉得，SA8000不算是壁垒，是很正常的市场规则。它与ISO9000和ISO9001互相补充。前两个是产品质量和环境保护方面的，SA8000是保护劳工权利的。
民工就是离开土地的农民，他们不是社会不安定的来源，他们创造了社会财富。宁波如果没有200万的外来民工，经济发展肯定是搞不起来的。SA8000确实有提高劳动者地位，保证劳工权利的作用。
遵循这些标准，肯定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如果不进行认证，就很可能丧失市场。不仅纺织品服装行业如此，其它行业也一样。
周近光:我们企业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国际认证，我们生产的“敦煌”牌缝纫线，就已经通过国际环保认证。
三个切面
孙云彪:把握增量，控制货物离岸时间
2004年秋交会上，纺织品的出口量要大于服装出口，就是一种市场求稳心理的表现。服装出口的可变因素要多于纺织品出口，所以在交易会上有所体现。
我们雅戈尔的具体措施是，保持出口数量适量的增加，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按照我们的估计，国外企业从提出申诉到做出裁决，大概需要3个月。我们现在把出口货物离岸的时间控制在这3个月内。另外，对客户的报价一定要明确，要注明是不含配额的价格。这种做法比较安全，比较适应市场不确定因素。
在反倾销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积极应对，做好技术准备，比如聘请专业律师。反倾销的两大要素，一是市场经济地位，二是进行第三国的价格对比。我们在做好产品质量提高的同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款式。
周近光:寻找合作伙伴
两年前，我们参与了宁波市政府的城市改造计划。工厂从市政府附近的甬江大桥搬迁到工业园区。搬迁意味着重建厂房、技术设备更新，整个成本会上升。我们感到不能简单搬迁，要借这个机会寻找合作伙伴，进入国际市场。
现在我们跟日本一家公司进行了合作，引进他们的管理方式和技术。新厂建成后，员工从2000人精简到1000多人，2003年8月份投产。产品档次提高了，2004年总产量达到了 1万吨 ，其中1500吨销往日本。现在企业还处于新生阶段，要考虑与合作伙伴利益共享，积累在海外的销售网络。
郑江:思变不在大小
我们感觉对于大的企业来说，成竹在胸，有些准备。而较小的贸易型公司，就可能会碰到以前打火机、轴承遇到的反倾销等问题。
企业不能只靠低价位来竞争，这样抗风险能力太差。像今天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有的来自宁波比较大的企业，产品和规模都有优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接触到的小企业，可能会改变经营方法来应对。据我了解，在温州，很多出口俄罗斯的服装企业就采取在境外注册公司，在国内采购的方式。相信一些中小企业也会在这上面想办法。
品牌:竞争力的下一个出口
储嘉康:品牌让宁波尝到了甜头
服装是宁波的一个象征，是宁波的支柱产业。宁波的纺织品服装行业在品牌战略上是全国领先的。常州一年的服装出口不比宁波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常州没有叫得出来的品牌。
90年代初，杉杉和雅戈尔花了几百万开始搞品牌，大家都很不理解。但是后来证明:企业尝到了甜头。雅戈尔在全国有两千多个专卖店，在新疆的小县城里也看得到。现在更多的企业开始打品牌。
但是品牌经营并不是绝对的，不同企业会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打造一个品牌的成本相当大，周期很长，不是很多企业能做得到，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成功。
宁波的错位发展做得比较好，比如雅戈尔主营男装、西服，培罗成则往制服方向发展。
於锡明:什么时候发展品牌是企业的成熟度问题
我们认为自己是制造企业。为什么不搞品牌？因为觉得自己还不成熟。
发展一个品牌，我们需要投入几亿人民币的资金。我们要谨慎考虑。以前一些企业花重金打造品牌和知名度，但是没几年，这个牌子就看不到了。我们期望自己经营的品牌能够长期存在，而不是昙花一现。在方式上，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别人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些，企业都有自己的打算。
品牌是企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在什么时候发展品牌是企业的成熟度问题。
张浩波:大量企业仍停留在低价位的加工上
宁波的纺织品服装在过去的竞争中已经经历过一次洗牌了，有些老品牌，比如红灯牌，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了。很多企业都是从小做大的，但是还是发展得不够。
像维科这样由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生产规模还没有扩大，生产潜能也还没有发挥。还有大量企业停留在低价位加工上。
孙云彪：提升竞争力，需要耐心
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水平，要在科技上发展。纺织服装也是有科技含量的，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纳米免烫技术。
国内服装业现有的品牌要真正走向国际，需要一个过程。为国外品牌作加工生产，可以提高我们的加工水平，可以了解国际市场需求。完成这一步后，企业再建设营销网络，宣传和推广自己的形象。
现在媒体都集中于报道企业应该如何发展品牌，提高产品品质，这是大家对我们长期发展的期望。但是达到这个目标需要30到40年的时间，需要有耐心。
还是合唱好
市场秩序有些混乱，行业管理尚不尽人意，还有万众瞩目却又敏感的政府引导措施，大家千头万绪里找和谐。
拿什么规范你，市场
孙云彪：企业，不要盲目接受订单
2005年1月份的西服订单，我们收到了40万套。由于考虑到市场风险，也主要是为了减轻整个市场的压力，我们将数量控制在10万套左右。
我们认为，作为企业来讲，不要盲目地接受订单。企业如果无限制地追求数量，就会导致出口总量激增。进口国很可能会迅速做出限制性反应，那么受损的是整个行业。但是有些外贸公司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们会在年初接受尽可能多的订单，不会考虑市场长期的发展。这是一种矛盾，很难协调。
2004年9月，商务部曾经在宁波举办了一次会议，对于规范市场的问题，纺织品进出口商会高会长当时提出：政府引导，协会协调，企业自律。我们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主要利用市场手段来调节，进出口检验 部门和海关采取相关管理办法来辅助。
郑江：敏感商品可采取价格愈合
即使在配额时代，有的企业也绕过配额管理进行出口。比如采用中性包装，或者通过其它国转口。进入国际市场的实际数量和配额是有一定差距的。
海关一直把纺织品作为重点对象来进行管理。但由于数量和种类繁多，海关在政策上有时也难以把握。我觉得，配额管理取消后，国家为了管理，还是会采取一些非制度性的政策。比如，国家会对一些敏感商品采取出口价格的愈合、平衡机制。
价格愈合，是指产品价格在出口时向商会汇报，海关凭商会和愈合表格放行。现在像自行车、空调这些商品，国家已经采取了这种管理方式。2004年，商务部对棉织毛巾也采取了价格愈合机制，而这个商品是没有配额限制的。
我想，为了避免开放后出现的问题，还是会有相关的管理方式出现。
张浩波：海关监管期待行业协会的介入
2004年，国家对于三种产品采取了出口登记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提高了企业的资金门槛，压缩了一些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
海关监管也存在一些难度。纺织品种类太多，有些产品的出口价格需要专业人士来认定。我们希望和税务、审计部门，尤其是行业协会加强合作。
宁波的洗衣机行业2004年采取了价格协调的方法。由行业协会牵头，说服企业达成比较一致的价格，效果不错。如果纺织品服装协会也能如此，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机会也会大大减少。行业协调企业取得价格上的一致，海关在后续的进出口环节跟上工作。
储嘉康：要给商会、行业协会、工会足够的市场地位和权力
最关键的是要规范市场秩序。
宁波有这样的教训。宁波是全国最大的轴承出口基地，以前利润很好。但是现在有600家企业蜂拥而至，形成了恶性竞争。海外客户非常精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我们的产量，然后找不同企业相互压价，使得我们的利润非常微薄。
对反倾销调查，政府不好出面，一家企业应诉的成本太高，就要发挥协会的作用。贸易摩擦在最近几年不可避免，也要靠行业协会对价格问题进行协调。目前来看，行业协会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还远远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把政府原来的一些功能给社会团体、协会和工会，给他们足够的市场地位和权力。
政府该做什么？
孙云彪：市场放开后，不能再进行分配
对于国家宏观调控，我们有几个想法。对于国外提出设限的产品，国内如何对于数量进行分配？如果对于价格进行控制，设定出口最低价格，那么如何进行控制？这个价格由谁来决定，其依据又是什么？
2004年，国家对三类产品采取了出口登记管理办法，其产品范畴没有涉及我们企业。在各界，还有关于采用原产地证办法加强管理的讨论。如果采取原产地证，那对“来料加工”又该怎么办？这个比例怎么掌握？
取消配额后，政府究竟会出台什么样的办法引导，我们心里并不确定。另外，我个人认为，政府不便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这样会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已经接受国外的一些保护措施。这是一个策略。但是不讨论，不提出引导性策略，当问题出现时，企业会感到措手不及。这非常微妙和敏感。
配额不是根据企业产能来分配的。要打破这个旧体制，很难。以前美国给中国的西服出口配额，一年是全国30万套，这个数目相当少。仅雅戈尔来说，我们一年的产量是180万套。如果国外对于我们的产品设数量限制，那么这个数量是不是分配，怎么分配？
目前有两种意见，生产企业要求根据实际产能分配，传统外贸企业要根据老办法，要求照顾。这就不是一种市场行为，很难平衡。说到分配，也是过渡性质的、临时的。市场放开后，不能再进行分配。根据市场的自律和自我调节来满足市场需求，这是市场秩序的一种正常演变。“分配”，这样的用词也不是很合适。
於锡明：政策制定要合乎国情
在有些方面，中国的法律制定有些超前，但是有时执行滞后。我们有个德国的客户说：“中国的法律定得比国外的还严格，但是需要外国人来执行。”我觉得这是一个侮辱。中国在执法中要加强。
比如《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一月加班不能超过36个小时，而国外客户允许的是60个小时。那么这个规定就不是很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还是会适当的加班。如果不允许加班，我想我们厂里一半的工人会跑光。对于《劳动法》的检查，海外客户也是根据两者来决定，要跟国际接轨，也要符合中国国情。
孙云彪：不能让企业负担过重
养老保险的情况也是这样，外地职工不大愿意交纳保险金。因为他们流动性很大，不会在一个企业干一辈子。但是离开一个企业以后，他们会担心：我交的钱以后从哪里去拿？我想，这不光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跟国家的保险金框架有关系。
从工资体系来说，宁波以前的最低工资是520元人民币，当时广东是400多人民币。现在又上调了，宁波总是领先全国标准。这对吸引民工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让企业负担过重。如果企业的效益不能承受，不仅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也不能满足国外客户验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