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转型期道德失范分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文化视角下的转型期道德失范分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文化影响和决定着人的经济行为模式，文章通过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说明了文化在经济转型期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道德失范的经济文化缘由，进而提出了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道德失范 文化 转型期

传统文化对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道德教化作用。尽管传统文化有其缺陷，体现了尊卑等级观念；体现了泛道德主义传统；它的家庭本位传统是对个体的压抑；缺乏法治精神；重农抑商，追求平均主义等思想，但是不应因此否定它几千年来在个人道德教化方面，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意义。转型期传统文化对人们经济社会行为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仁”：作为儒家精神伦理的核心，“仁”的精神可以用来改造当今社会的各种关系。孔子对“仁”的解释可以归为四个字“仁者爱人”。他将“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将它的外延扩大，变成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此即“泛爱众”。并且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交际准则。同志指出：“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书信选集》）因此，这种先人后己，注重协调双方利益的人际关系原则在人们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竞争激烈，人情淡漠，甚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自己谋福利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

“义”：孔子认为，作为道德规范的“义”本身便具有至上的性质，即“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同时他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又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因此在肯定了人们物欲追求合理性的基础上，他注重“义”对人的规范。传统文化中这种社会成员服从群体、群体服从国家的集体精神，与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引发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直接对立的。这些精神对于约束转型期的那些“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者以及那些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择手段、徇私枉法、甚至不惜牺牲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利益者意义重大。

“诚”：作为儒学的哲学范畴之一，其含义极为丰富，有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故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是指天之道。而“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思诚则是待人以诚，求是无妄之义。因此，人是兼具“天道之诚”与“人道之诚”两种属性的。“以诚为本”、“待人以诚”无论是作为个人交往还是经济交易的规则，都会有利于这种交往或者交易的达成以及持久实现。

“和”：“以和为贵”原出于《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是在赞美“和”的原则在处理大小事务中的作用。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实行“以和为贵”尤为重要，具体体现在它给人以宽容大度、文明豁达的感觉，即使最傲慢对手，见之也要敬畏三分。“以和为贵”的目的在于从容不迫地充分阐述己方之欲求，充分听取和理解对方之欲求，以求合情合理的解决问题。秉承这个信念有助于减少交往、交易中的摩擦，高效率的解决问题。

“信”：“以信为先”是从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中演绎而来的。“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是政治家取信于民的要件。同时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实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欲求和保障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的政治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但就人的品格、国家的品格而言，信是第一位的，无信不立。正象生死观一样，为成仁取义而死，则重于泰山，为个人财利而死，或为损人利己而死，则轻于鸿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向坚持“以信为先”的原则。在转型期这一原则仍应大力提倡。

其他：弘扬儒家道德自律精神可以扼制转型期的道德滑坡现象。孔子的律己修身学说表现为“君子求诸己”（《卫灵公》）、“修己以敬”（《宪问》）、“正其身”（《子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等。如果今天那些不择手段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能够重新具备这种自律自省的心境，转型期将不会出现如此多的不道德行为。

转型期道德失范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这一经济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严重的价值真空和行为失范。传统文化并没有发挥所预想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转型期对经济建设的过分强调以至于忽视了文化的建设；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它的建设由于其特殊性存在时滞；面对西方多元文化的压力，部分人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秀而忽视了自己传统文化的精髓；面对利益诱惑，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利用，如有的企业打着“诚”、“信”的招牌却行“不诚”、“不信”之实，以至于大家对传统文化丧失信心。本文将对转型期道德失范现象从文化原因作一具体分析。

（一）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化

韦伯认为“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的合适性、有效性，而对目的是否合理正当不屑涉及，即不做出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在理性的结构中由于它与人本结构之间有着相互敞开的空间，人本精神也会渗入它的结构之中并与它进行结合，而它们的这种结合便已具有了价值判断，即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质询，用韦伯的话来说这便是“价值理性”。在一个成熟的理性结构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应有各种应该具有的地位并保持必要的张力。价值理性不能过分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将丧失很大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工具理性更不可扩展其地盘取消价值理性存在的地位，否则它将在取消了价值判断中上升为一种超人的异化实体和力量对人本身构成否定。工具理性的泛滥实质上将人置于一种“理性的非理性存在”的荒谬存在困境中。

在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财产分配和经济运行规则从社会与文化准则中脱离出来，而市场结果所带来的经济成就也易于作为价值评估和社会分层的标准。当市场经济所宣扬的“以经济成就作为价值评估和社会分层的标准”甚嚣尘上时，这种工具理性随时都会逸出人情法则和伦理制约；不仅如此，当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伦理规范和法治制度尚未和市场经济同时演进时，人们还循着传统的路径（例如借助于熟人关系网络）来“非法”地获取资源。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价值标准、道德观念、交易规则等都因为对市场结果的片面强调而被工具理性所侵蚀。

随着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个体经济理性的加强，他们会基于工具理性去发掘新的人际关系，借助于这种人际网络的形式来获取信息、资源，并以此作为其社会资本为其利益服务。同时，这种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它可能会和其他人的利益相悖，以他人利益的牺牲为自己谋福利。这种社会资本对社会的意义可能是局部有益而整体无益。而且，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的生活也不再局限于其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网，在社会结构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性使得在传统社会对人们行为发挥巨大制约作用的关系网络以及伦理实体的作用力大大减弱甚至消失。在利益的诱引下更可能出现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情况下，占据信息多的一方更可能欺骗占据信息少的一方。如果只是一次易，对于交易的一方来说一次背叛的收益大于多次合作，且背叛后不会受到强制性惩罚的话，这种不道德行为就会发生。

以上分析是转型期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化。人们对市场结果的片面强调导致了对价值理性的忽视。而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建构人们价值理性的文化也面临着多元冲击，传统文化对经济结果的局限性也在这一新时期体现出来。人们在追求经济结果的过程中自然有可能会背离传统伦理道德。

（二）文化制约下正式制度的有限作用

由于我国的转型缺乏理论基础，缺乏实践经验。只能结合自己国情，摸索前进。同时传统中国又是一个“人治”、“礼俗”社会，缺乏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发展、结构的变迁，相对于传统社会，人口流动性明显增强，交易规模明显扩大，我们更需要重视正式制度的建构，以其强制制约性来降低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保持交易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正式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正式制度绩效的发挥有赖于文化的支撑，即便迅速的模仿了外来优秀制度，但是因为没有文化的内在强化，也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由于缺乏正式制度的有效作用，人们总会强调他人的“德行”，希望他人讲公德、不要“拉关系”、行贿受贿，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公平、有序的社会环境里，但是当自己有问题时，他又会通过各种关系网络为自己谋福利。在这样的正式制度不健全同时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环境下，大家普遍的“违规”对仍然保持传统道德伦理的那部分社会群体来说是一种冲击，他们会认为如果大家都去利用社会网络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而自己不这样做的话将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做不成。他们也会放弃自己秉持已久的行为标准，不再相信道德，不再相信传统文化所带给他们的那一套规范，这不但是一种对文化的否定，而且还会恶性地循环下去。

（三）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的本身因素

在杨小凯的《我的见证》以及赵晓的《制度是冰尖 文化才是冰山》等文章中都深刻论述了制度与信仰的关系即制度来自于信仰，好的制度来自于好的信仰。因为有对“上帝”的信仰，人们才有害怕“入地狱”的恐惧，这种恐惧使人们不仅会爱自己还会爱敌人，使人们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而去遵循上帝所要求的共同的伦理。而“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末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古典的中国还信孔子，还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经洗礼后的中国人就连这一点可怜的伦理也不再相信了。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靠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注：引自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就指出了我国本身的文化的缺陷。

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主要包括技术、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四个维度。前面几个维度便于转变，并且正在转变，但是文化由于其特殊性，走在了改革的后面。由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天生需要与某种市场伦理相结合，市场经济的脆弱性使其本身不足以维持自身的良好运转。因此经济的转型需要制度的转型，需要作为制度基础的文化的转型，这是文化的现代化意义所在。

具体而言，文化的现代化从小的层面上需要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化氛围。只有当经济主体具有进取创新的精神时，他才会有赢利的可靠途径，因为创新导致他的技术、管理效率提高，从而使其具有竞争优势，最终为其赢利，当他赢利的途径有了保障，他就不会去违规。文化的现代化从大的层面还要求中西优秀文化的结合。文化的现代化就是中西文化的一种互动、冲突和博弈。现代文化由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交汇而成，而任何创新都必须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因此，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人文伦理价值并且学习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博爱精神。

优秀的现代化的文化体系对于转型期出现的种种道德失范现象具有扼制作用。如果我们能够继承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成分并且将它们内化于自身，并广泛的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因子，文化就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引导作用，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影响人们的经济社会行为。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罗能生.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中国的经济改革[J].学习与探索，1998.1

3.曾小华.文化、制度与制度文化[J].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2

4.陈立旭.文化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路径[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