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领衔“调解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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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劳动争议是社会矛盾的产物， 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运用适当的程序最大限度地及时化解矛盾。沈阳市沈北新区推动成立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把一己之力扩展成几方合力，开拓出一条劳动争议的社会化应解之路。
中间的角色
刚过完21岁生日的李子木来自朝阳农村，中学毕业后便来到沈阳，在沈北新区一家包装企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厂子挺大挺正规，也签了劳动合同。”相比其他进城务工者，初来乍到的李子木显然很幸运。不过随即发生的事件，结结实实地给他上了一课。
在企业工作了仅仅一个月，恰好有熟人介绍李子木到别处打工，看到那个活比较轻松，他坦言“想都没想就去了”。
不辞而别的行为，自然让原来的企业恼火，当“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的李子木回头过来要一个月的工资，企业却依据签订的劳动合同条款拒绝支付。“我给你干活咋能不给钱，欺负人吗！”愤怒的李子木在旁人的提醒下，找到了设置在沈北新区总工会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下文简称调解中心）。
据沈北新区总工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负责人马丽娅回忆，当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面对企业和职工出现的争议、纠纷，调解中心工作按照依法调解的原则，以维护职工权益为宗旨积极与企业联系，“首先还是从职工这方面考虑”。
“对方是个正规企业，并不想克扣这点钱。”马丽娅讲述。通过与企业几次沟通，摸清了企业的心理，不过是生气李子木的行为，提出让本人亲自道个歉就支付工资。“其实很简单，双方就缺个中间人，我们正好充当这个角色。”
后来在调解中心的主持下，李子木得到了自己的工资。“那次也让我了解了一些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现在说起，李子木已经没有了委屈。
“并不是一说到劳动纠纷，就是企业的原因。”据马丽娅介绍，沈北新区现有企业1213家，职工4.3万人。一方面，企业类型混杂着转制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另一方面，职工身份复杂，例如合同工、农民工。也因此，由劳动关系引发的矛盾千奇百怪，“可不管怎样，总要有人帮助把问题解决。”
马丽娅向《当代工人》记者讲述，也正是2010年的一次成功救助案例，促成沈北新区总工会推动成立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
“当时一名外来打工者，在一家建筑工地摔成重伤。他年纪很轻，20多岁。”马丽娅说起当时事件的棘手处，就在于这名打工者仅在建筑工地工作了4天——因为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企业不认账，所以确定劳动关系很难。“我们工会会同劳动局、安监局等部门联合调处，最终使这名职工的权益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劳动关系领域的矛盾逐渐凸显。调处平台的建立，也就成为社会关注、职工需求的热点。”沈北新区区委常委、区总工会主席衣丽娜认为，无论从大环境的趋势出发，还是通过实际案例的解决，建立一个社会化的劳动争议调处机制，聚合社会力量解决劳动争议事件势在必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今年5月，沈北新区总工会协调有关部门，推出了沈北新区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成立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领导小组，设在沈北新区总工会，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区总工会、人社局、法院、局、司法局、工商联（企联）六方为成员单位，负责联动机制的总体协调，并统一组织安排疑难、重大案件或需要联合处理的劳动争议调解。
调解的大网
“好比撒下一张大网。”马丽娅介绍，六方成员单位的聚合，旨在搭建一个党政主导、工会运作、各方配合的劳动争议调解社会化工作格局。为此，六方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的意见》，对联动调解的原则、范围、方式、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采访中得知，几家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其中和劳动争议处理直接相关联的单位，都设立了专职工作机构，共同构筑“基层调解、裁前调解、诉前调解、访前调解”四道防线。
例如区总工会成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设置咨询、劳动争议调解受理和法律援助等窗口，开通法律服务热线，并配备两个独立调解室，聘请专职律师坐班服务。全区建立企业调解组织682个，区域调解组织13个，行业性调解组织11个，“实现了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全覆盖，早发现、早报告、早介入、早协调，夯实“第一道防线。”
不同于以往作为职工代言人的工会单打独斗，协调联动的力量在此显现。沈北新区区委常委、区总工会主席衣丽娜认为，这种调解联动机制价值在于，工会虽然在劳动关系领域具有独特的地位，但本身并非职能部门的身份，往往在出现争议、纠纷时没有刚性发言权。而在出台的裁前调解联动规定，把自行调解贯穿仲裁全过程，必要时委托或邀请工会及企业代表组织参与调解。
“工会积极介入，从而形成了裁前、诉前、访前调解的‘三道防线’。”马丽娅解释道，区内劳动争议事件因此消弭于“四道关口”：基层调解关口——区总工会在指导区域内工会系统各级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基础上，接受区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法院、人社局、局和基层组织邀请，委托调解和联合调解，参与到仲裁、诉讼、立案前的调解中去；
裁前调解关口——区人社局对当事人进行进行裁前调解，接受区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合调解，邀请工会参与裁前调解；
诉讼前调解关口——区法院职工维权合议庭，邀请职工陪审员或邀请、委托区总工会参与诉前调解；立案前关口——区局接待、处理劳动争议案件，邀请工会参与访前调解。
事实上，六方联动不止于六方成员单位的区级层面，目前已经拓展深入到街道、社区、企业不同层面——
街道层面：在先期街道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司法局人民调解委员会职能整合基础上，将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纳入同一平台内，实行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工会调节职能三合一，并在人社局的社保服务所设置劳动争议调解登记窗口。
社区层面：在社区设立调解站，实行工会劳动争议调解员、人社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人民调解员、法律监督员有专人担任。
企业层面：按照职工的多少，分别成立调解委员会、调解小组，调解员与法律监督员、劳动监察员由专人担任，实现基层调节机构整合统一。
这种从基层到区级的纵横交错的调解组织网络，显现出高效的作用。从调解中心了解到，虽然成立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由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的劳动争议65件，区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调解劳动争议16件，其中接受法院、仲裁、邀请调解和委托调解8件，联合调解2件，调解结案率达到100%。
化解隐患的社会意义
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一直是工会组织的重要工作，也是其本身符号所承载的责任。早在200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劳动争议预防和预警机制，有效排查争议苗头，化解争议隐患，“预防为主、基层为主、调解为主”。
而在沈北新区总工会推动构建的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中，把和劳动争议事件相关的职能部门都纳入进来，有效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职能，形成“一种巨大的合力”，对甚至可能酿成的隐患及时排除。马丽娅介绍说，对重大或集体劳动争议等复杂案件，有关部门提请联动机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联合调解程序，开展联合调解，快速化解矛盾，解决纠纷，避免造成社会影响。
她讲述道，区内某企业因整体搬迁，职工经济补偿金和加班加点工资计算存在分歧，32名职工集体到区总工会反映问题。我们立即启动联合调解程序，联合区房产局、人社局等部门开展工作，仅用一周时间就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在她看来，因为有了联动机制的建立，涉及到问题处理的部门才可以顺利调动、协调起来。这种力度的显现，也让职工们“越来越依赖工会”。
“群众的利益不遭受侵害，各种权利救济有一个畅达的途径。”在被采访的一位社会学家看来，政府机构内的每个部门如果都能发挥它们的职责作用，在自己领域内解决掉问题，老百姓也不会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如上访的孤注一掷。
长时间以来，国家在打造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同时，“维稳”成为一个耳熟能详的政治热词。“缺什么补什么”的民间老话，亦可映射在一个国家、社会的行为表达上。但对于一个公正、健康的社会而言，显然是不需要自上而下的忧患焦虑。安居乐业，个体私权有保障、可以得到尊严的公民们，显然也不会对社会如何的“和谐”殚精竭虑。
同样不可否认，任何国家、社会的发展成熟，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需要有一个共识的是，在这成长的过程中，一个政府及其部门机构，还有每一份社会力量，都应不遗余力地去主动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不推诿。相信某一天，一个和谐的社会自然会来。
责编/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