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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工哺农”主要是借政府“有形之手”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利益回馈,“以工促农”则是借市场“无形之手”实现工业对农业的自然促动。推进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不可偏废,一方面要通过“以工哺农”来为“以工促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通过“以工促农”来引导“以工哺农”的方向。
关键词:“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传统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3―0049―07
改造传统农业,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对原有不合理、不和谐的工农关系加以调整。“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是传统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关系重构的两条基本途径,它们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本文首先分别讨论“以工哺农”、“以工促农”的内涵及其路径,然后分析两者的区别,最后从两者联系的角度,探讨它们如何形成合力以推进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一、政府力量主导下的“以工哺农”
本文中的“以工哺农”,即人们通常所谓的“工业反哺农业”,它是一个形象化的描述。一则表明工业曾经受哺于农业;二则表明工业发展起来后以其所积累的资源来回馈农业,扶持农业的发展。工业反哺农业有两种方式:一是工业直接反哺农业,即工业或工业企业从利润中提取资金直接用于对农业的扶持。二是通过政府间接反哺农业,即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汲取工业剩余,投入农业领域以促进农业发展。综观发达国家的实践,市场经济中工业对农业的利益回报更多采取间接反哺方式,即工业以上缴税收的方式增加政府收入,再由政府运用财政支出从多方面支持农业发展。比如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4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实行了对农业的反哺政策。从这些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的实践来看,经由政府的“以工哺农”主要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见图1):
1 政府人力资本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农业劳动者素质得以提升
舒尔茨率先提出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的传统农业改造方案,即通过教育、经济刺激等手段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改造传统农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步入到中后期,为了提升农业劳动者职业素质,都普遍更加重视农民教育。国家有专门的法律保障农民教育,政府有专门的机构指导农民教育,财政有专门的预算支持农民教育。美国的农民教育由农业部推广局负责,政府每年拨付相当数量的经费支持培训机构在农村广泛开办培训班,向成年农民传授新的技术知识。欧洲各国普遍实行农民资格考试,政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一定时间的农业职业教育,经考试合格获得“绿色证书”后,才有资格当农民。日本在《社会教育法》、《青年振兴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应利用图书馆等设施对农村青少年、妇女、成人进行教育和培训。如今美国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的毕业生;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者占5.9%,高中毕业生占74.8%,初中毕业生占19.4%。
2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向农村倾斜,农业生产条件得以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是,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财政就开始向农村投资,进行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电视、环境等的建设。例如,德国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既重视大中城市间的铁路、高速公路相通,又十分注重城乡间公路的连结,特别是后来更注重向小城镇与乡村道路建设的投入。而且,联邦政府规定,每年从大都市提取一定量的资金进入“国家补偿库”专项支持小城镇的发展。日本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财政拨款、贷款等形式,强化城乡道路建设,加强城乡间的联系,既缓解城乡矛盾,又促进了城乡间的均衡发展。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不断增加对农民住房、自来水、能源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各国普遍采取公共财政支出、低息贷款、发行债券等形式。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
3 政府鼓励农业科技研究开发,农业技术含量得到提高
农业发展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强大支撑。发达国家对农业的科技研发投入是巨额、多方位的。美国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主要来自联邦政府预算拨款、州政府预算拨款和私人企业自筹。美国联邦政府对农业研究、教育和推广的投入比例一直比较稳定,研究投入占农业部总预算的2-4%,世界平均水平为1%。美国对科技成果转化与产品开发的投入相当重视,越是高新技术,投入越大。以色列政府每年对农业科研经费投入上亿美元,大约占农业产值的3%。在农业部的农业科研经费中,每年有50%是定向拨给国家农业研究组织(ARO),剩余50%和其他政府农业研究基金按分类管理,统称为“竞争性基金”。荷兰政府对农业科研非常重视,优先支持发展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事业,其农业科研力量非常精干、高度集中。政府每年对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的投入经费约为30多亿荷兰盾,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国家农业预算的25%左右。这些国家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稳定的经费投入,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科技的发展进步和推广应用。
4 政府实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农民稳定增收得到确保
所谓农业价格支持政策,是指政府对相应的农产品规定一个政策价格,如果市场价格高于这个政策价格,则政府对市场活动不加干预,因为农民会自动选择收益较高的市场来出售;如果市场价格降低到这个价格水平之下,则政府就按支持价格实行收购,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不会降低到这个价格之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一度主要仰赖农业价格支持政策来保护农业。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实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主要措施是制定农产品支持计划和农产品储备计划,以及加强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方面的立法。日本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通过限制农产品进口,采取保证价格政策来支持国内农产品的高价格;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对小麦、大豆、大米等农产品实行价格保护制度,通过国家出钱收购,确保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不低于工业生产者的工资。欧盟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基本内容就包括实行统一的农产品价格政策,并由政府制定各种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农业支持价格政策具有很突出的作用,比如促进农业稳定增长,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市场价格,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等。
二、市场力量主导下的“以工促农”
与“以工哺农”主要是政府力量主导下的一种制度安排不同,“以工促农”则是在市场力量主导下,工业的发展通过产业互动引起农业的一系列积极变化,从而使农业与工业得到均衡发展,最终实现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以工促农”的实质是在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从全世界范围看,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的。工业化的完成以及相应的社会变革是传统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和根本动力。工业化能够在许多方面影响农业,能对
农业作出多方面的贡献。具体而言,工业扩张和发展的效应主要是通过以下路径向农业传导(见图2),进而对传统农业现代化作出贡献的。
1 工业化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业规模化
农业现代化是以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前提的。因为从经济观点看,只有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基础上,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耕作技术手段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逐步提高。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又要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条件。工业的发展由于吸纳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保证他们有较高的收入,使他们逐步放弃兼营的土地,因而可以大大缓解农业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相对增加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的耕地面积。而土地的适度集中,为实行土地规模经营,进而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对此,著名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已经作出很好的解释。
2 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注入新要素,促进了农业工业化
在现代农业中,农业增长主要源于具有现代性的新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这些新生产要素不是农业产业内生的,而是由工业部门提供的。事实上,随着工业化发展,工业不仅有能力满足其自身对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且还有余力为农业部门供给一部分新生产要素。比如,农业生产工具和设备大多是由机械工业部门生产的,农业排灌机械和设备也主要来自机械和电力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所需的良种、饲料、化肥、农药和塑料制品等基本上都是由农艺工业和农用化学工业提供的,等等。随着工业文明的成果逐步向农业转移、渗透和扩散,传统农业得以改造,农业本身也就工业化了。
3 工业化将产业链向农业延伸,促进了农业产业化
现代工业的组织形式不仅为农业组织形式创新提供了借鉴,而且还通过工业企业把产业链向上游农业延伸的方式,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从中外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来看,工业产业链可经由两种途径向农业延伸:一是工业企业为了直接获得农业原料,自己到农村开办农场;二是工业企业为了获得稳定的农业原料来源,或者为了确保农业原料的品质,与现有农场以纵向一体化方式形成一个农工商综合体。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农业都将变成仅是整个工业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分散的农业生产均被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经营体制之内,从而将大大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4 工业化增加对农产品需求,促进了农业市场化
工业化不仅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从而在供给方面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商品化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工业发展还能从需求方面拉动农业市场化。这是因为,与工业化相伴随的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人口的增长将直接导致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加,导致对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纺织等轻工业产品需求的增加。这种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将为农业市场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驱动力。此外,工业的发展还日益深化着农业产业内部的分工,不仅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工序纷纷分离出去独立为产业,而且农户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会逐步提高,如各种农业生产的专业户大量涌现。农业产业内部分工的深化及其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于消解自给自足农业,建构市场化农业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三、“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的差异
“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是传统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工农关系重构的两条基本途径,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为了使“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各归其位、各展所能;避免顾此失彼、相互混同,首先必须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异:
1 原因不同
“以工哺农”和“以工促农”的提出,首先是基于一个共同原因,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业的日渐式微及其弱质性的日益凸显。但除此之外,“以工哺农”和“以工促农”还有各自的特殊原因。
“以工哺农”是源于工业化早期的“农业哺育工业”。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成长过程中,工农关系调整大致要经历“农业哺育工业”、“农工自养”与“工业反哺农业”等三个阶段。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后,随着工业的成长并趋于成熟,一方面工业自身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另一方面,农业则因长期为工业提供剩余,已经处于“失血”状态,极其衰弱。同时,农业作为一个福利溢出部门,其发展程度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因此,工业发展壮大起来后,不仅有能力也有责任对农业进行反哺。同时,“以工哺农”还是工业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以工促农”是基于工农两大产业互动的内在需要。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即存在产业关联,且产业关联越来越密切。产业关联是产业与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而形成的互相关联、互为存在前提的内在联系。就工农两大产业来讲,工业的运转需要农业产品和服务的投入,同时,其自身又为农业提品和服务,如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各种原料,而工业部门又为农业部门提供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等。这样就形成了工农两大产业相互间的依存和支持,满足了工农互动的内在需要。
2 时期不同
只有当工业自身积累了大量的剩余,才有能力对农业进行“反哺”,这样的条件一般要等到工业化中后期方可具备。因此,工业化中后期是“以工哺农”的历史起点。一般认为,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应具有如下结构特征: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农业劳动力份额低于55%,城市化水平超过35%。以此观之,美国、德国、日本大致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4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步入工业化中后期,中国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相应的,这些国家也就具备了“以工哺农”的条件。“以工哺农”担负的历史使命,是支持农业发展,最终实现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一旦农业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以工哺农”的历史使命就告终结。此后,政府转而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即“以工补农”。这是现代农业阶段工农关系调整的主要途径。
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即使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也能够通过为农业部门提供先进的工具与技术促进农业的发展。以美国为例,工业化初期耕地面积成倍增加,造成农业劳动力奇缺,导致旧式的以人力为主的手工农具及相应的耕作方法难以满足生产迅速发展的要求,迫切要求用农业机械代替农业手工劳动。此时,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刚好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831-1847年,收割机、畜力脱粒机、全钢犁、马拉玉米播种机、谷物播种机、割麦机等相继问世。正是这个以农业技术革新及一系列农业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性开端”,以及工业新文明对农业的改造,使美国农业开始向专业化、集约化、半机械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为资本主义农业的“美国式道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实际上,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扩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向农业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将产业链向农业延伸、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等,都是促进传统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3 中介目标不同
“以工哺农”和“以工促农”的最终目标都是促进农业发展,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但由于“以工哺
农”和“以工促农”的着力点不同,即各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推进传统农业现代化,因而两者的中介目标存在差异。
“以工哺农”的中介目标是改善农业发展环境。前已述及,“以工哺农”的实现路径主要是政府作为行为主体,将人力资本投资重点转向农村,以提升农业劳动者素质;将基础设施投资向农村倾斜,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鼓励农业科技研究开发,以提高农业技术含量;实施农业价格支持政策,以稳定农民收入增长。劳动力、基础设施、技术和价格都是农业发展的必要环境条件,因此这些实现路径的目标指向基本是一致的,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改变市场竞争中农业相对于工业所处的不利地位,为工农两大产业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
“以工促农”的中介目标是直接提升农业产业素质。如前所述,“以工促农”的传导路径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工业化将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以促进农业规模化;工业化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生产要素,以促进农业工业化;工业化经由产业链向上游农业的延伸,以促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以促进农业市场化。农业的规模化、工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都是农业现代化的内容,这“四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产业素质的强弱。由此可见,“以工促农”传导路径的目标指向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资源在工农两大产业间的优化配置,从而为提升农业产业素质提供直接推动力。
4 实现机制不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工哺农”,主要体现为政府力量主导下的工业对农业的一种利益回馈。这种利益回馈的本质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以调整,使公共财政支出更多地向农业倾斜,藉此调配政府掌握的各种资源来促进农业的发展。要达此目的,“以工哺农”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取自工业的税收资源为支撑、以财政支出安排为手段,由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来负责组织实施。由此可见,“以工哺农”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制是其基本的实现机制。
“以工促农”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工业的发展通过产业互动引致农业的一系列积极变化。这是一种自然促动,它要求工业发展引致农业变化的传导路径是畅通的,其间没有阻滞存在。为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产品和生产要素能在工农两大产业间毫无障碍地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般更多地体现为各种现代生产要素自发地从密集的工业领域流向稀缺的农业领域,同时伴以农业领域过剩的产品和劳动力向工业领域流动,从而实现市场的一般均衡。由此可见,“以工促农”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市场机制是其基本的实现机制。
四、“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要形成合力
如果说“以工哺农”是借政府“有形之手”来改善农业发展环境,那么“以工促农”就是靠市场“无形之手”来直接提升农业产业素质。由于“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相互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且两者的终极目标又是一致的,所以,它们应该也必须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1 “以工哺农”与“以工促农”不可偏废
近年来,我国“以工哺农”的政策力度在逐步加大,这表明“以工哺农”在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对于如何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以推进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实际上,工业齿轮的每一圈转动,都会对农业形成千丝万缕的正面牵拉。如果能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之下,充分发挥“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使农业依靠产业关联的内在规律来自然接受工业的促动,这将比政府主导下的“以工哺农”可能更为有效。所以,在强调“以工哺农”的同时,不能忽视“以工促农”,亦即不能忽视市场在实现传统农业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其实,这也是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调整工农关系的共同行为选择。当前,我国推进传统农业现代化,一手要抓“以工哺农”,主要是加大政府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合理调配资金投入方向;一手要抓“以工促农”,主要措施包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增强工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农民承接新要素的能力;优化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工业资本向农业投资;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拆除城乡壁垒。
2 通过“以工哺农”来为“以工促农”创造条件
“以工促农”传导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适宜的体制、政策和市场环境。而要改善农业的发展环境,政府必须在工业化推进到中后期,及时调整工农关系,启动“以工哺农”政策。2003年以来,面对日益凸显的“三农”问题和日渐扩大的城乡鸿沟,中央适时出台了“新三农政策”――国家对农业已由过去的“多取、少予”转变为“多予、少(不)取”,工业对农业已由过去的“抽吸”转变为“反哺”。由于“新三农政策”的逐步实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在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开发力度在加大,农业价格支持政策在落实。随着农业发展环境的日益改善,原本受到抑制的“以工促农”传导机制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3 通过“以工促农”来引导“以工哺农”的方向
“以工哺农”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而政府的财力毕竟有限。为了使政府对农业有限的财政投入发挥更大作用,“以工哺农”就存在一个路径选择问题。这路径的选择,应该着眼于能对农业发展产生长期效应的方面,而不是短期内农民的增收。这就要求,目前我国“以工哺农”政策应主要围绕提升农业产业素质来实施,与此相应,“以工哺农”路径的选择必须反映“以工促农”的现实需要。换言之,要通过“以工促农”来引导“以工哺农”的方向和重点,包括发展农村教育、卫生事业,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增长;建设农村、农业公共基础设施,改善农业发展和农户成为市场主体的物质条件;加强农业科技开发与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效益;实行农业支持价格政策,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等。这几个方面都直接关涉“以工促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