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政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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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考核，自古以来就是官员考核办法。古代官员政绩考核更多是一种封闭、自上而下的考核制度，有诸多弊端，但很少唯GDP论，更多的时候是综合官德、才赋、功过等于一体的综合考核制度，对今天不无启示。

张居正的“循吏”

能不能给皇帝源源不断地收税赋，是对地方官员的一大考验。秦汉时期，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到了年底，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

所以，能够超额完成弄钱任务的官员，从来都是颇受青睐的。明朝张居正当政之初，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之困局，痛下决心，雷厉风行推行系列改革，使大明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数十年。张居正当政期间，朝中大臣极力推荐以清正廉洁而闻名天下的海瑞，张居正却对海青天很不感冒，一再不允，问其原因，说了如下一句话：“应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所谓“循吏”，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员，与普通的“清官”、“好官”大有不同。但在张居正一朝，“循吏”则意指不择手段去达到上级目的的官员们，例如户部尚书王国光，因任人唯亲、鬻官黩货、损公肥私等罪状屡遭弹劾，却又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主政户部五年，朝廷赋税年年攀升，这种人恰恰为张居正所喜，而不是那个认死理的海瑞。

不过总体说来，古代对官员的考核，相对还是比较全面的。

西晋时以五条标准考核郡县官员，这五条是：正身（个人品质），勤民（为百姓办事），抚孤（抚恤孤老之人），敦本（注重农事），修人（帮人改错）。北魏考核官员分为三等：上上、中中、下下。上上者提升，下下者免官，中中者不升不免。北周考核官员制定了六条标准，这六条是：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擢贤民（推荐人才），恤狱讼（执法公平），均赋役（合理征收赋税劳役）。

唐代的考核，非常完善。一年一考，其中文官的考第是三等九级，参考标准为“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二十七最”是区分不同职务所定，偏重行政能力和绩效。比如“法官之最”的标准是“推鞫得情，处断公允”；“学官之最”的标准是“训导有方，生徒充业”；“校（书郎）正（字郎）之最”的标准是“雠校精审，明于刊定”。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考核

政绩考核“唯GDP”论的一大弊端，就是一刀切，同一把尺子去评价，结果出现“长跑和游泳一起比赛”，“鹌鹑与大鹅一起比大小”的荒谬，一些资源条件差、底子薄的地区，工作再努力，社会再和谐，但考核也排不上好名次。

事实上，古代官员政绩考核也是比较注重差异化的。在明朝，充分考虑各地州县政务繁忙难易程度并不一样，虽然所有州县长官的品级都是一样的，但是按照同样的标准委派官员的话，因为官员能力不同，就会造成处理政务不适应的问题。为此，明朝在将州县官品级划一后不久，洪武十四年就按照各州县负担的赋税数量来确定“繁”或“简”。凡征粮七万石以上的州、三万石以上的县就是“繁”，在这数额以下的就是“简”，在挑选任命州县长官时，要考虑到繁、简的因素。

清朝入关仍然按照明朝制度，划分等级的标准简化为四个方面：冲、繁、疲、难。到雍正六年又进一步明确：“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地当孔道为冲”，交通要道；“政务纷纭者为繁”，事情繁多；“赋多逋欠者为疲”，税不易收；“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治安复杂。

按照这四项标准进行划分，清朝将州县缺分成简缺、中缺、要缺、最要缺四个等级。一个地方四个字都全的，就是“最要缺”，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而且考核成绩不错的人才可以担任；有三个字的，就是“要缺”，也要有过州县长官经历的人担任；有两个字的，是为中缺，可由有佐贰官经历，或在朝考中成绩较好的人担任；只有一个字或一个字都没有的州县，就是“简缺”，可由初选官的人来担任。凡最要缺、要缺往往由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督抚来任命，而中缺、简缺由朝廷吏部直接任命。每个省的州县等级划分必须要经过朝廷的批准，一般来说，各省的州县缺要简数量是固定的，升一个简缺为要缺，就必须同时也降一个要缺为简缺。

当年，能够把一个“冲繁疲难”之地治理得好的，那才叫做真正有政绩——对今天来说，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