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防灾减灾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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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灾减灾文化建设以防灾减灾文化自觉为思想基础和必要前提，以防灾减灾文化自觉的涵义为出发点，在批判继承我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合理扬弃西方防灾减灾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科学发展的防灾减灾文化高度自觉，为推进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防灾减灾 文化 自觉

防灾减灾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高潮中，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其涉及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自然灾害、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价值观对待自然灾害，及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防灾减灾等重要课题。

防灾减灾文化自觉的内涵

自然灾害是一个相对概念，与人类如影随形，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人类是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成长和发展的，并在此博弈过程形成对待灾害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的总和即为防灾减灾文化。防灾减灾文化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文化自觉最早是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即要求知道人类发展到现在，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① 根据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释义，防灾减灾文化自觉就是人对防灾减灾文化渊源及其实质和发展趋势的自觉。我们应做到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正确认识传统的防灾减灾文化，实现批判的继承；二是正确看待西方的防灾减灾文化，实现合理的扬弃。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自知之明”，实现防灾减灾文化自觉，才能促进我国防灾减灾事业的健康发展。

批判继承我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

对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的批判。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伦理文化的特质。在“天人合一”的变通形式—“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天谴灾异”灾害观正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上自一国之君，下至黎民百姓，对“天人感应”的灾异观无不深信不疑。从历代皇帝的“罪已诏”，到各朝政府的“因灾改元”、“因灾罢免”、“因灾大赦”、“因灾录囚”；从政府层面规模化、制度化的“祈祷祭祀”到家家户户“烧香拜佛”等禳灾行为，都足以说明“天谴灾异”的影响力。因此，在“天人感应”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的特质是反映伦理道德、提倡情感理性的“禳灾”文化。“禳灾”文化决定了对自然灾害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传统防灾减灾文化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防灾减灾能力的提升。

对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的继承。首先，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中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理念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的文化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源于“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其中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所以，防灾减灾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传统文化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自觉。其次，反躬自省、改正错误也是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的优秀品格。在“天人感应”论中，灾害“尽生于国家之失”，如果“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为此，当灾害发生后，上自君主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要虔诚地反躬自省、自我检讨，尤其是代表臣民与上天沟通的最高统治者。当灾害发生后，“内视反听”对灾害中折射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全面反思的做法是非常可取的。所以，防灾减灾文化的自觉还应该是对传统防灾减灾文化中“内视外听”优秀品质的传承，是对导致灾害频发的人类不当行为的反躬自省。

合理扬弃西方防灾减灾文化

对西方防灾减灾文化的赞扬。在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时期，由于自然的附魅，西方人的灾异观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古人一样，也是以“神灵怪罪”、“上天惩罚”看待之，而对灾害带来的苦难也只能被动地寄托于宗教来消解。随着人类理性的申张、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运用，自然界的神秘性被彻底否认，人成为自然界唯一的主体，“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成为西方现代性的主要特征。西方人对灾害的认识及对待灾害的态度已经完全消除了迷信的色彩而走向自然科学万能论：认为自然曾经以其洪水、地震等加害于人类，那么随着科学及其应用的成功，人类完全可以依靠无限的理性，通过科学技术来治服灾害。事实上，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已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掌握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发生机理和灾害预测预警的技术，实现了灾害救助技术和器械设备的现代化，从而能够较为有效地进行灾害的预防和救助，基本实现了防灾减灾科技化。由此，我们可以说，西方防灾减灾文化的特点是“人定胜天”、提倡科学理性的抗灾文化。

对西方防灾减灾文化的摒弃。科学技术虽然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防灾减灾的能力，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自然灾害却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被治服，反而愈演愈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运用，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的全部创造还要多的生产力，而造成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愈演愈烈的深层原因恰恰是因为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界的“主宰与征服”。人们在享受高科技所带来的舒适生活的同时变本加厉地破坏赖以生存的自然，并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信念鼓舞着人们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力图获取越来越多的能量，建立越来越复杂的工业体系以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工业社会终于造成了种种恶果，洪水、海啸、酸雨、雾霾、沙尘暴、山体滑坡甚至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与这些工业社会的恶果不无关系，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终于受到自然一次又一次的报复。

对我国防灾减灾文化自觉的启示

防灾减灾文化自觉是对中国传统防灾减灾文化中尊重自然、内视反听、调整欲望、反躬自省和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优良精神品质的自觉；是合理扬弃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对尊重科学、发展科技和依靠科学技术防灾减灾精神的自觉。然而，防灾减灾文化的自觉不仅是尊重自然、尊重科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的自觉，还应包括更深层面的社会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的自觉。因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互制约”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相互制约决定了，唯有实现人与人的和解，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以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了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③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造成过度生产、过度消耗和过度消费，导致当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灾难的根本因素，“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④

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任务。既要大力加强经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又要实现生态平衡、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唯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摒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尽一切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伦理和片面增长经济的行径，进一步讲，就是唯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可能将中国“天人合一”的情感理性与西方“主客二分”的科技理性有机统一起来、将科技的开发运用和自然的合理利用有机统一起来，才可能避免或消除自然灾害。所以，防灾减灾文化自觉还应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自觉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

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⑤防灾减灾文化自觉是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所必要的文化上的进步。因此，实现防灾减灾文化自觉，加强防灾减灾文化建设对于我国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提高以及防灾减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作者为防灾科技学院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国地震局教师科研基金项目“自然灾害救助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0126）

【注释】

①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24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