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国语》研究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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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国时期是《国语》研究的萌芽期。《国语》受到了儒家和法家学者的重视。就儒家而言，从《尔雅》《礼记》《荀子》中均能看出《国语》的影响。就法家而言，韩非子和管子学派均从《国语》中吸纳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国语学史；儒家；法家；战国；接受；研究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06-04
《国语》是先秦时期语体史书的典范之作。学界多主张其成书于战国初年，如谭家健先生主张：“《国语》成书，当在《左传》稍前，其时当在春秋末和战国初。”[1]甚至有学者将其推至春秋，如金毓黻就认为：“凡研《左传》者，必读《国语》，其为春秋时代古史之一，又不待论也。”[2]由此推定战国时期《国语》流播于贵族社会和知识阶层，应大抵可靠。从学术史溯源的角度，我们将战国界定为《国语》研究的萌芽。这是因为，任何一部文化元典的接受过程必然以接受者的研读、评判、吸纳为基本内容，而这可称得上萌芽状态的研究。本文拟对《国语》在战国时期的接受与研究做粗略考察。
一、儒家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
战国时期，儒家已发展成显赫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其对社会文化影响甚巨，《吕氏春秋・当染》云：“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儒家学派的显著特征是重视文献经典的传习。《论语・先进》谈到孔门四科，其中有“文学：子游、子夏”，其意“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3]。实际上，不惟子夏和子游，整个儒家学派均注重通过对典籍文献的研读以修身益德。如《论语・学而》中曾子言一日三省其身，其中之一就是“传不习乎”，“传”既包括礼仪的习得，也包括文献典籍的传承。与典籍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形成突出矛盾的是，儒家后学对先贤文献的研习因时代推移而带来的字词、内容理解的障碍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以注解、疏通经典文献为目的的著作大量出现，如《公羊传》《谷梁传》等，《尔雅》亦应运而生。关于《尔雅》的成书时间和作者，何九盈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主流观点：“《尔雅》成书于战国末年，为齐鲁儒生所编撰。”[4]徐朝华先生亦持此说：“《尔雅》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是由当时一些儒生汇集各种古籍词语训释材料编纂而成，并非一人之作。”[5]《尔雅》编撰是便于儒家后学释读六经，正如郑玄《驳五经异义》所言：“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经之旨。盖不误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亦言：“《尔雅》所以训释五经，辩章同异。”《尔雅》成书远远晚于《国语》，这就为《尔雅》作者吸纳《国语》语料提供了可能。那么《尔雅》是否受到了《国语》的影响了呢？回答应是肯定的。这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是《国语》《左传》等典籍所载春秋时人对词语的解说是中国训诂学的源头，其许多释例和语料为后代训诂专书所汲取。举《说文》为例，《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楚庄王言“止戈为武”，此说被《说文》径直采用：“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说文》亦大量采撷《国语》语料，据笔者粗略统计，有近三十处。有的标明为《国语》，如许慎在释“”字时云：“，气势也。从手，卷声。《国语》曰：‘有勇。’”有的标明为《春秋国语》，如许慎在释“”字时云：“，等也。从立，声。《春秋国语》曰：‘本肇末。’”有的标明为《春秋传》，如《说文》：“，明也。从火，享声。《春秋传》曰：‘天地。’”张舜徽《说文约注》：“今三传无此文，乃栝《国语・郑语》之文，昔人称《国语》为春秋外传也。”有的虽未标明，但显系源自《国语》，如《国语・周语上》言“女三为粲”，《说文》释“粲”时则云“粲，三女为粲”，明显源于《国语》。既然《说文》大量采用《国语》语料，那么其前的训诂专书《尔雅》亦有可能取材于《国语》，只是未像《说文》多数释例那样直接标明。
二是《国语》和《尔雅》有许多相同的同义为训释例，这似乎不能用巧合来解释，合理推断是《尔雅》采用了《国语》的词语释义。《尔雅》主要采用同义为训的释义方式。“同义为训就是用一个与被释词意义相同的训释词来解释。”[6]《国语》所载春秋时人言谈中有许多同义为训的释例，如《周语上》载单靖公语说《昊天有成命》：“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中多处解释同于《尔雅》。如《尔雅・释诂》云：“基，始也。”“，厚也。”“密、宁，静也。”《尔雅・释诂》：“肆，故也。”而“故”与“固”通。再如《国语・晋语四》载司空季子释卦象：“豫，乐也。”《尔雅・释诂》亦云：“豫，乐也。”《国语・晋语四》载臼季语：“夫敬，恪之德也。”《尔雅・释诂》云：“恪，敬也。”这些均表明，在战国时代，《国语》中的训诂语料已引起儒家学者注意，并被用于《尔雅》词条的撰写中。
三是《国语》中许多同义连用的语料成为《尔雅》词语释义来源。“同义连用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相同、相近或相类的词并列在一起使用，在句中表示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充当一个语法成分的语言现象。”[7]同义连用这种语言现象大量出现于《国语》中，囿于篇幅，仅举一例。《周语下》云：“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踣”和“毙”即为同义词。《说文》：“踣，僵也。”“毙，顿仆也。”即二词之本义均指向前摔倒。《尔雅・释言》：“毙，踣也。”以“踣”释“毙”。踣毙连用不见于他书，故《尔雅》所释盖本于《国语》。
除《尔雅》外，儒家的另一部典籍《礼记》亦能约略反映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对《国语》的研习与耽嗜。关于《礼记》的成书时间，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战国时期，如清代著名经学家丁晏《礼记释注》卷四云：“《礼记》非汉儒作也。盖秦火未焚之前，六国时人所撰集也。”钱玄先生更进一步指出：“多数篇目大致撰于战国时期，约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前期之间。”[8]准此，《礼记》的成书时间亦后于《国语》。《礼记》即有大量采撷《国语》之处，《礼记・大学》载：“《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孔颖达疏曰：“案《楚语》云：‘楚昭王使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几何矣？王孙圉对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也就是说，孔颖达认为《大学》所引《楚书》应系《楚语》，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再如《礼记・曲礼下》言“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礼记・王制》言“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两处似均本于《国语・周语上》“王田不取群”。再如《礼记・檀弓上》言晋太子申生自杀时情状：“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国语・晋语二》言：“将死，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听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国家多难，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以至于死，虽死何悔？’以是谥为共君。”《礼记》承袭《国语》甚明，其所引文字系赞誉申生纯孝之美德。再如《礼记・檀弓上》：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显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颡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该段记载亦本于《国语・晋语二》：
乃使公子絷吊公子重耳于狄，曰：“寡君使絷吊公子之忧，又重之以丧。寡人闻之，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时不可失，丧不可久，公子其图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实有之，我以徼，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将何以长利？”公子重耳出见使者，曰：“君惠吊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义。”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吾与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役为后也；起而哭，爱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于利也。”
这两段相近的文字赞颂了重耳恪守孝道，秉持仁、信美德的行为。再如《礼记・王制》：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
该段记载本于《国语・晋语八》：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知不足以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以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
这两段文字以赵文子和叔向关于晋国历史名人狐犯、阳处父、范会的评价为基本内容，表现了春秋时期崇仁尚智的伦理观。《礼记》承袭《国语》尚有多处，限于篇幅，不复一一列举。关于《礼记》一书的性质，赵逵夫先生的分析较为合理：“《礼记》大部分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仪礼》的‘记’的汇集，即对《礼经》进行解说、补充和发挥的一些文献的汇集，包括孔子弟子所记孔子有关礼的言论和孔门相关的论文。”[9]儒门后学在研习《仪礼》的过程中，大量征引古籍有关文献的礼仪及故事，以便建构起对古礼丰富而形象的理解，《国语》这部典籍因包蕴丰厚的相关记载而为其所注意，故对之重点研习并将相关资料采撷入《礼记》。
战国末年的儒学大师荀子也深受《国语》影响。一方面，荀子在阐发其政治哲学时，直接征引《国语》相关论述，如《荀子・正论》云：“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制也。”这和《国语・周语上》所载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之语大同小异，“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这表明荀子所论承自《国语》无疑。另一方面，《国语》也成为荀子政治思想理论的文化资源。如构成荀子政治思想重要内核的“王霸兼用”的思想就可溯源于《国语》。对此，史继东博士曾有过详细论述：“‘王霸兼用’思想是荀子政治思想的一大特色。荀子对儒家传统政治思想所作的必要的变通，使他的政治思想与孔孟相比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而这一变通的思想渊源正是《国语》。”[10]由此能看出荀子对《国语》的重视。
二、法家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
《国语》也博得了法家学者的喜爱。先秦法家可分为两大流派，正如武树臣先生所指出：“从全中国角度来看，法家分两种类型：齐国式的法家和晋秦式的法家。”[11]秦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古代典籍颇为熟悉，并在其写作中大量征引，这其中就包括《国语》。我们做出这样的论断，是有充分的文献根据的。首先是《韩非子》和《国语》有些文本的语言极其相近。如《国语・周语上》载：“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语云：“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韦昭注：“不举乐也。”《韩非子・五蠹》云：“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虽未注明出自《国语》，但其与《国语》语言有着很高的相似度，而又未见于他书，因此似可推定系韩非对《国语》的借用。再如《国语・吴语》有“吴王夫差胜齐人于艾陵”之语，《韩非子・喻老》亦有类似之语：“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近似程度之大，似可判定后者系源于前者。其次是《韩非子》用以证成己说的一些事例惟见于《国语》，如《韩非子・备内》：“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骊姬杀申生而立奚齐。”此处作者引用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的妃子骊姬勾结优施杀害申生事，反映春秋史事之书，主要见于《国语》与《左传》，而此事惟见于《国语》，因此《韩非子》所载此事似乎来源于《国语》。再如《韩非子・饰邪》载大禹诛杀防风氏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下》亦记禹诛杀防风氏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两处记载大致相同，《韩非子》之前的相似记载惟见于《国语》，因此《韩非子》所载此事似源于《国语》。再如《国语・吴语》载吴败于越后，夫差派人求和，越王的拒绝语：“昔天以越赐吴，而吴不受；今天以吴赐越，孤敢不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韩非子・内储说下》中文种和范蠡的拒绝语：“不可。昔天以越与吴，吴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祸也。以吴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许也。”似可判定后者依前者增饰。这些均充分证明了韩非对《国语》的熟悉。
《韩非子》对《国语》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外储说》中。谭家健先生曾准确地指出《韩非子》分别有三十五则和三十七则故事分别来源于《左传》和《战国策》，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注意到《国语》也是《战国策》故事的一个重要来源。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外储说》中就有三处，如《国语・晋语九》载：“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弗胜，致右焉。简子许之，使少室周为宰，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本之而言：“少室周为襄主骖乘，至晋阳，有力士牛子耕，与角力而不胜。周言于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骖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于臣者，愿进之。’”《韩非子》对《国语》的利用，往往是对其精简和改写以集中阐释自己的观点，如《国语・晋语五》载：“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委笄。”而《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则云：“范文子喜直言，武子击之以杖：‘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危身。非徒危身，又将危父。’”行文极其简洁。再如《国语・晋语四》载：“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文字较之更为简洁：“文公问箕郑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
作为齐法家代表作的《管子》也颇受《国语》的影响。关于《管子》的成书时间，正如白奚先生所言：“目前学术界多认为《管子》是战国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对年代做了这样的确定，也就等于确定了作者，他们就是稷下学宫中的先生和学士。”[12]《管子》产生应晚于《国语》。《管子》借鉴《国语》能找出很多文献学证据，例如《管子》和《国语》有些用词极度接近，似只能用二者之间存在继承关系来解释。仅举一例，《管子・五辅》有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言：“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敦庞”即“敦”，“”与“蒙”音近相通。在两个不太长的句子中，竟出现“敦蒙（庞）纯固”和“和协辑睦”两个相同且偏僻的词语，这表明《管子》作者读过《国语》。《国语》与《管子》的关系问题最集中体现在《齐语》与《小匡》的关系。对此，李学勤先生给出了有力的论证：“《小匡》的文字远比《齐语》浅显易懂，无疑是在《齐语》上加以修改的结果。《小匡》与《齐语》相比较，不难发现《小匡》的内容有多于后者的地方。”[13]这表明《小匡》的主体毫无疑问均来自《国语・齐语》。由此看出齐法家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非常重视《国语》并从中汲取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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