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黄河磬王与喇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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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属齐家文化，距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遗址规模宏大，面积达20万平方米，这在国内考古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由众多的村落遗址、大型祭坛、多重环壕、中心广场等组成；出土文物极为丰富，等级很高。有玉壁、石刀、陶器，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碗面条。2000年6月12日，中科院考古所和省考古所的研究人员，因避雨，在土族村民朱七十奴家中发现并征集到了出自喇家遗址，属齐家文化的巨形石磬一件。这一发现堪称惊人！是青海考古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

古磬形制古朴，长方形，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4厘米，中上部有一悬孔，石质色青，敲之其音浑厚。经研究，学者们发现此磬的制造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的规律。说明四千年前的先民们在制造此类重器时，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准。

此磬的形制和尺寸，是迄今所发现的古代石磬中之最，是当之无愧的磬王。因出之黄河之滨，被学者和媒体称为“黄河磬王”。由于喇家遗址地处黄河上游，即史书上所说的“三河间”中心地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因此，此磬与齐家文化在时空上对应的夏朝就可能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此前，曾在乐都柳湾遗址发掘出石磬一件。略呈三角形，长42.4厘米，高18厘米，厚2.2厘米，此磬虽是黄河磬王的小字辈，但同属齐家文化，出土地相去不远，同为甘青地区至今为止发现的二件石磬，二者有何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但磬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另外，在喇家遗址中还发现巨形石刀一件，石刀在上古时代是胜利和力量的标志，故磬和刀二者相互为链，可能演释着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某些重大事件或进程。

华夏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祭祀天地祖宗的习俗。这是天人相应，灵魂永存观念的反映，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人文活动。喇家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先民们的这一习俗。

上古时代先民们的祭祀活动中，有成套的祭品、法器和仪规。祭品繁多，祭品中有璧、琮、 、璜等。早期为石制，其后石玉兼有，后期为玉制；法器中有磬、刀、鼓、 等。这些祭品和法器是社会地位的身份证。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这些祭品和法器的个头越大，数量越多，祭祀台越宏大，则所祭的对象或其持有者的身份就越尊贵。在良渚文化中出土的琮王、 王等被学术界公认为是王者之器。这为我们讨论喇家遗址和黄河磬王提供了借鉴。

磬的历史十分悠久，是古代祭祀中具有特殊身份的法器。磬最早起源于片状石制工具，先民们在使用这些器物时，发现此类器物打击起来有好听的声音，故最早用于先民们的乐舞活动，后来被巫师们用作娱神和祭天地祖宗的法器。在甲古文中，磬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之形。形象地说明了磬的来源。据先秦文献《尚书・益稷》记：“戛击鸣球”、“击石石”，这“鸣球”和“石”就是磬在古时的称谓。磬的正式名称见于《世本・作篇》，说磬是尧舜时的人无句所做。可见磬在尧舜之时，已开始使用了。《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尧命夔击磬，以象上帝，以致舞百兽”。其意是尧帝在祭祀天帝时，叫大臣夔击磬，以表达对上帝的敬畏之意，百兽也随之起舞。关于这舞百兽，我认为并不是神话，而是远古现实生活的写照。尧舜禹之国，为不同氏族和部落组成的大联合体。先王们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各氏族都未参加。当时，各氏族均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多为狼、虫、虎、豹、牛、羊、犬及各种鸟类。各氏族都有象征自己图腾的特殊装扮，在磬声的伴奏下，群起而舞，就是“舞百兽”的盛况了。《淮南子》记：“禹以五音听致。”说大禹王与臣下论政，报忧则击磬。这说明上古之时，只有尧、舜、禹这个级别的天子，才能有使用磬的资格，而喇家遗址的年代与禹生活的历史时段和空间相吻合。故鲍义志先生在《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一文中，把此磬推定为大禹之磬是颇有说服力的。

上世纪70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了一件大磬，长60厘米，专家认定是夏文化之物，为王者之器。但比黄河磬王小一轮，其意可能是夏王朝各王用磬时，其形制大小不能超过先王大禹之制，此磬可作为佐证链之一，进一步加强喇家遗址与大禹的关系。简言之，商代之前，出土的磬均为单磬，形制巨大而质朴，数量极少，并都出土北方，出之夏文化遗址中，故很有可能都是夏王室专用的祭祀法器。

磬由石制到玉制，从单磬到编磬，形制和功能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到商代时，磬已广泛流传，制作日趋精美。其功能也从法器向兼王室宫廷专用乐器发展。1950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中出土一件虎纹大石磬，其色青白，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厘米。虎纹刚猛壮美，其音色悠扬清越，近铜声，学者们认为此为商代某王之物器，但尺寸仍小于黄河磬王。1935年，安阳侯家庄商代大墓出土了3件刻有铭文的编磬，其形已由矩形变为上下弧形，说明磬又向前进了一步。商代以降、玉编磬就屡见不鲜了，其后，磬以铜、铁为原料，形制如盆，沿用到今，成为宫观佛寺必备之物。善男信女一击之，其心声就算闻达于天地祖宗了，则磬的生命力之旺盛和文化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最后再说说大夏国和夏禹与喇家遗址之我见。大夏是中国远古时代十分著名的一个西部古国。在黄帝时代就已存在。《山海经・海内东经》记，其“国在流沙外者大夏……西湖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流沙西，昆仑虚西南。”这个大夏国经国内外学者长期的讨论，最后达成基本认同，即大夏的政治中心在今甘肃河州，盛时其疆域覆盖今川西北的部分地区及河州、兰州、民和、乐都、循化等地。我省的古历史地理学家刘秉德著文写道：“综合对古大夏位置的各种意见，以河州为中心说，是触及到了古大夏地理位置的根本。”大禹皆出之这个大夏国。这一点史学界的看法是一致的。《史记・六国表》记：“大禹兴于西羌”。我理解是，大禹在未出山之前，就已是西羌的英雄人物，名扬在外，故舜帝才请他担任司空（掌工程兼内政）。《荀子・大略篇》记：“昭禹学于西王母国”。这是说，禹曾向他的邻居西王母国学治水等生产技术，如今，在日月山顶上的哈城，还立有年代久远的禹王庙，有不少西王母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

大禹治水“导于积石，至于龙门”，则是说明，大禹治水从上游到下游，其重点工程在黄河上游。而民和地区是他的重点工程地域，或者是他的中心指挥部所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大禹在黄河上游留住得较长，因此，大禹三过其门而不入的门，说不定就在今青海的范围内，不然则为何要三过其门？治水是调动千军万马的一项巨大工程，故他在民和地区建立一个大的指挥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交通、出产足可担当此任。因此，我推想这形制宏大奇特，出土文物众多，蕴含极为深厚的喇家祭祀遗址产生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大禹在受舜命治水之时，率领各方氏族、部落及属员，在此建祭祀天地，以祈佑护大功告成。“夏道遵命”，这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大功课。其二，是禹大功告成之后，他自己在此祭祀天地或他的相去不远的后人，在此祭祀大禹，以彰显其功高齐天的伟业。这两种可能都可将遗址与大禹故里相联系。

最后想说一下的是，有学者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早已被“夏商断代工程”认定为夏王朝都城的遗址，其意是否和本文所讨论的主题相矛盾？我认为二者并不相悖。二里头为太康以后所建，并极有可能是少康中兴时的产物，而我们讨论的是大禹治水之始可能留下的文化遗存。二者相去较远。孔子曾如此评论：“对于禹我崇敬到无话可说，他一生陋室粗食，拿出全部心身为民办事啊！”。故禹不可能去建筑二里头那么豪华的王宫，更不会心安理得地住进去大享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