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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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关键词】蔡邕；《琴操》；杂歌；河间国
【作者简介】赵德波，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65-06
蔡邕《琴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琴曲解题专著，其中收录的琴曲多成为后世琴曲歌辞的经典曲目。“河间杂歌”是《琴操》中与“诗歌”、“操”、“引”并列的琴曲类别。“河间杂歌”作为一个偏正短语。由中心语“杂歌”和修饰语“河间”构成。何谓“杂歌”？“杂歌”同其他琴曲类别“诗歌”、“操”、“引”有着怎样的关系？“杂歌”的来源及性质如何？蔡邕为何在“杂歌”之前冠以河间之名？长期以来，这些问题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然而这些问题的解答。对厘清琴曲歌辞类别及名称含义、考察琴曲歌辞的来源及性质、还原河间国在汉代文化及政治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一、杂歌之名称
蔡邕《琴操》中收录的琴曲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诗歌五曲”、“十二操”、“九引”及“河间杂歌二十一章”。“操”、“引”及“弄”和“畅”，成为后世常见的琴曲形式。关于这些琴曲形式的名称含义，历代琴家多有论述。桓谭《新论·琴道》写道：“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操似鸿雁之音，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应劭《风俗通义》写道：“其道行和乐而作者，命其曲日《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犹不敢自安，不骄不溢，好礼不以，畅其意也。其遇闭塞，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日《操》。《操》者，言遇灾遭害，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失其操者也。”由此可知。在汉代“操”和“畅”这两种琴曲形式，其名称均是由琴曲内容而来。这种琴曲命名形式，被后来琴家所沿袭。谢希逸在《琴论》中为诸种琴曲形式作了如下解说：“和乐而作。命之日畅，言达则兼善天下而美畅其道也。忧愁而作。命之日操，言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也。引者，进德修业，申达之名也。弄者，性情和畅，宽泰之名也。”可见，至南北朝时，“操”、“引”、“弄”、“畅”等琴曲形式的名称，主要还是依据琴曲内容而言。依据上述琴家所言，验之《琴操》各部分收录琴曲解题，大致不差。而“诗歌五曲”部分收录的五首琴曲——《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无论是琴曲题目还是本事、歌辞，皆源于《诗经》。蔡邕将其称为“诗歌五首”抑或是“《诗》歌五首”，是依据收录琴曲的内容而言的。
与“诗歌五首”、“十二操”及“九引”相比，“河间杂歌二十一章”中收录的琴曲显得较为驳杂。从内容看，收录琴曲多取材于前代民间故事，有些琴曲也取材于汉代史事，如《霍将军歌》和《怨旷思惟歌》。从琴曲名称来看，形式杂乱不一。其中既有“操”，如《箕山操》《崔子渡河操》等，又有“歌”，如《仪凤歌》《芑梁妻歌》等，还有“吟”，如《庄周独处吟》《处女吟》等。面对内容如此繁杂、琴曲名称如此多样的琴曲，难以找到标准对其再次分类，蔡邕将其统称为“杂歌”。
蔡邕以“杂歌”统称难以归类的琴曲，这种做法借鉴了汉代通行的以杂命名的文体划分模式。《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其中以“杂”字命名的作品涉及四十九类，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多篇（卷），占《汉书·艺文志》收录作品总篇（卷）的近十分之一。程千帆先生在《（汉志）杂赋义例说臆》一文中对杂赋的分类依据推测道：
然因噎废食，前哲致讥，既属秘书，安得无录。故惟有著为变例，别录主题，以类相从。于凌乱之中，辟识别之径：或缘问对，或述情感，或标技艺，或举自然，以及动植之文、谐隐之篇。取譬草木，区以别矣！又以部次未周，人代难详，乃多冠杂字。诏示来学。若杂行出及颂德赋，当多属封禅之事；杂四夷及兵赋，当属征伐之事，则又以主题不一，连及相称者也。然则后二事者。当日匡救之方法也。《汉书·艺文志》的文献目录本于刘歆的《七略》，而《七略》的底本是刘向的《别录》。刘向在整理古籍的实践中，多次把杂单独列为一类，与其他类别的文献并列。这种划分方式解决了文献分类的难题，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由此而来，它也就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分类方式而为后代所借鉴，如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就把杂曲歌辞、杂歌谣辞分别作为其中的一类。关于杂曲歌辞，郭茂倩引《宋书·乐志》日：
杂曲者，历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游欢乐之所发，或忧愁愤怨之所兴，或叙离别悲伤之怀，或言征战行役之苦，或缘於佛老，或出自夷虏。兼收备栽，故总谓之杂曲。蔡邕精于史学，且《琴曲》的产生年代在《汉书·艺文志》之后，因此，蔡邕编撰《琴操》时借鉴当时的以杂为名的分类模式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蔡邕为何将那些内容相对庞杂难以归类的琴曲统称为“杂歌”，而不是“杂曲”、“杂讴”或是其他“杂某某”？这与汉代琴曲演奏的特点有关。汉代琴曲演奏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歌者演唱，一是琴曲伴奏。当然，两项工作有时也由一人承担。从《琴操》中的琴曲解题可以看出琴曲歌辞应为歌者演唱的唱词，这在汉代其他文献中亦可看出。如枚乘《七发》写道：“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歌曰：‘麦秀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司马相如《美人赋》云：“遂设旨酒，进鸣琴。臣遂抚弦为幽兰白雪之曲，女乃歌日：‘独处室兮廓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既暮兮华色衰……’”另外，《玉台新咏》载司马相如《琴歌》两首，其序中写道：“司马相如游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于壁间窥之，相如鼓琴，歌以挑之，日……”可见，在汉代琴的作用是为歌者伴奏，歌者演唱是汉代琴曲演奏的必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歌”也成为汉代为琴曲命名的主要方式之一。“河间杂歌二十一章”中以“歌”命名的琴曲有《仪凤歌》《龙蛇歌》《芑梁妻歌》《信立退怨歌》《谏不违歌》《霍将军歌》《怨旷思惟歌》等七首，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蔡邕将内容庞杂的琴曲命名为“杂歌”，符合汉代琴曲演奏的实际情况。
二、杂歌之来源
蔡邕将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称为“杂歌”。但是对“河间杂歌二十一章”的来源没有作出说明。既然“杂歌”属于琴曲之一种，那么要探明“杂歌”的来源。首先要对汉代琴曲的来源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琴操》之前“杂歌”一词未见单独使用，与之相近的名词有《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杂歌诗”。据戴伟华先生研究，“歌诗”是一艺术种类，它配合音乐或一定旋律、声腔歌唱。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诗歌发展经历了《诗》-歌诗-诗三个阶段网。“杂歌”与“杂歌诗”的区别在于“杂歌”作为琴曲，在演奏时肯定应有琴曲伴奏，但是“歌诗”在演唱时或有音乐伴奏，或为徒歌。《琴操》中收录的琴曲，其歌辞多已亡佚，而存世的歌辞中多数具有明显的楚辞体风格，与“歌诗”的语言风格相类。这或许是“杂歌”与“歌诗”之亲缘关系的一个表征。据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汉代琴曲和汉代歌诗是属于一个文化系统的艺术形式，汉代琴曲的一些曲目应是在汉代歌诗的基础上加工而成。汉代及其之前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个假设。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写道：“昔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裴驷《集解》注道：
郑玄日：“《南风》，长养之风也，言父母之长养己也。其辞未闻也。”王肃日：“《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辞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郑玄及王肃对南风的解释已带有浓重的儒家伦理色彩，但是《南风》之歌辞则是典型的楚辞体。此外，《左传·成公九年》也出现类似记载：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t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对于“南音”。杨伯峻先生注云：“南方各地乐调皆可谓之南音。”钟仪是楚国人。且世代为楚国乐官，此处“南音”应为楚声无疑。由“使与之琴，操南音”可以看出，演唱楚歌应有琴曲伴奏已经成为时人的共识。
由以上论述可以推断，汉代之前，琴已成为楚地民歌主要使用的乐器。由于西汉统治者及上层文人的钟爱和提倡，歌诗作为一种极具楚辞体风格的艺术形式盛行于世。而琴曲作为歌诗的主要伴奏音乐，也随之风靡。楚地民歌和汉代歌诗也就成为早期汉代琴曲歌辞的主要源头。汉代早期琴曲应是在楚地民歌或汉代歌诗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琴操》中现存的琴曲歌辞，不仅绝大多数为楚辞体形式。而且有些歌辞直接取自屈原作品。如《芑梁妻歌》歌辞：“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哀感皇天城为之隳。”前两句即取自《九歌·少司命》。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载：“雅琴赵氏七篇、雅琴师氏八篇、雅琴龙氏十九篇。”可见《汉志》中收录的琴曲皆为“雅琴”且归属权明确，那么内容相对庞杂难以归类的“杂歌”又是何人所作？它们的源头在哪里？
对于汉代的琴操雅曲，刘向《别录》有如下记载：
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赵氏者，勃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净，少言语，善鼓琴。时间燕为散操。
师氏雅琴者，名志，东海下邳人。传云：言师旷之后。至今邳俗犹多好琴也。嗍刘向对于琴操雅曲的兴起作了历史的追溯。指出其兴盛于西汉盛世宣帝期间。在当时丞相魏相的推荐下。勃海、梁国、下邳等地能够演奏琴操雅曲的艺人被陆续招进朝廷演奏琴曲。其中赵定“时间燕为散操”。间燕，指参加宴会。间，谓参与。《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间，用的就是这种含义。再看散操。《周礼·旄人》提到散乐，可作为解释散操的参照：“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贾公彦疏：“散乐，人为乐之善者，以其不再官之员内，谓之为散，故以为野人为乐善者也。云若今黄门倡矣者，汉倡优之人，亦非官乐之内，故举以为说也。”郑玄，贾公彦都是从表演者身份切人解释散乐的含义，有一定道理。表演散乐者是从社会上招募来的，演奏散操的赵定属于这类人员，他从渤海郡被征召到朝廷，属于“待诏”人员。就此而论，这与郑玄、贾公彦所作的解释相吻合。
但是，仅仅从表演者的身份对散乐加以界定，还不能全面揭示散乐的含义，还应对乐曲本身方面进行考察。《周礼-旄人》把散乐和夷乐并列。夷乐指中土周边少数民族乐曲，因民族不同而异。以此类推，散乐指朝廷之外的地方音乐，相当于《诗经·国风》，既然是各个地方的乐曲，在具体形态上必然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所谓散乐，指各种类型乐曲的错杂，散，含有错杂之义。
散乐的这种含义。在后代典籍中经常可以见到。《周书·宣帝纪》有如下记载：
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或幸天兴宫，或游道会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这段文字叙述北周宣帝荒淫逸乐的各种表现。其中就包括观赏散乐。文中把散乐与杂戏相并列，前者指多种多样的乐曲，后者指曲目繁多的戏剧。散、杂，都有杂多之义，散乐、杂戏又均非传统的宫廷雅乐。
《隋书·音乐志下》有如下记载：
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这里讲述隋炀帝搜集、观看散乐的情况。所谓的散乐，盛行于朝廷以外的四方各地，指的是各个地方的乐曲。
《旧唐书·音乐志二》对于散乐的由来追溯得很清楚：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目，化成黄龙，修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散乐出自汉代百戏，张衡《西京赋》曾就百戏表演的场面作了生动描写。展示出多种多样的节目动作及场面。散乐在其开始阶段是百戏的组成部分，是多种形态的节目错杂在一起。它的这种内涵在后代一直沿用。既然散乐指的是杂乐，是分散在朝廷之外各个地方的乐曲，依此类推，刘向《别录》所说的散操，指的是分散在朝廷之外各个地方的琴曲，它的形态多种多样丰富驳杂。汉宣帝时期来自渤海郡的琴师赵定善鼓琴，为散操。他所表演的就是在渤海流传的琴曲，并且不止一种。刘向《别录》所说的散操，是错杂多种琴曲的地方音乐。蔡邕《琴操》所提到的“河间杂歌”就是由西汉时期的散操发展而来。散操、杂歌，都凸显琴曲的庞杂，无法归类。至于它们名称不同。则是和运用这两个术语的时代相关。西汉称之为《散操》，蔡邕作为东汉人则称之为《杂歌》。
三、杂歌与河间之渊源
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而言，蔡邕将当时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统称为“杂歌”。这已经达到目的。但是蔡邕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在杂歌之前冠以河间，将这些琴曲称为“河间杂歌”。他为何又在杂歌之前冠以“河间”之名？杂歌与河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对于《琴操》中收录的琴曲，逯钦立先生有如下论述：
书中所栽，除《鹿鸣》等五歌诗为《诗经》诗外，“十二操”、“九引”、“河间杂弄二十一章”等。皆两汉琴家拟作。……“河间杂弄”亦自汉河间国乐人所制。按照汉代琴曲命名的原则。将“河间杂歌”称为“河间杂弄”不确切，言“河间杂弄”为河间国乐人所制，更是难以确考。然而，核之于典籍，汉代河间国与琴曲确实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汉武帝执政期间出现了一位在汉代文化建设上功勋卓著的人物——河间献王刘德。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载：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河间献王不仅搜集古书，还倾心于礼乐的搜集和整理。《汉书·礼乐志》载：
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馀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接之道浸以不章。
是时，河问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河间献王所采之“礼乐古事”很可能包含《琴操》中大多数琴曲本事在内，而汉天子“常存肄之”“不常御”的雅乐，在河间献王的封地河间国很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关于河间国，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注解道：“故赵，文帝二年别为国。”对此《史记·楚元王世家》记载道：“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疆，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是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人于汉。”据此可知，河间国属于赵地。对于赵地的风俗，《汉书·地理志》叙述道：
自赵夙后九世称侯，四世敬侯徒都邯郸，至曾孙武灵王称王。五世为秦所灭。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馀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忧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据此可知，赵国有着悲歌慷慨的民间习俗，其中“女子弹弦跕丽”表明赵国有着弹琴的风俗。作为建立在赵地的诸侯国，按照文化风俗传承的稳定性来推断，河间国存在弹琴之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赵地浓郁的娱乐风尚，在后代仍然延续。《水经注》卷十一有如下记载：
博水又东南径谷梁亭南，又东径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广数里，匪直蒲笱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婉丱童，及弱年崽子，或单舟采菱，或叠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阳城淀也。这里展现出的是一幅诗情画意的景象，颇有江南风情。其中提到的阳城淀位于汉代博陵县，原本是西汉河间王的属地，后划归中山国。东汉时期，阳城淀与河间国相邻。河间之地崇尚歌舞娱乐的风气在郦道元所处的北朝时期依然在延续。
如前刘向《别录》所载，西汉传授琴曲者主要是赵定、师文、龙德三家。桓谭《新论·琴道》篇称：“宣帝元康、神爵年间，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召见温室，拜为侍郎。”桓谭生活在两汉之际。所处时代晚于刘向。他也把赵定、龙德作为雅琴的两位传人记载下来。
西汉三位雅琴的传人，赵定与河间杂歌的关联最为密切。刘向《别录》只是提到赵定为“散操”，其他两位没有涉及散操。如前所述，散操即后来所说的杂歌，杂歌是由散操发展而来的。赵定应是西汉时期琴曲杂歌的传人。
赵定是汉代著名的琴师，《汉书·艺文志》所载“《赵氏雅琴》七篇”即为赵定所作。赵定为勃海人，实际上渤海与河间国亦颇有渊源。《后汉书·和帝纪》在记载元和二年和帝分封诸侯王之事时写道：
夏五月庚戌，分太山为济北国，分乐成、涿郡、勃海为河间国。丙辰，封皇弟寿为济北王，开为河间王，淑为城阳王，绍封故淮阳王晒子侧为常山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河间国所辖四县，分别是“乐成、候井、武隧、弓高”。《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河间王所辖扩大到十一城，依次是“乐成、弓高、易、武垣、中水、鄚、高阳、文安、束州、成平、东平舒”。其中文安、束州、成平、东平舒四地，是由渤海郡划归河间国。也就是说，在蔡邕所处的东汉后期。西汉原属渤海郡的相当大的地域已经划归河间国，因此，西汉刘向称赵定为渤海人。蔡邕所处的东汉后期，称赵定所传的散弄为河间杂歌亦未尝不可，原因在于渤海之地已划归河间很大一部分。
在东汉的政治地图上，河间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蔡邕所处的东汉后期，河间国的地位更为突出。《后汉书-桓帝纪》称：“孝桓皇帝讳志，肃宗曾孙也。祖父河间孝王开，父蠡吾侯翼。”李贤注：“顺帝时，开上书，愿分蠡吾县以封翼，帝许之。”汉桓帝的祖父是河间孝王刘开，其父亲是蠡吾侯刘翼，蠡吾原本是河间王的属地，刘开请求朝廷把它作为自己儿子的封侯之地。汉桓帝刘志袭封蠡吾侯，他是从河间之地被迎入京城，登基为帝。《后汉书·灵帝纪》还有如下记载：
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僚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问奉迎。汉灵帝同汉桓帝一样，也是从河间之地被迎入京城，登基为帝。东汉后期两位天子都是出自河间，从而使得这个地域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汉桓帝登基那年（147）蔡邕十五岁，汉灵帝登基之年（168）蔡邕三十六岁，蔡邕一生的主要时段，正值桓帝、灵帝期间。这两位天子都是出自河间。蔡邕《琴操》把河间杂歌列为琴曲的一类，可见他对河间之地的重视，有当时政治背景所起的作用。河间杂歌的最初传人是西汉时期的渤海赵定，尽管东汉时期有部分渤海地区划为河间国。仍然不妨把赵定作为首位传人的琴曲称为“渤海杂歌”。蔡邕将其称为“河间杂歌”。反映出他对桓、灵两位天子出生地的重视和偏爱，对那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天子故里加以称颂，张衡的《南都赋》就属于此类作品。东汉光武帝刘秀出自南阳，称帝之后南阳成为南都。《南都赋》从多方面对光武帝故里加以颂扬。其中提到宴会上的“弹琴擫籥。流风徘徊”；春游期间的“弹琴吹笙，更为新声”。就此而论，蔡邕《琴操》专列河间杂歌，也是对天子故里的颂扬，只是与张衡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无独有偶，张衡作为早于蔡邕的前代文人，还曾出任过河间相。可谓巧合。
综上所述。河间杂歌是蔡邕对难以归类的琴曲的统称。杂歌是蔡邕基于汉代琴曲的演奏的实际情况，并借鉴了《汉书·艺文志》中文体划分中以杂命名的模式，划分出的一个新的琴曲类别。河间杂歌由西汉时期的散操发展而来。是汉代流行在各地的琴曲。蔡邕在杂歌之前冠以河间之名。是基于对河间献王和河间国乐人在汉代琴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及河间国本身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综合考量。因此，河间杂歌不但是汉乐府琴曲歌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观照汉代河间文化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