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俄成语的不/可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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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语是每种语言都有的共性现象，成语研究在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成语研究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成语的 “可译性”问题。本文从翻译等值的角度解析成语“是否不可译”的问题，并结合翻译实践提出解决问题方法。

关键词：成语 不/可译性 等值翻译

翻译的使命就是充分传递原文信息，但是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信息的流失。根据译作所传递的信息量出现了语言的可译和不可译现象。从当前的研究看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依然没有定论。所谓的不可译即是译作不能传达原语文本中的一些意义或者信息。翻译过程中的不可译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的语言层次表现各异。针对各种自然语言的共性现象――成语――在翻译中的定位，即是否具有可译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世界语言的角度看，汉语、英语和俄语的言语主体占绝大多数，本文拟就以上三种语言成语的不/可译性做出评介，就成语的可译性进行争鸣。

一、成语的 “不可译性”属性

成语自然语言历史发展的精华积淀，突显着语言的全部性质和结构。每种语言都有成语这个构成要素，汉语、英语和俄语概莫能外。俄罗斯语言学界关于俄语成语的界定为宽派（强调成语的再现性）、窄派（强调成语的凝固性）和居中派（介于二者之间）；我国学者李锡胤提出成语的特征是能指的分离性、所指的合一性、结构的固定性、成分的积淀性、含义的引申性。关于成语的不可译性，语言学家们见仁见智。尤金•奈达说：没有一种译文能够达到完全对等，不同的译文实际上只是不同程度上的对等。我们不能将“对等”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而只能理解为近似，即在不同程度上接近功能等同。波普维契根据成语的语言特点和民族性认为，不可译性即：由于缺乏外延的和内涵的对等关系，在原本的语言要素和译入语的语言要素之间缺乏在意义和表达上所需要的线性和功能互换性。

二、成语翻译过程中的等值分析

从翻译的角度看，一种语言现象能否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即具不具有可译性的根据是等值原则。在俄罗斯语言学界，翻译的等值原则在翻译理论中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B•H•克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学》提出的等值观是：翻译的要求仅仅是原文和译文的交际等值，在具体的交际行为环境中相互替代，所谓的交际等值是指不同文本在言语交际行为中的等同，区分为交际目的等同、情景等值、情景描述等值、句法结构等值、最大限度等值。施维采尔在《翻译理论》中区分了等值和对等的概念，借鉴了符号学研究的句法、语义、语用的三个平面，将等值分成句法等值、语义等值和语用等值。后者的等值观念是成熟的翻译等值理论的代表。翻译等值从语言层面的角度看是形式、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上的等值操作, 三个等值层面的关系以语用等值为前提，语义等值为基础，形式对等为要求。

分析成语的翻译等值与否可以从上面提到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过程中必须从汉英俄成语的本身特点和性质出发，其翻译等值的标准首先是用成语去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成语，因为各种语言都有其成语系统，作为共性的成语系统间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和联系，这也为进行等值翻译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分析成语翻译的等值性首先要从成语系统的区分和对应关系谈起。

首先从成语的句法形式看第一层面的等值。毫无疑问，汉语、英语和俄语成语有相同之处，比如在音律上。虽然，各种语言的成语音节并不整齐划一，结构成分参差不齐，但由于受到诗歌节律等音韵手段的影响，很多成语结构和谐，韵律优美，乐感极强，具体表现为：①讲究押韵，如英语的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heck for nothing；俄语的на вкус и цвет товарища нет）等；②讲究对仗，如英语成语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俄语Язык мой-враг мой），汉语成语也具有这种朗朗上口的神韵。然而，从结构上看，各成语系统间的异多于同。英语和俄语成语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这两种成语大多数以具体的词组作为直接来源，很少按词组或者句子的模式产生，这也就是说，这两种语言的成语不受该语言系统对于词组和句子的约束，不像汉语成语那样具有典型的四字格式。汉语成语典型的结构模式和汉语本身句法结构和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有关，使之区别于英语成语和俄语成语，显得特别定型。虽然汉语成语也有非四字成语，但是其在汉语成语系统中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英语和俄语成语那样的程度。

从第二个层面的等值看明显是语义等值。虽然作者同意张德基认为成语具有可译性的观点，但从三种语言的成语系统来讲，在语义的承载上又存在着不同。从整体上看，三者的语义结构都带有整体性、凝固性、文化性，成语的语义不是构成要素意义的叠加之和，其成素已丧失了独立的语义特征，失去了与原词的语义联系而成为一种分写式的符号；成语的语表义、语源义、概念义、附加义、语位义等具有共性，但它们又各有不同：汉语成语强调典故性、突出语源性；英语成语和俄语成语的口语性强、情感附加义丰富。成语意义的变化模式相同，有扩大、缩小、转化，但是英语成语和俄语成语侧重语义的整体性和融合程度，汉语成语则侧重成语的生成方式：是比喻还是引申。从上面的共性和个性分析可以看出英俄汉成语的语义区别在于语言的引典，还是情感义的附加，语义生成过程中的比喻或引申，还是整体融合，集中体现了三种语言所反映的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思维方式、民族特征及其语言结构。具体而言，汉英俄成语的对应关系凸显了三种语言的语义异同，即（1）完全对等：语义相同、形象相同。如like fish in water――如鱼得水――как рыба в воде；（2）部分对应：成语语义相同，但形象不尽同。如be chicken-hearted――胆小如鼠――бояться как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тени；（3）不对应，三种语言的成语有的有形象，有的没有形象。如complete /hopeless mess――一团糟―― заварить кашу；（4）不同语言的成语形式上一致、语义上迥异。如：eat one's words表示（被迫）承认错误或收回前言；而汉语“自食其言”表示失信、不履行诺言。

综上所述，三种语言的成语系统虽不具有完全的等值性，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同的。从翻译理论的角度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成语的“不可译性”是以翻译完全等值的标准来衡量的。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完全等值只是一种对完美的追求，也是对翻译工作者的最高要求，通常很难达到。这个观点放大了不同成语系统的对立，使成语的翻译进入盲区。

三、成语互译的实现

对于成语的 “不可译”属性我们应该进行理性的科学分析，并在翻译过程中克服其影响，做到尽善尽美。成语翻译是翻译学中的另类现象，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在翻译过程别要处理好成语的个性问题，等值翻译是我们成语翻译的追求目标。

首先是分析等值三个层面的内在关系。翻译时应首先考虑语用层面的等值，然后考虑语义的接近，最后是形式的相似。毫无疑问，语用是语言的等值最高目的和追求，这是语言的交际工具属性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语义上的等值和语言组合形式的整体等值，实现语用等值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是立足于当前的语言研究，从解决具体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努力解决理解与表达的准确与通顺、形似与神似、实译和虚译等矛盾，即不以追求翻译过程中的完全等值为目的而是舍次求主，力求译语内涵与原语等值，达到交际目的。

分析不同语言的成语系统对应关系，从不同语言系统内的异同比较这些语言成语的异同对应。成语在每个语言中都是一个独特的语言现象，并且研究的成果表明成语是一个系统。在成语系统中成语作为个体的存在总是有限的。从当前的研究看，我们可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这就涉及到成语系统的系统研究，从当前对成语的研究趋势看，这是成语学发展的方向，是成语学家们努力攻关的焦点。在两个具有关联性的成语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对应，有利于翻译工作。

对于成语等值翻译的具体策略，一些专家提出：首先是建立合理的“成语语义”概念，分析成语的结构义和语用义；在翻译中需要遵循“用形象译形象”和“用成语译成语”两个重要原则。这两个策略的提出体现了成语系统研究和成语对比研究的思想，目的都是为了在翻译中实现或尽量的接近等值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桥梁（包惠南：2003,8）。成语很明显是一种文化现象，成语的翻译很充分的体现了译者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并且跨文化交际中词汇的缺失、冲突、寓意和联想的不一致以及民族的心理差异等方面给译者带来了诸多的障碍与困难。因此成语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沟通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移植。译者充当多种文化和冲突的缓冲桥梁，其文化作用下的翻译素质和倾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从桥梁的角度进行审美、选择实用的语言风格、端正对待本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

四、结语

从本质上讲，不同语言成语的不可等值翻译取决于每个语言的语言文化特质。一方面，这种文化是不同类型语言的对立（综合语和分析语等），另一方面，是由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所决定，从语言主体的角度看更是人们认知结果和过程的差异。从成语的不可译性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语言成语的民族特质，但是这并不代表成语的等值翻译的不现实，成语作为语言的子系统还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雅可布逊说：“所有认识上的经验及其区分，都可以承载在现存的任何语言中。如有缺陷之处，可以通过借用词、借用译法、新造词、或语义转换，最后还可以通过迂回曲折的办法使词语得以修整和扩充。”基于翻译实践，成语翻译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等值于我们所想得到的语用等值的水平，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应该继续推进这项研究工作，解决跨语言交际过程中存在的成语问题以服务于言语交际。

参考文献：

[1]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2]丁昕：《俄语成语研究》，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1。

[3]倪波、周承、李磊荣、杨明天：《言语行为理论与俄语语句聚合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张发祥：河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