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羊友冠(外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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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友冠,在三十多年之前,跟我做过两年多的中学同学。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接近四十年的时光,是足够漫长的了。因而,对于那个时候的很多人和事,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了。但有一个人却始终让我无法释怀,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地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梦境里。这个人,就是羊友冠。
我从小跟爷爷奶奶在青岛生活,父母在济南工作。爷爷离休之后,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就带了奶奶和我回故乡定居了。在故乡呆了一年多,我该升中学了,爷爷就把我送回了济南。
刚进中学的时候,我很孤独。其他同学都是从小学一起升上来的,大家或者是街坊邻居,或者同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班级呆过,彼此相熟得很。而我的处境,则完全可以用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来形容。再加上我又操着一口外地腔,还夹杂着一些家乡的土话,就显得更加另类。为此,有许多同学瞧不起我,称我为“老杆子”(意为乡巴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好像是陈宝国主演的电视剧,名字记不清了。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少年时代的男主角从农村来到北京上中学的时候,由于穿着、口音比较土气,受尽了同学的嘲笑与歧视。他的处境与感受,与我的中学时代,是何其相似呵!从一个充满亲情之所在,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周围全是冷眼与不屑,我的心情很受伤、很无助。在很多国人的骨子里,都有瞧不起弱者的劣根性。即使在一些孩子们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欲、压迫欲以及破坏欲,也很令人叹为观止。对落魄者再踹上几脚,在一些孩子们看来,是件很痛快过瘾的事情。即便他们一些随意为之的言行,对别人心理上的伤害,也往往非常之大。
羊友冠不是这样的人。他从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冷落我、取笑我。我家和他家住得比较近,每天他都约了我一起去上学。放了学,他陪着我这里那里地乱转,像个导游样给我介绍他所知道的关于济南的一切。比方说,千佛山、大佛头,趵突泉、大明湖……他家大人不在的时候,还常常拉了我去他家玩耍。家里吃的、玩的,对我也从不吝啬。
羊友冠很仗义。每当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但若真动起手来的话,吃亏的往往是他。有一回,一个绰号“胖翻译”的家伙,在放学的路上肆无忌惮地捉弄我。因为有几个女同学在旁边,这家伙的情绪格外亢奋。我被他气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没办法,强者为王,我打不过他。羊友冠在一旁看不下去了,他一把拉开“胖翻译”,斥责道:“你凭什么笑话人家?你看你胖得那个熊样,不就是个坏蛋‘胖翻译’么?哪点儿比人家强?”事后,一直记着仇的“胖翻译”,到底约了几个人,找茬揍了羊友冠一顿。
在家长、老师的眼里,羊友冠大抵应当归为坏孩子一类。遗憾的是,我也曾经接受了这样的看法。他的长相透着几分憨气,眯缝眼,厚嘴唇,大板牙,一张胖嘟嘟的脸。因为他的名字、长相,“胖翻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洋油罐子”。大家都这样喊他,包括我,他却并不烦,答应还得挺痛快。
羊友冠比较调皮,但却不够机灵。在跟着别的孩子一起捣蛋的时候,他的动作老是比别人慢半拍,以至于常常替人背黑锅。比方说,有一回他跟一帮孩子课间拿着弹弓打麻雀,不知是谁把教室的玻璃打碎了。大家见状一哄而散,他还站在那里傻傻地端详琢磨,责任自然便由他来负。再比如,以“胖翻译”为首的几个家伙,经常爱耍个小聪明,篡改个革命歌词、口号什么的,像“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向学习,向撅腚”之类。不同的是,别人看到情形不对就会马上闭嘴,而他兀自在一旁或念或唱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大家对此有个生动的比喻,叫做“没逮着拉屎的,逮着拔橛的了”。久而久之,羊友冠在大家特别是老师的心目中,就成了坏孩子中的“首恶分子”,怎么也摆脱不掉这恶名了。唉,主观印象害死人呵!
更要命的是,羊友冠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他的父亲我见过,是个沉默寡言、没多少文化的老工人。而他的爷爷,据说是个富农。后来我才明白,羊友冠在学校里之所以被另眼相看,并不全是由于他的爱玩好动,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
在济南的方言中,“爷们儿”通常是长辈对于晚辈的昵称(限于男性)。羊友冠对这一点并不十分清楚,他可能是觉得“爷们儿”这称呼挺有意思,背地里总是称他父亲为“俺爷们儿”,整个儿弄反了。他很怕他“爷们儿”,因为他“爷们儿”经常不由分说就暴揍他一顿。也许他“爷们儿”自认揍人的理由很充分、动机很善意,但羊友冠却不这么看。动辄挨揍、全无温情的父子交流,竟使他对“爷们儿”由怕生恨,反目成仇。
在现实生活中,多数人习惯于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去管教孩子,全然不顾孩子是否能够理解、接收这些。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家长们往往会觉得很冤屈,明明是为你们好,为啥就是不听呢?其实,在多数情况之下,孩子们并非故意拧着不听大人话,而是他听不懂、弄不明大人的那些道理和举动。这也难怪,成年人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你不能指望他们的理解能力跟你一样。因此,采取孩子们能够理解、接受的恰当方式,对他们进行管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否则,轻者不会产生什么效果,重者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羊友冠,他父亲的严厉,本意是怕他不走正道、望他成材,结果却在他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真是件很可怕、很悲哀的事情。
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半大老太太。这话要放在今天说,女同胞们怕是要抗议了,俺们还算是青年呢,你怎么敢把俺当成老太太?但以我们当时的标准和眼光来看,没有办法,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原本是国棉厂的挡车工,被选拔参加了“思想工人宣传队”(工宣队),到学校来“占领上层建筑思想阵地”。由于她的文化程度比其他队员高那么一点点,就留在学校做了老师。她除了做我们的班主任,还兼着我们的政治课教师。
应当承认,班主任是个好人。她常常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要好好读书,多学点知识,长大后总归会有用处的。她的口头禅,是“艺多不压身”。以她的身份和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论,能做到这样,已属难能可贵。至于我们能不能够听得进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由于我“根正苗红”,爷爷、父亲都是老革命,班主任对我的表现情况就格外关注一些。针对我刚进校时落落寡欢、很不合群的情况,她常找我谈谈心、提提醒,还嘱咐几个班干部要多帮助我,随时注意我的动向,一有异常及时向她或家长通报。对他们的这些举动,当时我是很反感的,觉得自己时刻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没有丝毫尊严与自由。
班主任发现我与羊友冠过从甚密之后,曾经几次对我说,不要老跟那些坏孩子混在一起,这样学不出好来。要多跟班里的干部、积极分子们接触,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对她的这些话,我很难听得入耳。在我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候,是羊友冠给了我友情与温暖。没有他的陪伴,我真不知怎么度过那段举目四顾皆凄凉的时光。
在觉察到劝导效果不彰之后,班主任向我的父母通报了这个情况。于是,父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的皮肉很受苦。高压之下,我只好偷偷摸摸地跟羊友冠玩。没有办法,他真心对我好,这就是我愿意跟他在一起的最大驱动力。
大约是刚上中学二年级不久的一天,羊友冠几分神秘,又有几分兴奋地拉住我,对我说:“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俺爷们儿死了!”原来,他的父亲得了肺癌,查出来俩月便去世了。对羊友冠的言行,我当时的反应很平静,毕竟我还只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但如今再想起来,我感到了一种透彻肺腑的寒意。羊友冠的父亲,可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可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结果竟会是这样的。长大成人之后,羊友冠也许会理解、原谅自己的父亲,但他的父亲却永远看不到这一幕了。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会觉得非常地伤情。
我从小喜欢看些闲书,特别是反特、战争、武侠一类的书籍。好不容易弄到一本,便如饥似渴地看。羊友冠不喜欢看书,但爱听故事。于是,他便自告奋勇地四处借书给我看,让我看完了讲给他听。有一回,他拿了一本书,高兴地告诉我:“我给你借了本好书,反特的,问谋!”我不解其意,接过书一看,原来书名是繁体字,《间谍》。他不认识,读成了“问谋”。
有时,借来的书人家要得急,我就带到课堂上偷偷看,尤其是在班主任讲的政治课上。也难怪,如果没有高考的逼迫,你很难指望一些半大孩子听得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对其产生兴趣。一来二去的,班主任就比较烦。几次三番警告不见效果之后,就没收了我的“课外读物”,并通报了我的家长。在又一顿胖揍之后,我的读书活动只好转入地下。只要书包里有借来的书,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趁大人未下班,赶紧把书藏起来,可不敢让他们看见。
百密总有一疏。第三学年开学不久,羊友冠不知从那儿给我借了一本破得没头没尾的《红楼梦》。我在放学的路上大略翻了翻,看不太懂,回到家就把它藏在了小厨房的一堆柴草中。由于觉得没啥意思,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忘记了把它带走。事情就是这么巧,偏偏那天我母亲非要整理厨房,事情便漏汤了。这一次的后果更严重,我在挨了一顿揍、被罚掉一顿晚饭、逼写一份检查之后,父亲又拿着那本书到学校找了班主任。
班主任跟我的父亲商定,要利用这次严重的事件,彻底解决我跟着羊友冠胡混的问题。当天下午,班主任召开班会,严肃批判羊友冠。班主任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讲了半天,核心意思是,出身不好的羊友冠,不是好好地改造思想,反而抱着剥削阶级意识不放,用封建毒草腐蚀拉拢革命后代,居心险恶,性质恶劣。假如再不悬崖勒马,必将予以无产阶级的严惩,云云。真是天地良心呵,羊友冠哪里会懂得这么多。他听得是一头雾水,满脸的茫然无辜,不明白自己何以会犯下如此之“重罪”。他看着我的那种眼神,至今想起来,都会让我觉得万般心酸。
第二天,班主任趁热打铁,找了几个班干部,一起同我谈话。主要内容是,我以前不明是非,跟羊友冠搞在一起,可以既往不咎。今后若再不同他划清界限,发生类似问题的话,我的角色就将是“共犯”而非“受害者”了。另外还暗示,我已交了入团申请书,再跟羊友冠扯不清,入团的事情就不要想了。
又打又拉之下,我真得不敢再同羊友冠在一起了,不管明里还是暗中。因为只要我同他在一起,总会有人汇报给班主任。我想入团,我更怕罚饭挨揍。可见在利益与压力之下,友情是很容易被背叛的。羊友冠玩伴本就不多,这下就更没人愿同他玩了。下课间、放学后,羊友冠总是满脸堆笑,东凑西凑地找人玩,但却总是碰壁,这其中也包括我。此时,我已经成了后进变先进的典型,全然忘却了自己曾经的孤独与寂寞。
一天,羊友冠拿着一本书截住我,满怀期待地对我说:“我给你借了本书,太棒了!你快看完了,给我讲讲,啊?”我不想惹麻烦,赶紧找了个借口逃之夭夭。羊友冠张着嘴巴呆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儿来。当我拒绝羊友冠的善意之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种让人难受的神情。现在我知道了,那种神情,叫做绝望。
从那之后,羊友冠开始常常逃学。只要有人肯跟他玩,让他做啥都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又是后的,再没有人顾得上去管他。
中学三年级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传来了羊友冠出事的消息。他蹬着辆破三轮车,很起劲地帮人家往废品收购站运废旧钢材,因为那些人愿意带他玩。但没想到的是,那些东西都是偷来的。当公安机关来学校调查羊友冠的时候,所听到的,就不仅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羊友冠了,还是一个对无产阶级心怀不满的羊友冠。于是,羊友冠便被劳教了,成为班主任、乃至全校进行阶级教育的极好反面教材。
我们看待别人的眼光,特别是成年人看待孩子们,往往习惯于简单化、平面化。就拿羊友冠来说,他的身上其实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说富有同情心,比如说乐于助人,比如说厌恶恃强凌弱,等等。被归为坏孩子之列以后,羊友冠身上这些原本值得我们好好珍视、褒奖的东西,却被不经意地忽略掉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像羊友冠这样的孩子,在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其命运、人生轨迹,被成年人的看法和舆论,随意地左右、改变了。这种力量是强大的、无形的,年幼的孩子是不可能予以抗拒的。也许成年人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出于恶意,或者说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唯其如此,才越发让人为之叹息不已。
从那以后,羊友冠便不知所踪,我也再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歪歪扭扭写在课本封面上的“羊友冠”三个字。为了这字,我还常常取笑他是“瘸腿的羊”,他却从未恼过。
羊友冠呵,羊友冠……
白猫黑猫
我们宿舍的院子里,有个单位自备的小锅炉房。后来集中供暖了,这儿基本上也就被废弃了。于是,便有两只被人弃养的猫,看中了这个地方,就在这儿安营扎寨,过起了舒适而惬意的小日子。
这两只猫,一只毛色纯白,姑且称之为白猫。一只黑白相间,以黑为主,将就称之为黑猫吧。记不清它们是从何时起进驻这儿的,日子总归是不短了,好歹也得有个两三年的时间了。
刚来的时候,它们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见人就躲。院子里的人对它们倒是不错,不但不驱赶伤害它们,还不时地喂喂它们。久而久之,它们便也不拿自己当外人,心安理得地“久住沙家浜”了。
时间长了,院子里的人就把这两只猫当成了院子里的成员。谁家有个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啥的,都会拿了去给它们吃。有时,我也会去喂喂它们。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喂猫的时候,顺便观察一下它们的种种反应,竟会从中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看上去,白猫的年龄大些,黑猫的年龄小些。因而,从性格上讲,白猫相对稳重些,黑猫比较活泼些。这一不同之特征,在给它们喂食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喂的次数多了,它们已经对人们的行为了然于心。只要有人拿着剩饭剩菜走进院子,它们马上就知道这是来喂自己的。同白猫的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相反,黑猫总是迫不及待地蹿到人们的身边,故作姿态地拉长了声调,酸溜溜地叫个没完,以示亲热。有时,还会围着人们的裤角蹭来蹭去地撒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条规律看来同样也适用于动物界,黑猫吃到的好东西就是比白猫多呵。
不劳而获、饭来张口的生活,慢慢地惯出了它们的一些毛病。起先,过了不短流浪日子的它们,对食物并不怎么挑剔,果腹就是硬道理嘛。渐渐地,它们的胃口被吊高了。毕竟,残汤剩饭中的荤腥物件儿还是不少的。到后来,吃得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它们,就对面食之类的剩饭不屑一顾了,而只对鸡鸭鱼肉之类感兴趣。这不难理解,有好吃的谁还情愿去吃差的!
天凉的时候,它们靠在墙根下晒太阳。天热了,就躲在汽车底下乘凉。在它们不饿的时候,你如果想去逗逗它们,它们一般是懒得搭理你的,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唤得紧了,过意不去的黑猫或许会敷衍了事地叫两声,算是同你打了招呼,给了你面子。而那只白猫,仍然是该干嘛干嘛,装聋作哑。是呵,在有求于人的时候,装装孙子是很有必要的。但过了河之后,桥该拆,那还是要拆的。
有一回,这两个家伙吃饱喝足之后,心满意足地趴在垃圾桶旁边睡觉。此时,一只觅食的小老鼠从垃圾桶里爬了出来,就从它俩眼皮底下扬长而去。这两个可恶的家伙,竟然连眼睛都懒得睁一下!看来,捉老鼠是猫的天职之类的说法,是很不靠谱的,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据我对这两只猫所作所为的观察,在猫们看来,其实捉鼠也是一种劳动。在不用劳动就能吃饱饭、甚至还吃得不错的情况下,谁肯费力巴扯地去捉鼠呵,还不如选择睡觉来得实在些。因而,驱使猫们尽力捉鼠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饥饿。当吃饱肚子不成其为问题之后,在猫和老鼠之间,实现和平共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从履行捕鼠职责的角度衡量,白猫黑猫都不是好猫。
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人们其实是经常犯一些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错误的。就猫的天性而言,绝对是好吃懒做。闲来无事的时候,是不是捕个老鼠玩玩,那得看它的兴趣,而绝非靠它的觉悟。因而,要使猫们尽职尽责地捕鼠,还是要把它们的天性研究透,并据此采取一些规范、约束、引导、激励的办法比较有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光靠自觉性是办不好事情的,不论对动物还是对人。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适当地保持一点警惕性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只白猫社会经验丰富些,大约懂得这个道理。它尽管不再害怕院子里住的人们,但却始终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比方说,在汽车底下乘凉的时候,只要一有人走近汽车,它立刻就会爬起来,躲得远远的。那只黑猫到底是年轻呵,很喜欢同人零距离接触,对不可知的风险没有丝毫防范戒备之心,这就注定了它的悲剧性结局。有一天,它饭后四仰八叉地躺在一辆停在院里的汽车轮胎旁边睡觉,睡得很香、很踏实。汽车的主人要上班了,没发现车下有只猫。于是,便习惯性地上车、发动、倒车。随着一声惨叫,一桩交通“血案”就此酿成。
这件事,很是让院里的邻居们唏嘘惋惜了一阵子,尤其是那些大叔大婶们。
物质依赖症
如果有人问我,人类最容易患上的病症是什么,我想我会这样回答是――“物质依赖症”。这不是脑筋急转弯,我觉得在人类身上反映出的这种现象,真的很像是一种“病症”。而且,这种“病症”一经患上,就如同抽大烟上瘾一样,是极难戒掉的。本文所说的物质,是指非维持生命所必需、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那些玩意儿。
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一些我们以前不曾拥有的产品、设备,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有的看起来还成了工作、生活的必需品。这些东西,在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便利的同时,也于不知不觉间,慢慢地把我们变成了它们的奴隶。在人类聪明、懒惰、享乐等天性的共同作用之下,所谓的“物质依赖症”,就这样慢慢地被炼成了。
先说暖气。今年春节,一个友人带孩子回老家过年。他说本打算在家乡陪老人多住几天的,但年初二就赶紧跑回来了。原因是老家没暖气,冷得实在受不了,晚上睡觉盖三床被子还冻得脑袋瓜子生疼,孩子因此还感冒了。他生于农村,几乎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但如今却不能适应没有暖气的环境了。其实对许多北方城市的居民来讲,用上暖气的时间并不太久。拿我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搬进有暖气的房子。此前的三十多年,冬天都是靠蜂窝或煤球炉子取暖。有时头天晚上用过的洗脚水没及时倒掉,在屋子里放一夜之后都会结冰。尽管如此,日子照过。北方以前过冬,政府重点考虑的是如何保证居民家庭烧饭取暖用煤、萝卜白菜什么的供应,而没有如何保证居民集中供暖的职能。
再说空调。以前人们防暑降温的工具,一般是把大蒲扇,讲究点儿的用把纸折扇。晚间,大伙儿习惯于拿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马路边,一边摇着扇子驱赶暑热,一边拉呱聊天,倒也其乐融融。后来,经济条件好些了,就有了电扇。先是吊式的、台式的,再是立式的、摇头加定时的,等等。空调比较普遍地进入居民家庭,也就是十来年的功夫而已。比如我,1994年才买了第一台窗式的空调。这玩意儿一旦用上,大家说说看,有谁能离得了它?空调在给人们送来清凉的同时,也把大家结结实实地关在了家里,街坊邻里亲亲热热、纳凉话家常的情景,越来越少见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居住条件改变、电视普及等方面的原因,但我觉得主因还是空调。
三说电话。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济南的电话号码只有五位数,小城市则只有四位。如今都升成八位,少的也有七位了。那时候,电话是公家的同义词,家庭电话这个概念,老百姓是想也不敢想的。单位里的电话,用起来也是非常的不方便。往外地挂个长途联系工作,先要到电话局挂号,报上登记号、密码以及所要的电话号码,然后等回叫。半天甚至一天等不来回音,那是常有的事情。记得1984年我去一个小城市出差,需要向一个学校了解一些情况。当地教育局的同志怕误事,在要电话了解的同时,另派了一个同志骑自行车去当面安排。他们说,这种摇把子电话很难要通,没准儿那边人到了,这边电话还在摇。果然,等电话要通之后,那边说,派去的人已把事情办好往回返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电话开始普遍进入家庭。再往后,有了BB机、大哥大等等。手机的普及,是世纪之交的事情了。如今,谁哪天出门要是忘了带手机,心里准会七上八下地不踏实。通讯手段的发达,无形中也给人们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工作量。比如领导们经常会打来电话吩咐:“把个什么情况抓紧了解一下”、“把个什么数字尽快调度一下”、“把哪件事情赶快催办一下”等等。以前的时候,这种事情基本上是极少遇到的。
四说电脑。单位开始配“286”型早期电脑的时候,一来配得少,二来会用的人也少,基本不关我啥事。等到电脑开始普及的时候,由于年龄的原因,我对这东西有种抵触甚至是畏惧的情绪,觉得自己很难玩得转了。尤其是用电脑写作,一边构思着词句,一边还要忙活着在键盘上找按键,多么影响思路啊!因此,我一直认为手写是最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电脑了。哪天如果不上网浏览一下新闻什么的,感觉就像有些该做的事情还没做一样。而写作方式,也改成了电脑打字。尽管采用的方法是最为笨拙的“一指禅”式,但慢慢地也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在电脑上写作,好处真不少。一是节约笔墨,二是便于修改。同时,边打边改之间,一些不错的词语、句子不经意间就浮现出来,思路反而比手写时更流畅了。但不好的地方是,用电脑久了,一些原本很熟悉的字,有时用笔竟然一时间写不出来了。
五说汽车。1984年初我调到一家省直机关工作的时候,单位里只有一辆伏尔加牌小轿车和一辆北京212吉普车。这恐怕是省直机关当时的汽车“标配”,下级机关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工作人员出差办事啥的要个车,那是想也别想的事情。去外地,坐火车或长途汽车。记得有一次去还是县级市的威海,我用了一天一夜。而在市内办事,则自行车的伺候。那时每个单位都有几辆供外出办事的公用自行车。而如今,不要说有个一官半职的头头们,就是年轻后生们外出办事的第一反应,也是赶紧找上司要求安排车。我感觉,如今会海泛滥,与公车太多也有一定关系。原本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也就开了。反正都有车,方便得很!这几年,汽车又进入了家庭,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当起了“车奴”――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几个相熟之人跟我说,买了车之后,就再也放不下手了。哪怕送去保养、维修个一两天,心里也觉得空落落的不牢靠。
最后说电视。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在方便人们了解时事、获取知识、享受娱乐的同时,也耗费了我们大把本可用来做其它事情的时间。记得有位作家曾经说过,如果你打算成就一番事情,那就请你先把家中的电视机砸烂。1984年我结婚的时候,非常想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但那时一台14英寸的彩电,要价1498元,以我们夫妇的收入,需要两年不吃不喝才能攒够。在种情况下,用彩电无异于镜花水月的事情,只好弄台效果极差的小黑白凑合着看。那时电视节目的选择也极少,况且一到晚间11点左右,各台便纷纷打出“再见”二字,人们并没有离了电视就不行的感觉。随着电视的价格越来越低(相对价格)、尺寸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全、节目越来越多、播放越来越长,人们也越来越离不开这劳什子了。倘若出个这样的民调题目:“你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想多数人的选择肯定是――开电视。
除此而外,还有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微波炉等等,不一而足。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样的感叹,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甚至是漠视民间疾苦的无病。但我觉得,从本性而言,“物质依赖症”是人类的通病,与群体无关。如果条件许可,绝大多数人都会患上此症。不信,你就试试看。民间有句俗话,说是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很多人在享惯了的一些福突然没有了之后,还真就受不了。作为人,身患“物质依赖症”久了,成为温水锅里的青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到了那个地步,还真就会有受不了的罪。
“物质依赖症”从属性上讲,还是一个经济现象。追求享乐,是人类的天性。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天性,人类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我总觉得,整个人类的经济、科技发展史,说穿了,就是人类的享乐欲不断得到满足、提高、膨胀的历史。而现代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经济、刺激消费的最大原动力,就是人类的享乐欲。当然,还有其它的欲望,但享乐欲是主要的。至于有些人节俭吝啬、拼命攒钱的习性,其实只是享乐欲的别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享乐欲的驱动之下,所谓经济发展,就像一列不断向前运行的庞大火车。这列火车所具有的巨大惯性,使任何人、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只能是顺其自然,决无可能使其停驶,倒退就更无从谈起了。
享乐欲望无止境。房子是越大越好,服装是越新越好,食品是越精越好,财物是越多越好……但享乐欲的实现,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人越多、享乐水平越高,这方面的代价就越大。自然界的承受能力总归是有极限的,如果人类对自己的享乐欲不加以约束,那列庞大的经济专列,总会有运行失控之时。即便不失控,承载着这列火车的路轨,也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崩塌。因此,如何在享受物质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尽力保持自身适应自然的机能,适当节制一下自己的享乐欲,避免深陷“物质依赖症”而不能自拔,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倘若从总的趋势上无法避免列车失控的话,那就尽可能地使这一天来得晚一些罢。
春旱时节见喜雨
2009年4月15日,国家气象局重要天气预报:自4月17日起,我国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许多地方降水强度较大,包括我们山东。
去年和今年的冬春之交,我国北方遭受了数十年一遇的大旱。在旱魔的肆虐之下,多少农田歉收减产,多少河流水库干涸,多少地方人畜饮水困难。而各级政府为了抗旱,又投入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前些日子,我曾到过作为省城济南南部地区重要水源地的锦绣川、卧虎山两座水库,看到它们已经基本见底。曾经的水库库底,大片大片地干裂,一道道口子像在发出无声的嘶喊。
开春之后,山东有过几次小规模的降雨。但这相对于干旱过度的大地,很不解渴。因而,这场大范围、大降水量的喜雨,相信为无数人所翘首渴盼。
我有一种强烈的亲雨情结。下雨的时候(不要成灾哦),我的心情会莫名地随之舒适起来。平时,我也喜欢写一些风霜雨雪的事情。曾有朋友说,我的这种情调很小资。我不这样看。听雨品茗、观雨吟诗于亭中廊下,确实是一种很小资的境界。而我的亲雨情结,却是形成于下乡插队之时。亲力亲为的田间劳作,使我懂得了,一场好雨对于庄稼人是何等地重要。更何况,下雨时我们还可以借机休憩一下劳累的躯体。从这个角度讲,我的亲雨情结非但不小资,反倒是“老农”得很。
因此,在看到那则天气预报之后,我便开始进入了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之中――为了那些干渴的土地山峦、干渴的树林禾苗、干渴的河流水库,以及无数百姓干渴的心灵。当然,也为了自己干燥的心情。
17日,无雨。18日白天,无雨。入夜,仍无雨。我失望了,难道是预报失准,或者是老天爽约?熬到11点多,我无奈上床就寝。但躺是躺下了,却辗转反侧,不能安枕。子夜时分,迷迷糊糊的我,被一阵由小渐大、富有韵律的唰唰啦啦声所惊醒――一场千呼万唤的好雨,终于喜从天降。我下床走到窗前,经反复确认无误之后,方才回到床上,安然入睡。
19日清晨,那雨下得越发密了。我站在窗前,透过迷离的雨帘,遥望南方连绵起伏的远山。我仿佛听见,雨雾笼罩下的山林,发出一阵阵舒畅欢快的叹息和吟唱――为了曾经的煎熬与这迟来的甘霖。于是,我打开了所有的窗子,畅快听雨。
在我家阳台上的一个玻璃缸里,养着一只山龟。这是我十多年前去广西出差时,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才从那儿带回来的。平时,它总将脑袋藏在壳中,趴在那儿纹丝不动。“龟缩”这个词儿,真是形象得很哪。而此时,它却使劲地伸长脖子,挺着头,瞪圆两只小眼睛,专注地向外张望。难道是这熟悉动听的雨之旋律,使它忆起了多雨的故乡?
十年前,也是一个春天。我去西欧参加一个培训,在那儿呆了一个月。除了学习参观,我对那儿的雨印象也很深。隔个三天五日,便会有场润物无声之雨不期而至。雨过之后,天更蓝、树更绿、草更青、气更爽。其实,西欧的年降水量同我们山东差不多。但由于气流的原因,他们那儿的降雨很均匀,也就是说降水效率高。不像我们这儿,要么不下,要么来场猛的,所降之水大多都流走了,逼得我们只好多修水库。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范围的有效降水,离不开来自大洋的暖湿气流之配合。那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夏季隔路雨,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靠天吃饭的桎梏。于是我就想,如果有一天,人类的科技水平,能够发展到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度大洋暖湿气流的程度,让它啥时来就啥时来,叫它去哪儿就去哪儿,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也许有人会笑话我,这种异想天开的念头,同那位以忧天而闻名的杞人有得一比。但我觉得,悲天悯人总归比麻木不仁要好一些。每个人如果都多一些这样的情怀,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