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失衡下的中国经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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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起，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率始终在10%以上的高点运行，很多人担心如此高的增长可能会打破现有的宏观稳定，把经济拖入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泥潭；同时也总有人怀疑这样的增长速度还会持续多长时间。

超预期利润回报刺激高投资

投资率大幅度提高，固定资产增加，保证了较高的增长率，扩大了就业，增加了产品供给，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和出口的持续上扬；但过高的固定资产增长率也使得产能进一步过剩，带来经济过热，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埋下了隐患。

今年6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5%，固定资产的高增长动力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同三、蔡跃洲2007年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这次投资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是政府的推动，而是企业自主行为的结果。在总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占全部投资资金比重的3.6%，国内贷款占19.8%，利用外资占4.1%，企业自筹资金占55.9%，其他资金占16.5%。超预期利润回报才是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原始驱动。

如此高的投资增长率，来源渠道在哪里？一般认为，央行基础货币的被动投放；外商直接投资；在升值预期不减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国外短期游资；四大商业银行在改制后随着信贷能力的强化及通过结售汇获得了大量人民币，在“早投放、早受益”理念下，这些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导致社会增量资金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的超预期回报所带来的高利润为下一轮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既然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我们是否应该得出企业效率高，竞争力强的一般性结论呢？常识性的结论并不能从中国的经济现实求证。因为高额利润既可能与企业的创新有关，也可能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直接相关。我国的企业高利润主要来源于后者。

首先，国有的垄断行业依靠其强大的垄断地位，获得了高额利润。据《上海证券报》消息，中移动上半年净赚379亿元，中石化半年赚钱362亿元，利润增长65%。这些垄断企业除了上缴税收外，到目前为止，从不给国家上缴利润或分红，类似于无偿使用国有资产，获得的利润除了在特殊利益集团内部分配外，给企业留下了大量的可支配资金，使得企业具备扩张的资金条件，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企业不断扩大投资规模，追逐更多的利润，并由此形成一个“高利润―高投资―高利润”的闭环。扩大投资的结果，带来了产能的增加，这轮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根本原因得益于投资的扩张。

事实上，近年来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基本是一些利润集中或处于行政性垄断的行业。以2006年上半年为例，煤炭开采及洗选业投资506亿元，同比增长45.7％；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2890亿元，同比增长16.3％；铁路运输业投资625亿元，同比增长87.6％；非金属矿采选、制品业投资836亿元，同比增长48.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706亿元，同比增长30.3％。

其次，企业利润与职工工资间的比例严重失衡。企业的利润高增长并不能反映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更多的是企业初次分配的不合理，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长率为13.4％；而同期GDP的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5.6％。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总储蓄也从10年前的占GDP比重约为12%，跃升到今天的20%以上，已经超出了家庭的储蓄水平。企业的总储蓄来源于利润的高增长，职工工资的低增长。1998年以来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从1458.1亿元增长为2005年的14362.0亿元，名义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率为38.6％。而职工工资总额仅增长1.58倍，年均增长不足8％。农民工工资更是低得可怜，多数农民工的月工资在500到800元之间，高于最低工资标准部分主要靠加班赚取，透支了人力资本。

分配领域存在的上述两种问题不仅没有改善的迹象，相反，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这种超预期回报的刺激下，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发生，企业扩大投资的态势会持续下去。

高投资导致高出口

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特点所决定的，也与战略和政策没有及时调整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是生产优先，出口优先，战略和政策围绕着支持出口基地建设，对出口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实行免税政策、出口退税等规定。由于我国吸引的外资基本都是从事加工贸易，致使大约58%的出口都是外资企业的出口。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民间资本大量积累，需要寻找投资领域；但由于政策原因，民营企业在有丰厚利润的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受到限制，这些行业始终被国有企业所垄断，大量的民间资本只好堆积在竞争性行业中，造成过度竞争。随着投资过热，国内消费相对不足，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角逐，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再加上出口退税的政策优势等，导致出口增加，经常账户盈余，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占款额直线上升。从1994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出现盈余。实际使用的外资额则从1994年的432.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35.2亿美元。“双盈余”使得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516.2亿美元快速增加到今年6月底的13326亿美元。

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增加了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尽管我国资本账户仍有管制，但在经常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大量涌入。

中国的双顺差每年差不多有2000亿美元。为了维持人民币的稳定，央行必须每年买入2000亿美元的外汇，同时把16000亿元的人民币注入市场，形成基础货币。为了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央行必须相应控制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这样，就出现了对冲的需要。如果不进行对冲或对冲不足，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就可能过快，从而形成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如果对冲过度，就可能导致通货收缩、影响实际经济的增长。

尽管央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以及发行商业银行票据，力图减少货币供应量，抑制流动性过剩，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不可说不大，但根据初步统计的结果，9月流动性不降反增3000亿元。其中，贸易顺差放水1500亿。今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由10663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33万亿美元。按照对应期的汇率计算，增加的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资金投放约1.98万亿元。由于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还要大。因此，结汇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

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

路径选择

毫无疑问，支撑当前这轮高增长的基础因素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过，工业化处在哪一个阶段，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直接决定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和长远判断。

工业化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只需要具备投资和市场两个条件，而后期，则依靠的是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带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20年正是凭着投资的持续增加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成就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当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因为重化工业发展迅速，成套装备制造业还没有起步，一般制造业企业的设备更新需要大量进口，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仍有巨大空间。如果制度安排和政策调整到位，继续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目前中国的增长面临着环境承受能力以及资源供给能力的瓶颈制约，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起有利于技术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制度安排，依靠技术的进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化解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政府要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政策推动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技术创新和应用。

同时必须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社会政策来解决宏观经济遇到的现实问题。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企业利润大幅度增长的现实。逐步消除由行政垄断带来的价格扭曲，消除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要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适当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尽快落实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政策措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以增加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

要加快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减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利用外汇储备增加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的进口。

加快完善浮动汇率制度，要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让人民币按照市场力量适当扩大浮动范围；积极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以增加用汇规模。

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相结合。要继续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紧缩基础货币供给。同时，各级政府应积极消化“财政存款”，不断增加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稳定居民预期，减轻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为增加消费拉动内需创造条件。

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放开更多的领域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从战略、制度和政策等方面解决中小企业发展所遇到的诸如融资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