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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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择看一部电视剧，是什么影响了观众的决定？故事类型、演员阵容、导演，或者要陪伴的对象，所有这些可能都会被拿来衡量一番，但编剧这个环节往往会成为被忽略的变量。
对于编剧的角色，影视行业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影视制作如同建一座楼房，出品人是业主，制片人是承建方，编剧是建筑设计师，导演则是包工头”，在影视剧的运作链条中，编剧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是创作的基础，没有剧本也就没有投资和明星可言。
在国内电影市场遭遇挑战的2012年，国产电视剧市场也遇到一场寒冬，去年电视剧产量比2011年增长了13.8%，达到1.7万集，但全国电视台在一年内的有效播出量只有7000～9000集，因此近一半的剧集尚未播出就成为库存。影视作品剧本上的粗劣开始被观众诟病，市场也因此注意到一直落在镜头之外的编剧群体。
近年来，有热钱涌入的影视行业急需大量优秀剧本填充市场，但国产电影总会给予观众“连故事都讲不清楚”的印象，而电视剧在穿越剧、谍战剧、宫斗剧和家庭伦理剧之间轮番跟风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匪夷所思的剧情设计，这些都让编剧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然而编剧们却也是一副受害者的形象，导演们对于编剧作品的不尊重和“二度创作”成为他们抱怨的焦点，甚至依然在为署名权与薪酬而奔走维权。与导演、明星等产业链中的受益群体相比，编剧多少有点像电影《摩登时代》中的工人查理。 边缘人
编剧位于所有影视创作的最前端，但剧本不同于小说，它无法作为独立的作品直接呈现给观众，影视作品也必定要经过整个链条的团队运作才得以呈现。
虽然也有一线编剧采用“雇佣小编剧或徒弟代为写作”的流水线操作方式，但国内编剧多为独立创作，剧本写作也有一些固定的套路，以对白讲故事的电视剧需要符合每分钟240字的口语标准，因此一集电视剧剧本大约在13500～15000字之间，而注重画面的电影剧本也会在5万字左右。
国内电视剧的操作模式比电影更为成熟，也有某些既定的运行规则，编剧多因某个项目与影视制作方签订合约，制作方向编剧交付稿酬的10%作为定金之后，编剧就进入剧本大纲和分集写作阶段，分集只要被通过，编剧会收到总报酬的30%。进入剧本的正式写作阶段，制片方会根据合约在5集或10集剧本完成并通过后分期支付余款。通常剧本初稿完成时，编剧就能拿到总稿酬的70%，而最后剩下30%的尾款也会在剧本最终通过后全部付清，当然，就像编剧余飞提到的，“尾款不了了之的情况时常会发生”。
其实从编剧的稿酬就能够看出他们在产业链条中的权重。虽然近年来市场对于剧本的需求让编剧的稿酬有了大幅提高，根据编剧石磊龙介绍，“3000万元投资是当下电视剧的普通制作成本，中等电视剧编剧或许能拿到10万元一集，但演员片酬却占到总投资的60%～70%”。尽管已有金牌编剧能得到10%的营收分成，“但在国内拥有足够话语权能够参与分成的编剧只有第一梯队的50人左右”。
在动辄上亿投资的电影项目中，编剧部分所受挤压更为严重，余飞介绍道，“国内只有芦苇等金牌电影编剧能够拿到200万元稿酬，普通电影编剧的收入在几十万元到100万元不等，许多刚入行的编剧创作一部电影剧本甚至只能得到几万元稿酬”。
当下影视制作尚不规范，大多数国内编剧没有经纪人，国内也缺乏类似于美国编剧协会这样的专业性行业组织，因此国内编剧大多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也并不是每一位编剧都能够准确判断自己作品的价值，而这一点却可能被制片方利用，并借此压价。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编剧的署名权或创意所有权都无法得到保证。2007年6月，麦家在博客中透露在自己单独完成的《暗算》电视剧本署名中，总制片人和出品人杨健成为“第二编剧”，而电视剧《暗算》播出时，片头竟无“原著麦家”的字样。 目前十之八九的编剧在创作剧本时，都是在制片方的“委托定制”下完成，剧情上模仿热播剧也是许多编剧的无奈。
即便如此，电视剧编剧依旧比电影编剧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按照国内电视剧的一般操作流程，投资人先找编剧写剧本，在剧本完成之后再请导演完成拍摄，由于电视剧的长篇幅，导演在拍摄中即便有所改动大多只能是细枝末节。因此对于编剧来说，电视剧剧本创作更为可控，即便最终需要完成近40万字的创作，但每年完成1～2个电视剧剧本也属于平常的工作量。
相比之下，电影编剧的处境则更加艰难，电影更容易被电影题材、宣传等限制和左右，创作空间更为狭窄。就像光线影业副总裁邝文伟说的，“在以导演为中心的电影圈中，电影项目最初多是制作方或导演的创意请编剧代为实现，编剧也成为被雇佣的乙方”。因此在余飞的经验中，或许电影剧本几天就可以写完，但每次修改都几乎是重新开始，“那种感觉就像不断地碰触同一个伤疤”。
电影导演对于剧本的“二次创作”是一种常态，编剧芦苇花费5年时间先后完成《白鹿原》七稿剧本，但最终却被导演王全安改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邝文伟却认为，导演不尊重编剧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很多情况下，作为雇主和创意所有者的导演本就拥有创作权，因此导演修改剧本也属合理。即便最初创意归编剧所有，但编剧并不了解现场具体拍摄状况的变化，很多时候修改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尽管“很多编剧都有做电影的梦想”，但却有更多编剧从电影流向电视剧制作。就像宁财神曾在微博上表示“如果让我写电影剧本，除非是我自己导，否则我一般不会去做电影编剧的”，《赤壁》在换了十几个编剧之后也依旧由吴宇森自己完成剧本。
其实在资本面前，所有原创文字都很无力，就像余飞提到的，“编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孤寒命，他统治着一个虚拟的王国”，编剧的生活不会因为某一部作品的火热而发生太大的改变。与投资人谈判，搭建剧组抑或管理团队都不是编剧所擅长的事，因此他们在很多时候都被排挤在产业运作之外。 编剧为什么不重要？
根据编剧王海林的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电影制片厂时期，编剧地位很高，编剧的署名总会在电影最前面出现，但走到20世纪90年代，电视行业逐渐兴起，电影市场开始受到冲击，为扩大艺术创作自由度而提到了导演的话语权，编剧的地位也开始急速下降。在近五六年间完成3倍扩容的影视市场上，编剧的角色更显尴尬。
编剧高满堂认为，“编剧其实是一个需要深度积累的职业，好的编剧至少需要经过5年的历练，有过10年的积累才可能产出精品，市场上很多新编剧在技巧上都不够成熟”，因此影视行业对于剧本的需求量与编剧技巧成熟度之间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很多刚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编剧每月都会受到多家公司的剧本合作邀约，剧本的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编剧环节的薄弱更多的是当下市场运作模式所造成的结果。
由于审查及运作成熟度的局限，国内电视剧一直采用是先制后播的运作模式，电视台占据电视剧销售量的80%。据艺恩咨询的《2011～2012年中国电视剧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省级电视台每年的电视剧采购量都会在3000集以上，而观众对于中国电视剧的题材接受度也更为多样”，因此北京电视台影视部副主任曹立宁表示，“面对如此庞大的筛选量，电视台在电视剧采购中并不是以剧本作为考量，而是看该类型剧以往的市场表现”。
因此即便制片方能够清醒判断剧本的优劣，但是如果落到电视剧的制作决策上，恐怕还要由市场决定。《抗日奇侠》虽因将抗战娱乐化而屡遭质疑，但仍然在多家省级卫视取得收视冠军，并以每集200万元的售价赢得了200%的利润率，因此更多制片方选择跟风模仿抑或名著改编。在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所做调研中，目前十之八九的编剧在创作剧本时，都是在制片方的“委托定制”下完成，剧情上模仿热播剧也是许多编剧的无奈。
其实很多电视剧在播放渠道之外自有另一套盈利方式，即便多部电视剧因无人购买而入库，但电视剧制作大都会以联合冠名得到拍摄地的资助，剧情中的广告植入也会分担一部分拍摄成本，一位不愿具名的制片人告诉记者，“通过电视剧制作过程，90%的电视剧制片人都已经能够做到盈利，就像军旅题材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尽管遭遇收视惨败，但它在没有播出之前就已经收入千万”。
当然也有制片方借影视产业化运作的漏洞获取部分灰色收入，根据上述制片人的经历，受雇于制片人的编剧有时不得不委身于制片人的“阴阳约”，制片人会与编剧订立两份合同，在给编剧的合同中约定稿酬8万元一集，并以此标准支付，但同时也会订立稿酬18万元一集的另一份合同，两份合同都经由编剧签字，制片方仅从编剧这一环节就能获得几百万的虚拟收入。在后期制作环节，制片方也会将最初合约中的30集剪辑为40集出售给电视台，并以此平衡制作费用，这种追求即时买卖的市场环境自然也会催生出无心打磨剧本的编剧。
在电影市场上，电影制片人却是另一番考量，就像邝文伟的说法，“某些类型的电影所追求的是一种声画体验，就像具备3D效果体验的《变形金刚》，剧本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元素”，况且即便编剧环节非常优秀，但是拍摄、营销、发行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最终作品也会出现漏洞，因此与导演、明星、档期甚至宣传等票房影响因素相比，编剧的权重也更加弱化。 编剧为什么重要？
对于编剧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其实可以拿美剧行业稍作参考，美剧被很多人看做是编剧的艺术，拥有1.2万会员的美国编剧协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已经涵盖了电影、电视剧、脱口秀等各种类型娱乐节目的编剧，它并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更像是为编剧服务的经纪公司。
好莱坞影视业历来践行“制片人中心制”，而美国导演协会、编剧协会、演员协会等职业协会与制片人联盟之间都会以合约的方式维系各自的利益，协会对于不同层次的编剧设置了最低稿酬标准，并在合约中明确约定了制作公司与编剧的责任和义务。它规定制片方在未付定金之前不能要求编剧提交提纲等书面材料，编剧有权参与制作团队选择和现场探班，而制片公司需要向编剧提供影片的最终剪辑版，并保证编剧有足够时间审核并给予剪辑建议。
许多美剧最初的创意都来源于编剧，也是编剧决定故事和人物的发展方向，在剧本创作阶段，编剧都是团队作战，由编剧主笔召集编剧团队，讨论争辩各个故事主线和人物走向，最后由主笔或者指定的编剧完成一集剧本，美剧的周播模式也会根据观众的反馈及时调整剧情。
在美剧行业，许多成熟的编剧主笔都同时为该剧的制片人，《生活大爆炸》、《国土安全》、《权利的游戏》等多部美剧的编剧都同时是该剧的执行制片人，美剧的导演反而成为受雇者，只要在一部美剧中能够保证风格和品质的一致性，或许每一季都会更换导演。
在中国，影视制作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国内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也并没有承担起经纪或维权的角色，这些都影响到了编剧的生存环境。然而尽管满是跟风和改编的市场看上去热闹非凡，但就像余飞说的，“最终被人们记住的依旧是那些经过编剧多年打磨的精品”，就像一部《潜伏》被公认为可以作为编剧教科书，让更多人认识到编剧的重要，而它也在30多个地面频道的播出中创下收视冠军，“优秀作品的价值终究会得到市场的验证”。
近几年来，剧本和编剧的价值正在逐渐被给予更多的尊重。主打编剧资源的华策影视与麦家、汪海林等多位著名编剧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而华策的上市也让金牌编剧刘恒和邹静之晋升千万资产，北京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一直处于散兵游勇的编剧组织起来承接业务，成为为编剧服务的经纪公司，而新丽传媒公司也签约了十几个专业编剧的工作室以保证剧集的制作，编剧的运作方式已经越来越多样化。
一直以来，编剧都在多方利益的夹缝中求生存，尽管很多编剧想要推行的编剧中心制未必能够实现，但建立合理的编剧经纪人制度，给予编剧更多的尊重和创作空间才能保证影视剧质量的源头，对于编剧们来说，现在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只是每前进一步都极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