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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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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冠滨的雕塑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雕塑的神圣、静穆、永久的特性和纪念性、永久性的品格,它们以一种大众化的、反精英主义的、调侃谐趣的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雕塑美学。他以不同的图像来源,改变了传统雕塑的创作原则和欣赏原则,从而改变了传统雕塑的评价标准,并彻底颠覆了传统雕塑思想基础。建立在电子科学技术之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标志着媒介时代的到来,这种新的工具,新媒体像过去机器生产出现一样,引起了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的变化,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文化艺术方面,它还改变了人们的情感方式和作品的创作方式和欣赏方式。站在新技术的高点上,依托于新的文化媒介,当侯冠滨的雕塑和古老的雕塑传统相遇的时候,它的新锐性、颠覆性在哪里?它的可能性、生长性又在哪里呢?

近代西方艺术史学科中有“考古学之父”美誉的温克尔曼曾经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形容他对古希腊雕塑的赞誉。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温克尔曼的这句话成为评价雕塑艺术标准。哲学家黑格尔也曾经在《美学》一书中提出,雕塑是适宜表现神的。对黑格尔的这个论断,中国著名美术美学家李泽厚的解释是:“黑格尔天才地猜到了雕塑内容具有较大的寓意性、理想性。雕塑的本事在于它能突出地表现高度概括了的、理想性强的、单纯的性格、品质、气概……道出了雕塑的美学特征:要求外部造型的单纯和观念概括的纯粹。”美术史的事实证明,雕塑的黄金时代,的确是神学的时代,信仰的时代。雕塑的仪式感和庄严肃穆的气质都决定了它们往往扮演偶像的角色,成为人们顶礼膜拜,虔诚供奉的对象。用雕塑来造神,用雕塑构造一个理想的彼岸世界,成为雕塑艺术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功能。无论是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东方的佛教世界,雕塑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就是宗教人物。

即使在文艺复兴以后,世俗的题材越来越多,开始超过宗教题材的情况下,由于雕塑艺术与宗教的长期联系,也由于雕塑的社会功能,以及他的材料和表现方式上的特点,它仍然长时间里保持着“正面性”的特点。所谓正面性,是指雕塑艺术较为适宜于表现正面的、理想的、被肯定的食物;它排除个别的、偶然的、丑陋的因素;它总是作为纪念像而出现,它总能讴歌英雄、圣贤、名人……

这种情况从罗丹开始发生了变化,在罗丹那里,形体上有缺陷的人,丑陋的人出现在雕塑里,如《塌鼻子的人》、《老妓》等等,这种“雕塑的丑学”,说明现代主义艺术开始对传统的审美进行颠覆,在作品的价值指向上,他仍然有着明确的思想性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有着鲜明的爱憎、善恶、好坏等等二元分野。

后现代主义雕塑出现后,又开始对现代主义雕塑发起了冲击。这种冲击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雕塑的语言形式和造型特征上,它们以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光电艺术、多媒体艺术等等,冲击着雕塑的边界,使当代雕塑与当代艺术呈现出一体化的状态,使雕塑在形态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形式语言特征;另一种是对雕塑的内涵和意义的;中击,尽管一些雕塑仍然保持着三度空间的造型方式和制作方式,但是,它们从作品的内涵和意义上,彻底颠覆了传统雕塑的思想基础。

侯冠滨的雕塑属于后一种,侯冠滨的雕塑在造型上,材料上,工艺制作上,都是“雕塑的”,但是它们所带来的美学,是一种新的雕塑美学,它具有强大的冲击力量和消解力量,它不仅冲击着古典的雕塑,也冲击着现代主义的雕塑。侯冠滨的雕塑明显带有新媒介时代的特征,这种建立在大众文化基础之上的新媒介开始把雕塑从象牙之塔拉下来,变成大众的、流行的、娱乐的、轻松愉快的关照对象。

传统的雕塑创作是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其人体的表现基于写生和比对模特进行塑造;它们的核心是强调真实。在雕塑的技术上,有着一套严格的关于解剖、比例的知识基础。侯冠滨的雕塑也有塑造,也有制作,但是它的知识基础和图像来源却和过去不大一样。显然,这是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类型。它没有传统雕塑的一套形象采集方法,它无需面对现实,它无需追求真实,它们来自想象的虚拟世界,它们不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它们只是一种“类象”,是图像时代的派生物,成为这些人物的图式来源。其中,这些造型常常是经过大量的图像组合和拼接而成的。例如,侯冠滨的《女狮子》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对应物的;《戏谑》中抱举的姿态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能的。

过去的雕塑,包括现代主义雕塑在内,强调的是思想,它们都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和意义指向,而侯冠滨的雕塑,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随心所欲的,无法无天的:《肉球儿》中戴红领巾的人,可以有硕大的;《招魂儿系列》中,那些女性可以毫无缘由,没心没肺地狂欢……在这里,规则、等级、美丑、善恶、好坏的界限都消失了,从表面上看,这些雕塑已经彻底成为娱乐和狂欢。从欣赏的角度看,过去的雕塑,最后都是希望作用于观众的理性和思想的,而侯冠滨的雕塑则完全是身体性的,感觉的,欲望的,游戏性的……在这些雕塑里,看不到一点点说教的痕迹,也看不到作者的明显的企图和用心。这一切都显示,这种雕塑对过去的雕塑美学构成了真正的,全面的挑战。

候冠滨的雕塑巧妙地利用了卡通图像的虚拟性、隐喻性和娱乐性的特征,对当代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它利用极度夸张、反讽、拼接、挪用等方式,为雕塑在当代社会的功能发挥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如果只是为了颠覆而颠覆,为了叛逆而叛逆,那么侯冠滨的雕塑就的确只是一种游戏,一种视觉的无厘头。然而,在侯冠滨雕塑看似没有意义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含义。这些雕塑主要针对的是当代社会,其作用是作为一种成人的童话,折射出现实的寓意。它们戏谑、搞笑的形式,在看似没有目的,看似不讲思想的背后,但它们面对着这个时代的问题,它让人们在嬉笑、娱乐背后,品匝出当代社会的荒诞感和怪异感;只是,侯冠滨为这种荒诞和怪异披上了娱乐的外衣。

在候冠滨这些这种看似游戏的雕塑的背后,既包含着对于历史的思考,也包含着对于现实的思考;既有中国文化的针对性,也有对西方文化符号的信用和暗示,尽管它们看起来只是随心所欲的拼接和挪用。例如,五角星、红领巾等等道具的出现,便是对历史符号和红色符号的挪用,这些符号加上肥硕的身躯,夸张的表情,当它们并在一起的时候,将引导人们从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去追问当代的社会现实。再如红色的人首狮身像,狮子采用挥手向前的姿态,就既让人产生古希腊文化中狮身人面像的联想,同时这个典型的姿态又具有红色文化的痕迹。这种横跨古今,联通中西的“混搭”,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策略,为候冠滨的这批雕塑作品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是一个欲望的时代,是一个娱乐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正经”的时代,这些时代的特征,以及关于这些时代的寓意,都可以在侯冠滨的雕塑中找到蛛丝马迹。也许,作者并没有给观众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就像著名的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在这些雕塑的背后,它引导人们去破解,去探寻。这是一个时代的童话,一个成人的童话,重要的不是这些童话具体的所指是什么,而是,它们是怎样吻合了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是怎样保持着一种对应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