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TFP变动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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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问题。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来看，国内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9%的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但克鲁格曼（1999）认为，中国经济这样快速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劳动和能源等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因此，关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研究自然成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贸易开
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关于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文献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文献中关于贸易开放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研究又有三种思路：一是研究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二是研究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三是研究进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将出口贸易对TFP的促进作用分为出口部门自身相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两类，来考察出口贸易如何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以出口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为基础，并采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0～1999年的面板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却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意味着出口部门并没有比其他经济部门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因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倪海青、王咏梅（2005）研究认为出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早就贸易对一国TFP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是Coe ＆ Helpman（1995），他们在Grossman ＆ H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Coe ＆ Helpman贸易溢出模型，通过采用21个OECD国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R＆D溢出现象，并且最发达的7个国家的R＆D资本存量对其他OECD国家TFP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胡兵、乔晶（2006）运用LA-VAR模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在4变量系统内考察了中国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978~2003年的样本期间内，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进出口之间、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
沿用Coe ＆ Helpman（1995）的分析框架，Litchtenberg ＆ Pottelberghe（1996）对13个OECD国家、Coe、Helpman ＆ Hoffmaister（1997）对77个发展中国家、Crespo、Martin ＆ Velazquez（2002）对28个OECD国家、国内学者黄先海和张云帆（2004）及方希桦等（2004）对中国进行的实证研究都表明：进口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益。李小平（2004）、朱钟棣（2004）分别采用中国省际经济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类似结论：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显著正相关。Keller（2002）则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构造国外研发的权数，实证结果表明贸易伙伴的研发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影响。李平、鲁婧颉（2006）对Coe ＆ Helpman贸易溢出模型进行了扩展和改进，采用1985~2003年国内外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进口贸易对中国东、中、西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中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部尤为突出。
以上研究大多单一考虑进口贸易总额指标对TFP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不同商品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影响。朱春兰、严建苗（2006）基于不同种类商品的进口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视角，利用1980~2003年我国贸易统计数据，测度了不同种类商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进口总体上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初级产品的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有显著影响；工业制成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作用
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中成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主要表述形式之一（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文献中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根据新增长理论的观点，直接将人力资本视为一项投入要素，构建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其对TFP的影响作用；另一种是研究引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后，对TFP及技术进步等分析结果的影响。
关于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作用，迄今为止为数众多的实证研究却难以得到一个统一、可靠的一般性结论。Benhabib ＆ Spiegel（1994）的研究表明，TFP的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Aiyar ＆ Feyrer（2002）认为人力资本对TFP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Bin Xu ＆ Jianmao Wang（2000）通过把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Coe ＆ 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中对其进行扩展，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对TFP的增长有明显的负作用；Pritchett（2001）研究认为TFP的增长与教育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以含人力资本内生化技术进步的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当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间接的，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蕴含在它对有形资本及劳动力经济增长贡献的强化，增强了有形资本及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上述文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区分人力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TFP可能会起不同的作用。Vandenbussche etal.（2006）研究了19个OECD国家1960～2000年不同人力资本组成部分对TFP的不同作用，发现对TFP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平均人力资本与TFP的相关关系是负的。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彭国华（2007）将人力资本整体分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受过中等教育地人力资本和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三个组成部分，研究了TFP与人力资本构成的关系，并对1982～2004年我国28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对TFP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人力资本组成部分的异质性，分析人力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层次透视人力资本对TFP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前学者关于人力资本与TFP的实证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岳书敬、刘朝明（2006）在考虑人力资本的同时，使用生产前沿函数模型中的Malmquist指数，并通过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分析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TFP增长和经济增长，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迅速，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逐年扩大。同时岳书敬、刘朝明（2006）发现：在引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后，1996～2003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则低估了同期的效率提高程度，而高估了期间的技术进步指数。
三、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统一分析
把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Miller ＆ Upadhyay（2000）把贸易开放、贸易导向以及人力资本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用83个国家1960～198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度（以出口占GDP比重表示）和人力资本存量（以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高收入国家中存在负面影响，中等收入国家中存在正的影响，而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当贸易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Miller ＆ Upadhyay（2000）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构建两个生产函数模型（其中一个模型包含人力资本，另一个模型不包含人力资本），用时间序列方法测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不限定规模报酬不变等，这些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Miller ＆ Upadhyay（2000）在模型估计中通过引入交叉变量如、lnHlnnk、lnhlnL、lnhlnx（其中H为人力资本，k为物质资本，L为劳动力数量，x为开放度）来分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与开放度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并得出了一些有探讨价值的结论，如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间的联系比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数量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此外，Miller ＆ Upadhyay（2000）在研究过程中用第一年的人力资本存量来表示一个阶段（连续5年）的人力资本平均存量，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性。
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构造同时包含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的内生增长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目前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高，因此导致出口贸易未能与人力资本充分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黄先海、石东楠（2005）利用经扩展后的Coe ＆ 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就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大小进行测度与分析表明，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相对来说小于国内自身R＆D资本存量的作用，人力资本要素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间接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许和连、亓鹏和祝树金（2006）借鉴Miller ＆ Upadhyay（2000）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利用中国1981～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直接，它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和贸易开放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显著的联系。许和连、亓鹏和祝树金（2006）的研究是将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研究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评价
文献中关于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模型的误设。选择正确的函数形式是进行计量分析的重要基础，经济理论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具体函数形式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学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以上学者的实证研究中，由于受到实践经验的限制，可能会犯下列三个方面的错误：选择错误的函数形式；遗漏有关的解释变量；包括无关的解释变量，从而造成模型的“误设定”问题。例如，Nelson ＆ Phelps（1966）认为，简单地把人力资本当作投入要素是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一种误设。
第二，变量的测算方法不同。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有公共教育开支、平均教育年限、各级学校注册率、全社会文盲率等（Barro ＆ Lee，1993）。Miller ＆ Upadhyay（2000）用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岳书敬、刘朝明（2006）使用平均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数量的乘积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关于贸易开放度的测度，Miller ＆ Upadhyay（2000）用出口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国的贸易开放度。
第三，大多数实证研究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内部结构、贸易结构等结构性问题对TFP的影响。
第四，未考虑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的滞后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于促进技术进步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文献中只有Miller ＆ Upadhyay（2000）等在分析中考虑了这种滞后效应。
到目前为止，从整体角度来研究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文献已相当丰富，进一步研究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向上进行深化和细化：一是进行人力资本不同组成部分与TFP变动关系、不同类别商品进出口对TFP影响的经验研究；二是研究更为合理地表征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对TFP的影响的滞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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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小龙，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在读博士；杨先明，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