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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县扩权”尚需完善配套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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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县扩权”尚需完善配套机制

杨 涛等

成都市政府日前下发通知,印发《扩大区(市)县管理权限目录》。今后,原来需市审核、审批的税收管理、项耳申报、用地报批、资质认证、价格管理等方面的59类审批、审核权限将下放到各区(市)县。(10月10日《成都商报》)

成都这次向区(市)县放权,可以看作是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今年上半年成都与重庆一起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获得了不少国家在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成渝试验区区别于“老特区”的特点在于,国家不单是“给钱、给政策”,而且鼓励试验区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成都市向区(市)县放权,应属于这种创新举措之一。

中国有中央集权的传统,权力往往集中于上级,这样做当然有利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规划,但同时也给地方自主性带来约束。适当向地方放权,有利于激活地方的积极性,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但是。中国的问题往往又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因此,经常陷入“乱则收权,死就放权”周而复始的怪圈。这次成都市向区(市)县放权,就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担心:怎么才能保证让这些下放的权力不会被滥用。

比如此次扩权规定:区(市)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局部调整,原需报市政府审批的,今后将由区(市)县政府审批,报市政府备案;除国家、省明确规定属于市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外,工业项目总投资在2000万元以下(不合2000万元)和属于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总投资在5000万元以下(不含5000万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区(市)县环保部门审批。这就涉及两项重要的权力,即土地使用审批权和环保评估审核权。这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开展工作,但也带来权力被滥用的风险。

所以,在坚持向地方扩权的同时,必须要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即在地方建立一整套对于权力运行进行监督与制约的机制,通过当地人大机构、真正独立于地方行政的司法机构、舆论监督与公众参与决策机制等等,对政府的决定进行评价、完善、制约甚至否决。

有专家认为,成渝试验区的重点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平衡区域二元化发展方面作出探索,经济增长将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而是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不扩大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不损害环境为前提。”所以,仅仅是放权于区(市)县还是远远不够。如果放权带来的仅仅是经济增长,而损害了环境,牺牲了民生,腐败更加严重,这种放权的意义就要打上一个折扣。

遏制逐利资本的魔鬼面

彭兴庭

在山西省五寨县,一辆出租车价值4万余元,现卖9万元。在襄垣县,一辆出租车价值六、七万元,现卖14万元。在太原市,一辆即将报废的、本身价格很低的出租车,最高价格已炒到45万元。出租车怎么了?它是黄金?它是股票?还是人为制造出的一个泡沫?为此,有记者深入调查,初步查清,一个游走全国的“炒车团”,正在山西等省挨个儿爆炒县级城市的出租车。(1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年来,“热钱”从炒房、炒煤,转到炒车,再到炒民航、炒银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国的每一个毛孔都洋溢着逐利冲动的资本。这些“热钱”所“过”之行业,立马掀起涨价风,当地物价也随之高涨,百姓叫苦连天。

“炒车团”的炒作行为,从法律上来说,只是在按市场规律进行资本增值活动,似乎无可厚非,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温良取悦社会。但是,政府作为市场调控的责任主体,一旦采取的是不作为的态度,那么,政府的“无为”无疑是在放任。

在我看来,出租车的炒作链就像一个“传销网络”,危害巨大。试想,一根稻草被说成金条的结果,不仅将使市场结构失衡,价格上涨,而且,正如记者所言,泡沫破灭的一天,最终还将酝酿出 “最后的傻子”,给整个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可以说,资本不仅象征着财富,更扮演着魔鬼与杀手的角色。

资本市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山西各地的“炒车”,实际上就是一伙投机者在“博傻”,这个“经营许可证”实际值多少钱并不重要。在出租车经营权价格疯涨的情境下,投资个体的理性在许多时候都淹没在从众与盲目之中,成为资本魔鬼的帮凶,并最终为其所伤。

如果说传统的工厂实业是一种产业资本运作的话,那么,“炒车”、“炒房”等则无疑是风险资本在操作。风险资本重在作势,总是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律而不是市场或经济规律去办事;风险资本讲的是轮回周期,赚到利润后立马抽手,以短线炒作赢得回报,这种“我走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面目正是政府需要关注的。

浙江学者傅自水曾撰文认为,资本的自然属性是逐利性,但资本也有其社会属性,即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当资本的逐利性与其社会功能不能和谐共存时,就涉及资本运动规律与政府责任的事了。当“热钱”在市场上狼奔豕突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应该充当起资本社会属性的执行者和监管者。“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规划博弈战场和制定游戏规则上,……遏制资本逐利的魔鬼面,阻止或最大程度地减小资本逐利性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与冲突。”政府也有良知警示那些冲动的投资者,促进百姓风险预测与评价能力的提升,以避免秋后算账。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届政府往往只考虑本届政府的政绩最大化。“炒车”等炒作行为吹大的经济泡沫,拉高了当地的GDP,某些地方对这种资本运作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尝不是出于这种“短期”利益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