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城左戈铭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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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6年出土于山东潍坊的齐城左戈，铭文中的“左”意为左武库；“”当为“冶”字，为“冶尹”的省称；“洧”字为人名。齐城左戈的年代当定在战国中晚期为宜。

【关键词】齐城左戈；铭文；冶尹；工师

《文物》2000年第10期孙敬明先生刊文介绍了1996年潍坊市东南丧犊故城遗址出土的一件铜戈[1]，对此戈的器形、铭文、年代等进行了精深的考证，为进一步研究该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在孙文的基础上，对此戈的铭文及相关问题略作补正。

此戈内尾部穿下铸有两行七字铭文“齐城左冶所汉（洧）造”（图一）。

齐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禽庞涓》中多次提到此地，一般认为是齐都临淄，临淄故称齐城。《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青州临县也，即古临地也。一名齐城，古营丘之地，所封齐之都也。”《水经・淄水注》：“城对天齐渊，故城有齐城之称。”《一统志》云：“临淄故城在临淄县北八里，亦曰齐城。”《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献公元年（前859年）“徙薄姑都”而“治临淄”，至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前，临淄一直是齐国国都，是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此地已经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2]。

“左”字在兵器铭文中习见，此外还有“右”字。关于其性质，学术界意见不一。黄盛璋先生据“齐城右造车戈”认为，左、右表造器的官府与作坊分为左、右，齐城设左、右造车，既造铜器，也造铁器，下设有冶，包括车马器，也有兵器；“左造”有可能是“左造车”之简；左、右造车实际为战争器械制造厂；地方上也仿此制，设有左、右两兵器制造厂，简称左、右，乃左、右工之略称[3]。李学勤先生认为，兵器铭文中这类“某地左（右）”的左、右、内右、徒等，都是指军队编制[4]。何琳仪先生认为，“左”“右”应是“左戈”“右戈”或“左戟”“右戟”的省简形式[5]。董珊先生则认为，“左”“右”应是“某地左（右）库”的省称[6]。孙敬明先生同于董珊先生之说，认为左、右是“左库”“右库”或“左冶”“右冶”之省。我们认为当理解为左、右武库为妥。银雀山汉简齐律中有守库之法的记载。三晋兵器铭文中习见左库、右库、上库、下库，为存放兵器之处，或为掌兵器的官署。齐国兵器铭文中未见全称“左库”“右库”者，皆简称为“左”或“右”。战国时期各国兵器的铭刻制度是相互影响的，虽存在很大差别，但是也有一致之处，特别是在赵、燕、齐、三晋各国之间，如赵国兵器铭辞中的“立事”，黄盛璋先生认为便是受齐国、燕国的影响[7]。

冶，形作，三晋[8]、赵、燕、楚兵器铭文中皆见，隶定为“”。郭沫若先生认为“殆职官名”[9]，但未释何字。杨树达先生释为侃，疑当读为“”或“炼”[10]。熙先生释为刚，言“刚当读为工师，刚工双声，并属见纽。工东部，刚阳部，东阳二部通转是古代楚方言的特征”[11]。李学勤先生释为冶，言“，其实是‘冶’字。战国题铭中的‘冶’，最繁的形态是从‘人’‘火’‘口’‘=’，但常省去其中任何一个部分”[12]。王人聪先生同意李学勤先生之说，但不同意李先生对此字最繁形态字形的分析，言“但李对此字字形结构的分析，认为最繁形态中有一部分是从‘人’，则是不妥当的，应从‘刀’。其次，李认为此字常可省去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这也是不妥当的”[13]。

我们认为字释为“侃”“刚”都是有问题的，当释为“冶”为是。侃字所从，乃为流水之形，同所从两横形不类。另外，侃与或炼虽读音相近，但经典中不见侃假借为或炼者，因此二者缺少必要的意义连接。释刚，读为工也是有问题的，李学勤先生对此早有评述：“因为在同时的勺铭上，‘师’可简称为‘’，‘工师’的身分与‘工’大有不同，‘工师’，决不能自称为‘工’，况且楚器，如楚怀王二十九年的漆奁，铭文为‘二十九年，大司造，吏丞向、右工师为，工大人台’，‘工’字并不作‘’。”[14]

“”字的字形可见如下几种：

Ⅰ. Ⅱ. Ⅲ.

黄盛璋先生对“冶”字的结构类型与分国也进行了研究[15]，他把“冶”字分为四式：

A. B. C. D.

从上可明确看出“冶”字由繁至简的演变过程。此字最繁的字形从“刀”“火”“口”、“=”，兵器铭文中常见的等形，即是对繁形的省简。冶字从“火”，为形符，从“口”“=”，为增饰部件，没有实在含义。“口”形在古文字中亦常用来作为一种增饰性符号，无实在意义，比如“鲁”字，姚孝遂先生指出：“‘鲁’是‘鱼’所衍生的，今作‘鲁’，小篆伪从‘白’（自）。‘鲁’字所从之‘口’亦与‘口舌’之‘口’无关，纯粹是一个区别符号。”[16]金文中有些原有之字加“口”旁，亦无实在意义，比如井侯簋铭“追”字加“口”作“”形；陈侯因敦铭“帝”字加“口”作“啻”。“=”式符号，诸如“戒”字，“”（叔夷钟，《集成》272-6）、“”（《玺汇》1238）。“冶”字所从字符“火”“口”、“=”，皆可省，唯独“刀”各种形体皆不省。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形声字的形符可省，声符不可省，何琳仪先生认为“刀”是声符，故不可省。“刀”为何是“冶”的声符，何先生论述如下：

“冶”，羊者切，喻钮四等，上古音定钮。“刀”，都老切，端钮。定、端均属舌端音，然则“冶”“刀”双声。“刀”，宵部；“冶”，鱼部。宵、鱼每可旁转，例不备举。值得注意的是，从“刀”得声的“叨”，典籍亦作“饕”。《左传・文公十八年》“谓之饕餮”，《书・多方》正义引作“叨餮”，《说文》“饕”或作“叨”，均其左证。“饕”从“号”得声，而“号”（宵）可读“胡”（鱼部）。《荀子・哀公》“君号然也”。注：“号读若胡，声相近字遂误耳。《家语》作君胡然也。”此从“刀”得声之字可读鱼部字的佳证[17]。

此说从古音通转的角度释读此字，颇有创说，但显然解释得过于迂曲。此字或为会意字，“刀”符或为义符，而非声符。此字的结构分析目前还没完全解通，尚待进一步考证。

“冶”表示冶官，乃一种职务。或谓为“冶制的工师”，傅天佑先生认为“冶”即“冶尹”之省称[18]，学者多有从之[19]。我们认为此说是，“冶”当非表示“工师”，应是“冶尹”省称。

郑国六年戈铭云：“六年奠（郑）命（令）韩熙、右库工（师）司马，冶狄。”（《三代》19・52・1）铭文中“工师”与“冶”并称，可见冶亦非工师，乃不同身份之职。在兵器铭文行款中，“工师”之署名往往前置于“冶”者，可知“工师”的身份必尊于“冶尹”。确切言之，“工师”是铸造兵器的监工，乃行政职务。《荀子・王制篇》：“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这里已将“工师”的职责说得很清楚了。而“冶尹”为造器过程中的掌管者，其职能是掌握造器的合金比例，即《考工记》中所记载的“冶氏执上剂”，为技术职务。这在已著录过的兵器铭文中亦有佐证。赵国铜剑有铭文云：“王立吏（事）、葡阳命瞿卯、左库工师司马合、冶升执齐。”（《录遗》599）剑铭中的“执齐”即文献中“执上剂”之含义，指铸造器物过程中合金比例的掌握。于此可见，兵器铭文中的“冶”非与“工师”同[20]。

“工师”是铸造兵器的监工，乃行政职务。《周礼・考工记》：“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此字体现了“物勒工名”的制度。《礼记・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就整体而言，战国早期以前，兵器多为“物勒主名”，比如商代兵器的族氏铭文，西周时期的毛伯戈、大保戈等，都可称为“物勒主名”，战国中期以后，“物勒工名”代替了“物勒主名”，如三晋、秦、燕器铭文，多属“物勒工名”的形式。不过，齐兵器铭文中大多是“物勒主名”的形式，“物勒工名”的形式较为罕见，目前所见仅5件。战国文字中的“冶”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不同的区域字形不同[21]。“冶”字的区域特点，李学勤[22]、黄盛璋[23]、王人聪[24]等先生已有专门的论述，兹不赘述。

“洧”字，金文首见，从水从又，卜辞中有此字，或用为地名。《甲骨文编》卷11：“《说文》：‘洧水出颍川阳城山东南入颍，从水有声。’此从又即古文有字。”[25]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说文》：‘洧水出颍川阳城山东南入颍，从水有声。’古文又、有得通，孙说可从。”[26]此处当为人名。

此戈形体修长，首部残，援微上翘，隆脊，身两侧有刃，长胡三穿。内微上扬，两侧有刃，上部有缺凹，尾部稍残，内上一长楔形穿（图二）。此戈的年代，孙敬明先生定为齐宣王、闵王时器。我们认为，此戈无明确的年代标尺，其绝对年代尚无法确定，就其形制而言，定为战国中晚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援微上翘、长胡、内微上扬的戈年代比较晚，如传世的战国中晚期齐兵王章戈[27]，便与此戈的器形极为相似。

参考文献

[1]孙敬明：《齐城左戈及相关问题》，《文物》2000年10期。下文所引孙说皆出自此文，不另行作注。

[2]a.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淄博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6期； b.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5期。

[3]黄盛璋：《燕、齐兵器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33页。

[4]李学勤：《却氏左戈小考》，载《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0―132页。

[5]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6]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6月，第194页。

[7]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1期。

[8]下田诚先生对三晋兵器中的“冶”字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讨论，制定了三晋兵器“冶”字表。参见《再论三晋“冶”字》，载《古文字研究》第27辑，中华书局，2008年。

[9]郭沫若：《楚王鼎》，载《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见《郭沫若全集》第7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10]杨树达：《楚王鼎跋》，载《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8页。

[11]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1期。

[12][14][22]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下）》，《文物》1959年9期。

[13][24]王人聪：《关于费县楚器铭文中的“”字的解释》，《考古》1972年6期。

[15][23]黄盛璋：《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载《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1983年。

[16]姚孝遂：《再论古汉字的性质》，载《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第315页。

[17]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

[18][20]傅天佑：《兵器铭文中的“冶”非“工师”说》，《江汉考古》1984年1期。

[19]a.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兵器》，《文物》1972年10期； b.同[17]，第123页； c.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1页。

[21]齐国作“”、“”形；燕国作“”形；赵国作“”形；楚国作“”形。

[25]孙海波：《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

[26]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湾中央研究院，1982年。

[27]据黄盛璋先生考证，王章戈为齐襄王时期的标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