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及其对情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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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以群体成员资格可以改变的流动儿童为对象,探讨其歧视归因倾向及对积极和消极情感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北京市4所公立学校和4所打工子弟学校选取1298名流动儿童及287名城市儿童,采用歧视归因倾向测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和个人控制感量表进行测查。结果:(1)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得分高于城市儿童[(2.57±0.98)vs.(2.44±1.03),P

【关键词】 流动儿童;歧视归因倾向;积极和消极情感;个人控制感;横断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8-0599-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8.014

有关歧视知觉的研究源于对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歧视的来源――优势群体的角度进行探讨,较少涉及弱势群体的心理感受[1]。为此,有研究者将这段时期的研究称为“强势心理学”研究[1]。最近几年,歧视研究中的“强势心理学”现象开始减弱,研究者逐渐关注被歧视者对于歧视现象的知觉与反应,以试图揭示其心理发展的特殊性[1-4]。本研究即从弱势群体自身的角度出发对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进行探讨。

最近的研究发现,在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中,由于流动人口身份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歧视知觉是一个重要方面[5-7]。这里,歧视知觉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是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如性别、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的或不公平的对待[8]。根据已有研究,能否知觉到歧视现象涉及某一潜在的受害者是否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偏见[8],因此,在归因框架下考察个体的歧视知觉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积极和消极情感是流动儿童城市适应过程中伴随的重要体验。研究表明,流动儿童比城市儿童存在较多的消极情感和较少的积极情感[3]。目前,虽然国外的研究已经证实,歧视归因倾向对于个体的情感等心理健康指标存在重要影响[1,8],且其影响主要借助于其他变量的中介作用而发挥,例如个人控制感等[4]。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群体成员资格无法改变的群体,例如黑人儿童。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的群体成员资格并非生而固定的,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者返回老家等,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外来人口身份。考虑到群体成员资格的不同属性可能会导致被歧视者的不同心理反应[9],因此,本研究将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就歧视知觉的作用及其机制进一步验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北京市海淀、昌平、朝阳3个区8所学校55个教学班选取五年级至初二共计1298名流动儿童。其中打工子弟学校4所共计943人(女420,男523),公立学校4所共计355人(女165,男190);五年级至初二分别为387、345、320、246人;平均年龄(13±2)岁。同时,从以上4所公立学校中选取流动儿童所在班上的287名城市儿童作为对照组。其中男155人,女132人;五年级至初二分别为92、108、48、39人;平均年龄(12±1)岁。所有受试均排除了自身残疾、父母离异或者去世等同时处于其他不利情境下的儿童。

1.2 工具

1.2.1 歧视归因倾向测验

参照Brown的歧视归因测验改编而成[2],主要对其中的故事情境进行了调整,即通过对流动儿童的个别访谈,选取与其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作为情境,内容涉及文化课、体育课、日常生活和课外活动四个方面,故事主要讲述北京孩子比相同水平的外地孩子得到更多的积极肯定。测验中,让受试阅读这些事件,然后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进行评价。每个故事后面都附有4个答案,分为努力、运气、户口身份和其他(如能力、个人意愿等)4个方面,让受试分别对4种可能的原因进行评价,从1“完全不同意”到4“完全同意”。受试越同意把造成事件的原因归于户口身份,说明其歧视归因倾向越高。

对改编后的工具进行预试(受试为125名流动儿童,男生67,女生58;五年级到初二分别为35、31、29、30人;年龄9~17岁,平均13岁),项目分析结果表明,题总相关均在0.60以上(P

1.2.2 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10]

共14个项目,采用1(没有)~4(经常有)级评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试在情感体验上越积极或消极。本研究中,积极和消极情感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6和0.73。

1.2.3 个人自控感量表中文版[11]

共7个题目,采用1(非常不同意)~4(非常同意)级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自控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3。

1.3 统计方法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

2.1.1 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之间的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得分高于城市儿童,而努力归因、运气归因和其他归因得分低于城市儿童。进一步采用相关样本配对t检验,考察歧视归因与其他3种归因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在流动儿童群体中,歧视归因与其他3种归因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0.84,31.30,15.68,均P

2.1.2 流动儿童群体内部的比较

以歧视归因为因变量,进行2(学校类型)×4(年级)×2(性别)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学校类型、年级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学校类型和年级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6.09,8.30;P

在参照以往研究标准的基础上[3],根据流动时间的不同把受试分为3组:短期流动组(2年及以内)605人,中期流动组(2~7年)283人,长期流动组(8年以上)410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组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8,P

2.2 歧视归因倾向对流动儿童情感的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2.57±0.98)与消极情感(2.25±0.63)呈正相关(r=0.13,P0.05)。因学校类型、年级和流动时间对歧视归因倾向有一定影响,因此,进一步考察它们对歧视归因与消极情感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学校类型(r公立学校=0.11,r打工学校=0.11,P

采用多次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首先以歧视归因倾向为预测变量,消极情感为被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歧视归因对于消极情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2,R2 =0.05);然后,引入个人控制感,将其与歧视归因倾向同时进行回归分析(stepwise),结果显示个人控制感的β值为-0.38,歧视归因的β值下降为0.06,R2为0;最后,考察消极情感对个人控制感的预测作用,结果歧视归因的β值为-0.18(见表2)。由表2可见,个人控制感进入回归方程后,歧视归因的贡献率变为0,提示个人控制感在歧视归因与消极情感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38)×(-0.18)=0.07。

3 讨 论

3.1 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

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来说,其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会增加他们的歧视归因倾向,这已经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知觉研究中得到证实[2,8]。本研究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对这一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具体来看,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显著高于城市儿童,这说明外来人口身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让他们对自己的户口身份变得更为敏感。对不同归因之间的比较也发现,与努力、运气和其他原因相比,流动儿童更容易把造成事件的原因归于户口身份问题,这也表明了流动儿童的高歧视归因倾向。

本研究发现:所处的学校环境是影响流动儿童歧视归因的重要方面,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这可能与公立学校的高社会比较的情境特点有关。与打工学校相比,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存在更多的直接交往机会,因此,他们更容易把自己受到的待遇与城市儿童进行对比,对自己的处境也变得更加敏感。另外,本研究发现,初中流动儿童比小学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中、长期流动儿童比短期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2,8]。Brown等认为,歧视归因考察的是对造成某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的认知判断,这种认知判断与儿童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2]。随着流动儿童年级的增加或者其流动时间的增加,他们的年龄和认知能力等也会增加,因此,对情境中各种线索的知觉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增加了把消极事件归于歧视现象的可能性。

3.2 歧视归因倾向对流动儿童情感的影响及途径

关于歧视归因倾向的消极作用,已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1,8]。本研究发现,歧视归因倾向对流动儿童情感的消极作用相对较弱,仅体现在短期流动儿童中,这与以往结论表现出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流动儿童群体成员资格的特殊性有关。以往研究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对不同种族和性别群体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而这两种群体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其群体成员资格的相对稳定性,无论个体如何努力和变化,都很难突破其群体成员资格的限制。相反,流动人口的群体成员资格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尤其是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刚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可变性更大。根据已有研究发现,这种可变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在歧视的危害性[9]。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发现歧视归因倾向只对消极情感体验存在影响,对积极情感体验的影响不显著。对此,Tom等人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发现,虽然大量研究表明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具有消极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研究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12]。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途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比如,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影响途径,有些途径产生积极作用,有些则产生消极作用,这些不同作用的影响累积起来共同影响心理健康,从而使得最后的整体效应相互抵消,造成相关关系不显著[12]。当然,有关这一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证明。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个人控制感在歧视归因倾向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一般来说,把消极事件归因于歧视会让个体感到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认为未来的事情将不受自己控制[13]。而当个体感到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时,会产生各种无助感[14],从而带来一系列心理问题。对此,Verkuyten通过研究也发现,随着歧视知觉的增加,青少年的控制感会逐渐降低,从而导致其自尊水平的下降[4]。为此,在对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对其归因方式进行干预,还要注重对个人控制感等中介变量进行干预,通过增强个人控制感来缓解歧视归因倾向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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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9收稿,2009-04-23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