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衰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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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素养的未来还需要书写
特德・伽普(Ted Gup)，爱默生学院新闻系主任
马克・吐温曾说过“人人都在谈论天气，但是没有人对它做任何事。”这个观察有时候反映了学界对当今新闻界的观点，似乎它是超越人类控制的力量。当今时代有太多的机构把自己仅看做讨论天气的人，也就是说试图预测未来是什么，如何让学生为它做准备，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态。我们在教室里需要提醒自己，技术不过是工具，但在太多情况下仅仅成了操纵人的工具。
我们的课堂应该帮助确定社会对学新闻和工程的学生的素质要求，而不是猜想技术的命令。
当今学生对传统价值和新闻报道的作用并没有敌意，他们不过是不熟悉而已。他们面对的是假冒专家、直播的“大胃王”比赛、蛊惑民心的宣传和排行榜推动的意识形态定义的世界。报刊和媒体、事实和编造的差别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教室里，当学生面对为公众服务的深度新闻报道时，通常的反应是惊讶地瞪大眼睛，就好像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事实常常如此。他们来自多年前已经不订阅报纸的家庭，他们所知道的是如何更快地点击“发送”按键。现在，他们必须学会慢慢来。
我们应该向他们介绍反思、上下文、证实和平衡的美德。他们使用的往往是能通过短信组成伙伴和朋友的亲密圈子(在技术的意义上)的技术，但在此过程中与更广泛的外界割裂开来了。现在有太多的各色人群低着头陶醉于按小键或者眼睛不离小屏幕等待新消息的到来。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世界嘈杂喧闹，但太多时候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打断他们的技术崇拜，向他们指出外面世界的存在是我们的工作。
新闻报道的未来或者新闻素养的未来还需要书写。我们学界中人在影响它的风景，推而广之在公民身份的意义、社会和全球意识上有一些话语权。要求技术为人类的需要服务，这不是反对技术的路德派分子的做法。
这是重新制订新闻课程的机会
迪安・米勒(Dean Miller)，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研究中心主任
如果你听听即使美国新闻界每月裁减1000人仍然涌向新闻系的学生，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是清晰的礼物。充满期待者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看到的是“新闻的复兴”。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最近告诉我，他知道所有的筹码都失去了，但他仍然想进去。我不怀疑他将是个受新闻界欢迎的伙伴，那里的逆境已经促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以帮助人们关照自己个人和公民兴趣的方式报道地方新闻、全国新闻和国际新闻。
西北大学的“影响”和“新读者”研究充分显示好新闻吸引眼球的奖励，如果你不把自我放到读者日程之前。
这个特别的学生首先在一个著名的校园刊物工作，后来创办了新的校园刊物，该刊在他毕业后依然生存。他曾经进行过专业实习，对找到工作充满信心。那工作与老门卫定义的专业记者工作完全不同。
在那个时代，即使地方报纸也有海外分部，本地新闻报道很少。我们充满渴望的学生将可能怀念20年前新闻界垒球队到中国旅行，或者编辑用一辆福特野马吸引专栏作家的日子(两者都真的发生过)。
那种明星体制告诉记者他们对有些人很重要。但读者调查通常遭到的排斥让记者明白编辑比读者更重要。读者感觉到了，所以离开了。本来愿意实验的广告商也离开了。
在平台变化的时候，这是更多强调使命、耐心和适应新形势的变革意愿，重新制订新闻课程的机会。我们那些把当今时代描述为“新闻复兴”的学生，是通过一门新闻素养课开始其新闻学教育的，该课程通过给年轻人讲授如何在信息海啸中冲浪不被淹死而复兴了失落的公民教育艺术。有技术和能量在身，他们就知道区分哪些是独立的、可靠的、负责的新闻报道，哪些是垃圾。
现在到了引起人们担忧的时候了
萨福德・昂格尔(Sanford J.Ungar)，古彻学院(Goucher College)院长
作为在学术界生活了整整20年的断断续续做新闻的职业记者，我仍然在客居吗?我太熟悉在大学的智慧世界和新闻界的事实细节环境之间长期存在的让人不舒服的冷漠。或者我应该说在聪明的教授和庸俗的记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别被过分夸大了?
回想在我主持一家大型传播学院期间，来自更“传统”学科的同事和我总是开玩笑：他们忙于做高深的研究和认真的思考，而我在他们看来似乎花费人生大部分时间试图从故事中提取智慧。我知道他们心里悄悄羡慕我在观察、文件和访谈基础上得出结论的意愿，但我不敢告诉他们我有时候担心我和记者同事虽然神气十足实际上如履薄冰。我确实记得而且至今仍然背诵当我在电讯社找到第一份真正工作时的老格言：“你的水平就看你最新一篇报道如何。”
那些是当时的情况。在电视上这么多粗制滥造的东西，多所新闻机构用他们不敢肯定真实可信的风向球故事向公众传播，甚至连硕果仅存的最好报纸也充斥着编辑错误和更严重错误的时代，要坚持我的论证目标确实更加困难。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最近的研究提醒我们的，美国新闻界自1992年以来裁员三分之一，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若问我们从前的从业者，我们将提供另一种诊断：今天进入新闻界的年轻人胸中没有我们那时候的“熊熊烈火”。他们是雅皮士(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不愿意长时间工作。他们想直接进入“脱口秀”节目，对仅知道一点皮毛的议题大放厥词。越肆无忌惮越好，那样才能吸引人注意，才能出名。
显然，我做出的笼统概括好编辑决不会同意。但事实是除了个别例外，美国新闻媒体陷入迅速的衰落，学术界不应该觉得优越或者胜利，而应该对痛苦感同身受。现在到了引起人们担忧的时候了。
在大学已经像国会和媒体本身一样令人厌恶的时候，尤其令大学感到尴尬和难堪的是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知识欠缺，根本没有准备好担负起公民的责任，要证明上大学的成本以及其由此产生的非理性特权就更难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消息闭塞的教授面临更加孤立于当今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与种种事件之外的危险前景。不管他们从事什么学科的研究，他们像学生一样需要明白很少事情是第一次出现，美国毕竟不是宇宙的中心，老师们也必须准确地认识到我们周围的世界。若我们寻求的是启蒙，启蒙有很多平淡的东西，包括深入地了解和分析日常事件。
那不是通过本能就可获得的。拥有世界上可能最自由的媒体还不够，新闻界必须能够完成宪法赋予的功能，所提供的可靠信息毫无疑问是不完美的，但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公众的支持和赞赏。
我们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奔向另一个选择――许多人使用媒体只是为了强化他们已经拥有的强烈观点，这不仅对高等教育界甚至对整个社会都可能造成令人不敢想象的可怕后果。
新闻衰落对大学的挑战是真实的
里克・戴维斯(Rick Davis)和彼得・斯特恩(Peter N.Stearns)，乔治・梅森大学本科教育副教务长和教务长
现在美国新闻界的转型对教育来说确实是个挑战。高等教育从来就没有弄清楚应该为新闻写作做什么，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大部分学生从前不看报，学校为他们提供的变化无常的免费课程的效果也很一般。但新挑战远非呆在大学里的没有任何新闻的几年时间。
严肃的新闻被耸人听闻的言辞替代，越来越盛行的充满激情却无上下文的报道和简短花絮，说明真正需要课堂时间来帮助学生学会如何深入调查，如何获得额外信息，减少耸人听闻的噱头，辨认出有偏见的视角。
一些好的新闻和传播院系已经在其课程中进行了改革，人们希望政治学也能做出贡献。考虑到存在的一些偏见，我们认为历史课程有真正的机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它们可以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进行严肃的新闻分析。但我们也需要面对所有专业的学生，重新考虑通识教育，努力开展能够把讨论延伸到高低年级学生的共同课程。高等教育不是仅仅浏览屏幕上的东西然后收集肤浅的反应，而是通过强调对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解释的重要性而给媒体以帮助。如果顾客学会更好地提要求，媒体或许能通过提供更有思想性的报道来做出回应。新闻衰落对大学的挑战是真实的，但需要我们真正通过革新课程和期待来迎接。
让新闻报道和公民生活成为课堂的组成部分
劳拉・吉普尼斯(Laura Kipnis)，西北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教授
在我们的校园，你买不到《纽约时报》，至少我还没有找到报摊。学生会也没有，你要走出校园，到半英里外的地方去购买。如果学生想看报，我想主要是阅读网络版，虽然我的印象是我们系的本科生(广播电视电影专业)对报纸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正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他们获得新闻的途径是电视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之流。但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全国性的政治不感兴趣，除非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们对选举感兴趣是因为有名人参加，并非因为政策或政治议题(我说过我在电影系工作，这可能是原因吧)。
我的学生最熟悉的时事内容是明星消息，尤其是现实电视(真人秀)。在这方面，他们的知识可以说是博览百科全书。他们了解每个选手的最新进展，跟踪每个选手的参选过程及相关内容。这是他们的日常消息。
最近，我讲了两次现实电视课程，坦率地说，这个话题我事先了解很少，我不看这种节目，也没有多大兴趣。但因为它现在占据了大众娱乐的很大一部分，有越来越多有关该话题的媒体研究文献，最有趣的恰恰是其政治隐含意义。
比如。我们要考虑现实电视的监督主题(隐蔽的摄像机即对隐私的侵犯)与9・11后政府和公司机构大幅度增加对民众的监督有关，考虑形形征婚速配节目的阶级标记，考虑在各种抓匪徒的节目中对执法机构做法的认同等。
那些是我们能够进行的讨论，因为现实电视是许多学生的生活所在，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业余时间，不是抽象的议题。这些是我在课堂上进行过的最热烈的讨论。学生们对这些节目的了解比我多得多，这让他们成为共同的专家。我的角色是介绍社会理论，提供批评途径，他们则负责把这些结合起来。这些学生在真正思考后改变了想法，形成了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批评性的智慧，即使没有从报纸上获得社会信息。
当然，我对新闻精神(我个人非常珍视)的衰落感到悲哀，担心新闻记者独立性和活力的削弱对权力平衡及公共话语产生的影响(或许已经产生了)。我只是说老师能够在半道上遇见学生，让新闻报道和公民生活成为课堂的组成部分，同时不采取纯粹的“新闻”观点，培养未来的社会批评家和怀疑者，即使这意味着关注不同包装形式的文化。
考虑建立自己的新闻调查研究中心
斯蒂芬尼・库兹(Stephanie Coontz)，长青州立学院历史教授，当代家庭委员会“公共教育”主任
作为研究家庭历史的人，我的大部分研究是要警告人们意识到怀旧的危险和只强调社会变革中的失落的倾向。但是，面对当今纸质新闻媒体的危机，我确实对知情公民的未来前景感到悲观。虽然网络新闻的传播有一些好处，但也产生了大量竞争性仿真叙述和主张，其可靠性普通人很难判断。
大学有责任帮助公众获得可靠的消息和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向那些为陷入困境的新闻机构注入活力的大学学习，让老师学生与专业记者一道工作。正如波士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做的那样，只要有可能，我们应该考虑建立自己的新闻调查研究中心。这种合作不应仅限于新闻系或写作系。我们应该让大学各学科的人有能力向社会介绍最可靠的研究成果和本领域最有实际意义的发现。
这种合作必须是双向的车道。教授在很多方面可以帮助记者，比如对建立在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基础上的主张的批评性评价，而记者也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教授，如怎样把研究发现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文章，把学术研究和人们的日常关心和感情联系起来等。
我最近完成了一本书稿，探索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的影响。虽然弗里丹的著作及围绕它的许多说法经不起推敲，但该书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调查性新闻报道，是一本对大学课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书，激起一代学者去探索曾被许多教授认为浅薄而不属一顾的领域。
当然，没有《女性的奥秘》，女权运动照样会出现。但是女性研究领域确实早就应该开始了。弗里丹著作的主要读者是一类特别的女性，是“最伟大一代”的边缘化的主妇，她们因为战后文化规定性的压力而放弃了自己教育和专业成就的梦想。女性或者性别研究的最初班级很多是由受到弗里丹著作激发而返回学校读书的妇女讲授的，她们改变了学界的文化和关注的问题。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静静的春天》和迈克尔・海灵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等书，像《女性的奥秘》一样来自调查性新闻的传统而非直接来自学术界。这些著作迫使学者考虑新的话题，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我希望大学从新闻媒体当前的危机中看到为全体民众提供教育和指导的新机会和新责任。
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对大学的准新闻记者或许是个好消息
保罗・列文森(Paul Levinson)，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通讯和媒体研究教授
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是真实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网络而不是报纸上获得消息，其衰落很可能更加严重。在《纽约时报》2009年10月中旬宣布新一轮裁员后，人们再次充分理解了这个巨大的变化。
但是，该变化对大学的准新闻记者或许是个好消息。我称为“新新媒体”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所有消费者都是生产者，就书面新闻来说，这就意味着所有读者都是作者。对新闻感兴趣的学生或许已经在博客中报道、分析和评论公共事件了。
当然，对新记者，我们仍然有，总有很多要讲授的东西。新闻职业道德、消息来源的确认、对抄袭的强烈谴责等，这些在数字时代和印刷时代同样重要。在网上获得语录和明显事实的方便让新闻职业道德教育显得比从前更重要。
有的观察家公开批判或者哀叹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但我不。我们从网络上了解新闻和每天早上从门口拿报纸，对我们公众和民主社会来说有什么区别呢?虽然我非常崇敬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并不总是信息。实际上，公民记者和人人参与的新媒体意味着我们比从前能得到更多新闻了。古代世界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写的象形文字，已经让位给字母以及方便的读写工具。新闻公司和编辑控制的报纸，正在被人人都可以写的必要时可修改的博客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