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愈大,城市病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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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大城市死了，是这样吗？如果看美国具有代表性的6个大城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有些城市人口数量甚至下降了，进入人们常常提到的“逆城市化”阶段。

美国彼时出现的城市中心人口向郊区疏散，以及从大城市向小城市疏散的现象，至少源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条件：一是油价便宜，一直到70年代石油危机之前，甚至到80年代，美国的油价都非常便宜，导致了低成本的交通运输；二是当时美国城市中心的社会环境恶化，这跟黑人的集中居住有关，市中心几乎成了贫民窟，所以白人富人都往城外搬迁。

后来这两个历史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大城市人口减少的趋势80年代基本停止，90年代以后大城市人口开始恢复性增长。其中唯一例外的城市是底特律。但是底特律的人口持续减少跟汽车产业的迁出有关系，它是一个汽车产业移出却没有发展出其他替代性产业的城市，所以不能作为城市发展的普遍经验来研究。

城市收入差距为何扩大

除底特律之外，其他美国大城市人口均持续增长，增长最快的是美国三大经济中心的核心城市：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弗朗西斯科，五大湖区的芝加哥，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与人口集聚过程相伴而来的是这些城市的收入不断上涨，尤其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其现代服务业和信息技术带动的收入上涨明显。

然而，在美国近年来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同样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在美国，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越高的地方，工资越高。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重高的城市不仅收入水平更高，且收入的变化更快，即越富的地方收入增长越快，结果产生城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

理论上讲，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收入差距会缩小。为何美国城市在人口集聚过程中，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呢？

原因在于美国的城市收入差距是由城市的集聚力所推动的。当一个城市处在创新活跃期，其产业成长又高度集中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带来的结果必然是高技能劳动者的集聚，由此享受规模经济和知识外溢，所以他们的收入增长特别快。一旦创新驱动趋缓，收入差距就可能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作用下趋缓。在城市的创新活跃期，如果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只会让较少的人享受到集聚效应，收入差距会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来。

此外，在高技能劳动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也在向大城市集中，但他们收入水平的增长却没有高技能劳动者那么快。他们是服务业的供给者，如餐馆服务员、保安等职业。越大的城市越需要消费型的服务业。

消费型的服务业，正是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技能越高、劳动生产率越高的人，越不愿意自己花钱去从事打扫卫生之类的耗时工作，所以他们会外包出去，把时间用来搞创新挣钱。高技能劳动者对低技能劳动者有需求，所以后者也来到城市，但是其收入水平并没有很快得到提高，所以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技能劳动者集聚在一起也会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收入增长越快的地方也是收入更不平等的地方，同时也是不平等幅度更大的地方。面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怎么办？西方国家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如通过医疗、教育的免费或低收费，让低收入阶层在大城市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发达国家城市中人和人之间的福利差距小于收入差距。

关于城市病的误解

提到城市病，主要是指城市的交通、犯罪和污染等问题。

我们可以从数据看美国城市是否生病。先就交通来看，如果以居民与CBD（中央商务区）的距离来度量居住地的区位，一个人住得离市中心越远，意味着上下班的交通时间越长。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00年，居住地离市中心的距离和交通时间的关系线在往上移，也就是说美国的交通成本或者通勤时间在上升，看起来美国城市的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特大城市呢？如果观察包括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等在内的特大城市，我们发现，这些城市并非离市中心越远，通勤成本就越高，往往到了距市中心大约8英里之后，通勤时间反而下降，到了15英里之后，通勤时间基本上就不变了。如果对比1990年和2000年这两年，距市中心20英里之外的地区，通勤时间几乎没有变化。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在特大城市成长的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就业的分散化，即就业地也放在了郊区。一部分居民住在大城市，他们不用到市中心去上班，导致平均通勤时间的下降。

中国的城市交通是另外一种情形。我们的人口正向大城市集聚，但这些大城市的就业高度集中于市中心，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和医疗）也高度集中于市中心。结果可想而知。以北京回龙观为例，对不少居住于此的人来说，回龙观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用的床，他们工作在市区，消费在市区，所以交通拥挤。这种问题并不是城市扩张所致，而是城市扩张的方式有问题，没有实现居住和就业的同时分散化。

总而言之，不能简单地把城市交通拥挤归因于城市的扩大，而是要寻找导致交通拥堵的技术与管理方面的原因。这是有关“城市病”的第一个误解。

对于城市病的第二个误解是犯罪，很多人都认为城市扩大后犯罪率会上升。以美国城市犯罪率为例，我们来看看现实如何。从纽约来看，其凶杀率的确曾在上世纪60年代后急剧上升，但最近却出现了急剧下降，降幅达到60%。这个现象不只发生在纽约，在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等城市，犯罪率均出现急剧下降。

犯罪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社会融合。美国的社会融合改善非常明显，原来在市中心黑人聚居的社区，现在变成了白人和黑人相互渗透的地方。在犯罪行为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大家相互影响。当社会环境不安全时，犯罪率会陡然上升。反之，当社会变得安全时，犯罪率也会下降。

城市扩大会导致环境恶化，这是城市病的第三个误解。同样以美国大城市为例，美国的城市环境变得更差了吗？仅以汽车尾气排放来看，现在美国大城市的汽车尾气排放量出现明显下降，这跟燃料效率有关系，由于技术的改进，每加仑汽油可以跑的公里数增加，从而减少了排放。

城市发展的已知和未知

从中美城市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得知城市规模对于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益处。笔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与我们已知的城市规模扩大的好处相比，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城市病”的东西，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跟城市规模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笔者现在已完成的研究显示，一个省内的人口越是向中心大城市集聚，该省的单位GDP排放越低。原因还是在于规模效应，监督和治理污染排放都有规模效应。

中国城市化出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发展政策如何抉择。

《经济学家》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英国的问题。英国以前通过用财政补贴支持威尔士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但后来政府的管理思维转变了，认为直接给钱不如把钱补贴在教育和健康上，增强人的流动能力。具备了发展的能力之后，有能力迁移的人自然会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剩下的人则更多地依赖当地资源，而当人口减少后，人均资源增加，也一样能够致富。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本文由“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