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创新,共促中韩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交流创新,共促中韩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今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历史告诉我们，无论对于国家、民族，或者是对于单位、个人来说，建立友好往来关系，通过彼此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加进自身的创造性劳动，对于促进音乐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同样，中韩友好往来的历史和现实，对此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一、乐器和器乐的交流创新

中国与韩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大约始于西周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有一位叫做箕子的人，被周武王封于朝鲜半岛；此后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汉武帝曾“赐鼓吹伎人”给高句骊。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由吹管乐器、打击乐器组成。结合考古发现可见，当时就有羽葆鼓、箫（排箫）、角、铙等乐器传到朝鲜半岛。

据晋代崔豹《古今注》记载，一位朝鲜半岛的女子名叫丽玉，创作了歌曲《公无渡河》，用箜篌伴奏，结合高句骊第17号古坟壁画中发现的卧箜篌演奏图可知，大约在公元前111年至东汉末年，卧箜篌就已传到朝鲜半岛。

“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吉林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这些乐器中有的是从中国中原流传过去的，如筝；有的是根据中国中原乐器改革发展而成的，如玄琴。”①

《北史》卷九十四对高丽的记述：“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隋书·音乐志下》记载的高丽乐的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旧唐书·音乐志二》和《新唐书·礼乐志十一》记载的乐器，又比《隋书·音乐志下》记载的多出了掐筝、凤首箜篌、义觜笛、葫芦笙、檐鼓、鼓、铁板、大筚篥等。《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记载的百济乐器“有鼓、角、箜篌、筝、竽、箎、笛之乐”。

以上这些乐器，有许多都是来自于中国中原，经过朝鲜半岛人民的创造性艺术劳动对之进行改造，而成为自己的富有特色的乐器，并且还逆向传播回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乐器宝库。其中，伽倻琴的产生、发展及其返传中国，就是一个例证。

伽倻琴是流传于朝鲜半岛的古老民族乐器，其音色柔和，琴声深沉，具有浓厚的民族特有的文化风格、韵味，适宜于表达丰富的内在感情。伽倻琴的创制者据说是新罗真兴王时代（540—575）南方的加耶国嘉实王。其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参照中国筝创制而成；一是参照中国的瑟创制而成。

韩国《三国史记》卷三十二载：“加耶琴，亦法中国乐部筝而为之。”“加耶琴虽与筝制度小异，而大概似之。”这是关于加耶琴参照筝而制作的说法。

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列传》记载，与辰韩杂居的牟辰“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后汉书·东夷列传》载：辰韩“俗喜歌舞，饮酒鼓瑟。”这是关于加耶琴参照瑟而制作的说法。

无论是筝，也无论是瑟，加耶琴所参照的原形都是中国乐器。朝鲜半岛的人们以他们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制作了适应他们音乐特点、音乐审美标准的乐器，创作了他们自己的伽倻琴乐曲。据《三国史记》卷三十二转引《新罗古记》云：“王以谓诸国方言各异，声音岂可一哉；乃命乐师省热县人于勒造十二曲。”由此可见，嘉实王认为，既然各国语言不同，音乐也应该不同，因此，他命令伽倻琴名师于勒创作十二首伽倻琴曲。于勒看到当时的加耶局势将要混乱，就携带乐器投奔新罗真兴王，真兴王命三人传其业，得十一曲，后又简约为五曲。伽倻琴由此流传后世，广为传播，并发展为古型风流伽倻琴和改造型散调伽倻琴两大类。风流伽倻琴也称法琴、正乐伽倻琴，被“正乐”（宫廷音乐）所使用。琴体由桐木刨槽而成，琴尾有羊角状流苏钩，称为“羊耳头”，弦数十二。散调伽倻琴用于散调、民谣、民俗乐，琴身比风流伽倻琴小，“羊耳头”自然盘于琴的尾部，弦数为十二、十三不等。

值得注意的是，伽倻琴于19世纪末，由朝鲜半岛传入中国的朝鲜族居住地区，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珲春县和延边地区得以广泛流传，为中国人民和专业文艺工作者增添了一件有朝鲜族特色的民族乐器。还在延边艺术学校开设伽倻琴等朝鲜民族乐器专业，培养了一批朝鲜族民族器乐的教员和演奏员，并且在乐器改良和乐曲创作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

在乐器改良方面，将伽倻琴传统的散调调弦法改成七声音阶调弦法；从筝的调弦法得到启示，将传统的拉紧梁尾进行调弦改为在琴的头部按装螺旋钮，用螺旋钮进行调弦；后又改为在琴的头部有可打开的盖，在琴的头部里面安装钢琴用的螺旋钮，用钢琴调音棒进行调音；弦数由十二、十三弦增加到二十一弦，音域扩宽为G—f2；混用不同质地的琴弦，低音部、中音部用丝线编成的传统琴弦，高音部用尼龙弦或钢丝尼龙弦。还借鉴中国汉族筝的演奏法，丰富了伽倻琴的演奏技巧。这种乐器的改良，大大丰富了伽倻琴的音乐表现能力。

在伽倻琴音乐创作方面，出现了《回忆与欢喜》、《瑶族舞曲》、《浏阳河》、《樱》等新创作的乐曲。

从以上伽倻琴由朝鲜半岛人民从中国的筝、瑟得到启示而创制，在当地人民的艺术实践中得以发展，返传中国以后，乐器改良、乐曲创作得以进一步推进，可以看出，伽倻琴是中韩音乐文化交流、两国人民共同进行伽倻琴艺术创新的结晶。

二、乐种、乐曲的交流创新

（一）箜篌引、鼓吹、乡乐

中韩两国见于史籍记载的乐曲交流，到目前为止最早的应推前曾述及的中国近代崔豹《古今注》记述的《公无渡河》，因其用箜篌伴奏，故称“箜篌引”，也就是用箜篌作伴奏的歌。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述高句骊县的风俗，“皆洁净自憙。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这是中国中原西北地区吹打乐乐种传入该地区的记载。

统一新罗末期，出现了汉文大诗人崔致远（857—？）。在《三国史记》乐志新罗条的最后，载有“崔致远诗乡乐杂咏五首”，含《金丸》、《月颠》、《大面》、《束毒》、《狻猊》。据岸边成雄先生的研究，崔致远吟咏的五首五绝，“虽然可能是有关唐土的见闻，但如果是‘乡乐’，就是在朝鲜音乐的三大类别雅乐、唐乐、乡乐中的乡乐。也许就是朝鲜的俗乐。”②岸边先生在分析了这五首乐曲的内容与价值之后，还指出：“通过崔致远的《乡乐五首》知道了关于西域的散乐是在新罗朝从唐土传来的，至少传来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联想到推古朝时百济的味摩之，把在中国的吴地学的伎乐带来日本的事，不得不考虑在古代朝鲜唐土散乐传播的可能性。伎乐，从《狮子》、《关公》、《金刚》、《迦楼罗》、《波斯门》、《昆仑》、《力士》、《太孤》、《醉胡》的九伎而成，只看其名，也是西域色彩浓厚。不可能认为味摩之在百济没有上演这些。”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