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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之后,胜利者通常有几件大事要做,其中之一就是抹黑前朝。前朝如果不坏,那么它就失去了正义性,同时也无法描绘出本朝太祖替天行道、英明神武的形象。在诸多被抹黑的亡国之君中,名声最差的当属纣王。
纣王当选古代最差君王,有其必然性。夏朝缺少直接的文字记录,桀的“形状”有些模糊。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纣王便成为了最早的可供抹黑的靶子。
除了资历老,有关纣王的事迹,基本都是周朝以及之后的文人创作的,不具有权威性。所以往他身上虚构“史实”,不容易被抓辫子。比糟蹋后期的那些亡国之君,安全一些。
“纣王”不是帝号,是后人强加给子辛先生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他“何德何能”配得上这样一个雷人的称号?
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六条实在太平常,酗酒只是不良生活习惯;贵戚旧臣凭什么非得重用?至于重用小人,“小人”的标准非常模糊,难以定性;听信妇言并无真凭实据;至于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更谈不上罪状。
周武王列出纣王的罪状,是出于政治目的。之后的文人、史家添油加醋,则完全是创作冲动、职业习惯。原本区区几行字,也变成绘声绘色,很黄很暴力的场景,为广大底层百姓喜闻乐见。
淇县城西十五里,太行山东麓,传说纣王曾经在此修建过“鹿台”,当然后来无影无踪了,于是就“好办”了。
在西汉刘向笔下,鹿台“大三里,高千尺”。大三里,倒也罢了,只要耗费人力、物力,十里也能做到。高千尺可是高难度建筑技术,埃及最高的胡夫金字塔原高不过一百四十多米。假如鹿台没有毁掉,中国又会多一项世界奇迹。金字塔因年久风化,高度在不断降低。可是鹿台却像牛市的股票,随着岁月变迁节节上涨。到了晋朝,皇甫谧先生笔下的鹿台,已经“高千丈”了。
除了腐败,纣王另一“亮点”是心理变态,他是中国历史上头号“”。正是因为这一点,让他没有被后来的隋炀帝超越,始终牢牢把持着“史上最差君主”的宝座。
关于比干之死,春秋时期相关描述仅仅是“比干谏而死”。战国时期,屈原认为比干是投水淹死,他自己后来也投水跳了汨罗江。比干被挖心之说,据传源于吕不韦门客的文笔。后来《史记》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之后便统一了口径。与投水之类相比,挖心更具艺术感染力,我们不难理解文学家、史学家们的选择。
民间传说往往能加强文史作品的传播力度,不过也经常帮倒忙,在比干之死问题上,民间传说就涉嫌“过火表演”,因而显得荒诞。相传比干怒视纣王,自己将心摘下,扔于地上,然后健步走出王宫,从此去民间从事慈善事业,到处撒钱给广大贫困群众。虽然心脏已经摘除,可是姜子牙给比干服用了一种转基因药物,于是他成为了一种无需心脏也可以生存的“新人类”。因为没了心,也就没有了私欲。后来世人就选举比干为神界财政部长――文财神,从此一直享受人间香火。
草根文学家最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比干挖心固然可以博得大家的同情,可是同情之后必然是平淡。而让比干兄身残志坚,到处给大家发福利,他就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息息相关了,满足了大家对于财富的,这样他才有了持久生命力。
每个人内心都有善根,同时也会有一些恶的“毒素”。作为一个普通人,一般不至于通过做坏事去“排毒”,他们有时会运用想像力,把自己想象得出来的“恶”都加到一个典型坏人身上,这或许也是一种排毒手段。而亡国之君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垃圾桶”,纣王由于名气太大,他显然已经超载了。
插图/笔之力/佚名
【以上三篇作品选自朱辉著《笑语解说史中事》
崇文书局版,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