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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崇拜大众 而不是崇拜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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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偶像的出现是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只允许有政治偶像、意识形态偶像的局面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加,因此信仰体系、内心崇拜的对象也逐渐多元化。随着艺术门类的产业化发展,特别是影视、流行音乐的产业化,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也在较为自由的形态中发展。顺理成章,人们有很高层次的偶像,也有其他方位的偶像。娱乐偶像与政治偶像、文化名人偶像并不互相排斥,娱乐偶像是人们精神需求多元化的表现。

有人说,时下年轻人追捧娱乐偶像,是精神失落、空虚的表现。的确,社会竞争激烈,个人遭遇迥异,年轻人会有失落感、茫然感,但与娱乐偶像没有关系,娱乐偶像不应该背负无谓的社会责任。娱乐偶像并不是现在才有,只要存在文化消费的可能性,每个时代都有偶像。即使在时代、政治偶像高度权威的时期,也有娱乐偶像。40多年前《大众电影》投票评选的“22大明星”就是那个时代的娱乐偶像。“”时期也出现了李铁梅一类的偶像。我本人在各个时期也有不同的偶像,儿童时期的三毛,青年时期的孙道临、秦怡……也当过“追星族”,攒钱买电影杂志,要过签名、照片。娱乐偶像,可以说是一种生活的情趣、趣味,人不能总是生活在理性中,娱乐偶像唤起了人们的激情与冲动。

偶像审美观的变迁:正剧、幽默到新理想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娱乐偶像经过三个大时期的发展。第一个时期是以唐国强为代表的正剧的娱乐偶像,还有流行歌手王洁实、谢丽斯、蒋大为等。他们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在娱乐界的体现,正面角色、正面形象,性格单一而鲜明,特征是高尚、纯洁,形象表达的内涵较为正面。

1980年代中叶以后,改革开放气氛浓厚,计划经济体制解体,人们的生活状态完全改变,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形态,有的人经商下海,大多数人不再沿着旧有的生活轨道行进。但是,新的理想还未形成。转型时期,“跟着感觉走”,成为经常使用的流行歌词。而娱乐偶像,也经过陈道明、姜文的过渡,进入葛优时代,即“无厘头”明星,或称幽默明星,特征是以调侃、黑色幽默为主。当时出现一批类似的人物,相声界的冯巩、摇滚歌手崔健等,都是新的社会时期人们寻找生活支点、转型心态的折射。葛优主演的《编辑部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一个杂志社,原本的体制已经无法生存,正在转轨。这一时期人们对美的认定不再是一种模式,而是多元的。

新世纪后,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大方向逐渐明确,人们掌握了命运。但是,社会竞争激烈,贫富差距增大,现实问题增多。80后、90后这一代人也已成长起来。新的偶像体系出现,不再像唐国强或葛优时期,某一个人就能代表这一代偶像的特征。新理想主义开始,人们寻找生存的目标,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寻找自己的生活支点。就像张广天编写的国内先锋话剧, “理想主义三部曲”,既有《切・格瓦拉》,也有《孔子》。与唐国强时代的理想不同,新理想主义是基于个人的幸福,不是外在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内心自由追求的结果。于是,明星、偶像众多,却没有哪一位能够占据主流。

娱乐偶像的盛行与近十来年娱乐文化的繁荣密切相关。20世纪80后、90年代,港台娱乐偶像的风头曾一度盖过内地偶像,在当时的年轻人中盛行。究其根源,在于港台娱乐文化发达。

相较而言,内地娱乐文化的发达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化转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内地的各种娱乐形式,在兴起之前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而港台文化,从来就是一个娱乐体系,有完整的市场运作系统、高度的商业化模式、丰富的明星包装经验。港台娱乐偶像又是在内地娱乐文化相对空白时期进入的,造成纯粹的娱乐偶像几乎都是港台的现象。本世纪以来,随着内地娱乐文化的发展,港台娱乐偶像集中过渡到内地,目前,港台与内地的娱乐偶像之间区别越来越小。

文化民主化的时代平民也要做明星

近些年,一夜成名的网络红人的出现,是娱乐偶像领域的新现象。更重要的是,他们体现了大众平民意识的觉醒,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出版界的《明朝那些事》,原本不是史学专家的爱好者撰写史学著作;电视节目《百家讲坛》,大众不再只听大学课堂的教学,更喜爱生动活泼的个人认知。这些都是文化民主化的表现。

平民的文化资源不再由少数人垄断。以前必须电影学院毕业的人、电影演员才能当明星,音乐学院的人才能当歌星,才能成为偶像,现在平民也要当明星。当然,有些选秀是纯粹的炒作,而有些网络现象也较为负面。但是,之所以能够炒作,就是因为他们符合了大众的心态,才利用这种心态进行炒作。电视节目《中国达人秀》就反映了民间涌动的思潮:我们老百姓也能当娱乐明星。虽然最后选举的“八强”达人,可能与普通观众的期待,包括我本人的不一致,也没有产生苏珊大妈一样的轰动效应。说明中国电视界第一次举办的平民选举,还只是一个开端。开端就好,以后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当年湖南电视台举办的《超级女声》运作比较好,普通女孩就能够当明星做偶像。平民意志在娱乐偶像领域中的体现,就是艺术民主化,或者文化民主化。

娱乐偶像也是文化偶像

以前对文化的理解较为狭窄,娱乐偶像也是某种意义的文化偶像,不应该将二者对立。究其根本,文化偶像与娱乐偶像是两个领域,无所谓浅薄与高尚,有钱钟书和陈寅恪,也有王晓棠和孙道临。可以崇拜鲁迅,为什么不能崇拜阮玲玉?鲁迅是伟大的,不能就说阮玲玉不是伟大的。以前的“22大明星”就既是娱乐偶像,又是文化偶像。

所谓的娱乐偶像,从事的领域是文化消费领域中带有流行因素的部分。偶像,则是在自由心态下大众认定的、欣赏的带有某种“粉丝”、迷恋心态的对象。

当然,明星、名人,哪些人是偶像,达到什么程度才算偶像?受到粉丝疯狂、迷狂追捧的才叫偶像,还是像以前所说能够树立为人生、行为榜样的,才叫偶像?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应该再局限于概念。以前的问题就是先制造概念,还未仔细思考,就用概念将自己束缚,然后用概念去塑造生活,去规范文化现象。

偶像与非偶像是相对的,没有严格的定域,某些人人气高、有号召力、观众缘,都可以看做某种程度的偶像。有些偶像人气特别旺,或在某一时期人气特别旺,那就可以认定他相对偶像化一些。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生活现象、文化现象本身出发。概念是最苍白无力的,它的存在是为了阐释生活现象,概念只能说明过去、已存在的东西,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

偶像是民众集体文化心理的反映。我们关注的不是偶像,而是偶像反映出的社会集体文化心理、审美取向、文化取向、精神需求。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大众,因为大众才有偶像,偶像本身也知道,离开了观众偶像就不存在。

有些人“迷”偶像,或者外貌,或者内涵,或者才艺,无论哪种,均是将自己最理想

或最缺失的形态投射到客观对象,前者映射,后者弥补。喜欢偶像,就是喜欢自己;崇拜偶像,就是自我欣赏。简单地讲,偶像就是自己想要成为的某个人,外加娱乐领域的爱好,唱歌、音乐、表演等等。偶像如果不符合自我情感的,将未必能对个人产生效果。作为研究,偶像现象是大众集体心理的重要课题,聚焦了很多自我、集体的自我。

至于是偶像的外貌还是内涵更加吸引大众。首先明确一点,以前光讲内涵,否认外貌,是不对的。外貌非常重要,外貌不仅是长相,更是内心的一种体现,本身还包括气质。大众迷恋偶像,很大一部分从外貌开始。有些明星,外貌未必好,才艺遮蔽了外貌的不足。有的人呢,就喜欢大家不认为美的外貌。究其根底,还是外貌。我研究解放前的早期明星。如胡蝶等人,在考虑内在文化因素的时候往往先从外貌着手。因为其他因素都是抽象的,只有从外貌着手,才能看到外貌后的秘密。外貌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不仅是生理现象。

积极地看待年轻人的娱乐偶像

提起90后的偶像,社会上有一种误解,认为他们只有娱乐偶像,文学、政治偶像从根本上是缺失的。其实跟年轻人谈偶像是有语境的。年轻人并不浅薄,他们有自己的文化需求,会有钦佩的老师、喜爱的书籍,自然会有娱乐的需求。因此不要因为年龄的隔阂、个人的喜好,就将问题归咎于时代与社会。老一辈人喜欢宋词元曲,年轻人也可以喜欢流行歌曲。其间,肯定有年龄、时代的落差,人与人之间不要互相埋怨,要互相理解、沟通、交流。为什么非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年轻人?自己当年不也曾经历过年少轻狂,有自己喜欢的偶像,受到过老一代人的阻挠?这就像是婆婆和儿媳妇的问题,做儿媳的时候埋怨婆婆施压,一旦做了婆婆就向儿媳开战。我们不能再走文化循环的老路,不要因为新旧代际之间的矛盾,就妨碍文化的进步。

茫茫大众,不可能有统一的偶像。有人偏重于文化偶像,就认为娱乐偶像浅薄。个人的爱好,并不代表大家的喜好。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别人有娱乐偶像,甚至娱乐偶像占偶像中的比重较大。各个年龄段偏重性也不一样,不存在高低之分。当然在偶像崇拜问题上,我不鼓励偏激地追求偶像,适中才能长久。这并不是娱乐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的问题。

文化消费的发达,多种选择的可能,就会出现泡沫型偶像,但并不会影响娱乐偶像的主流。正常情况下,除了某种炒作性偶像、泡沫型偶像,大众选定的偶像都有自己的道理。其实,偶像是大众推选出来的,我们崇拜大众,而不是崇拜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