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去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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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武汉市二环线以内城中村改造“时间表”的推进,城中村改造这个命题本身成了一把多刃剑:政府从推倒中看到了平抑房价的可能性,房地产商从推倒中看到了高回报率的可能性,学者从推倒中看到了中国特色的消散,至于城里的那些人,他们有的,则是或怅然或释怀的冷暖自知。

穷学生们的天堂

老史在东湖新村社区开了一家小吃店,以式样简单的清粥为主营,配卖甜饼等其他小吃。三年前,儿子考上吉林大学,喜悦过后,老史发现儿子上学的开销对他这个农民而言实在过大。在同乡的介绍下,老史从潜江来到了武汉,在这个武大旁的城中村开始了自己的小本经营。

如今,老史的小店门口已经高挂起了门面转让的看板。问及个中原因,老史挪了挪眼前的凳子,再次坐定后,他半侧着身子答道:“现在的生意不好做。刚开始来的时候,竞争没有这么激烈。这么说吧,这三年间,这里的小摊店多了二十几家。”说着,老史伸出手比了比数目。老史自述着这三年的营生,对比着日益挑剔的学生,畅谈着告老还乡的规划。

对于三年间猛增的竞争者,老史否定了已拆迁城中村小贩转移经营的因素。在他看来,乡邻间谋生秘诀的口耳相传促就了激烈的竞争。

即将离开的老史对城中村的未来没有更多的思虑。这时,坐在老史小店,喝着清粥的老王突然抬起头,打开了话匣子。老王身着蓝白间隔条纹的体面T恤,脖子上带着一圈金项链,鲜明的着装难以掩饰他楼栋主的身份。

老王是土生土长的老村民。九十年代初在老房的基础上做起了门面生意,经整治后,老王“被迫”建起了单元楼对外租赁。在老王眼里,他并不稀罕赚学生的钱,然而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辉煌后,这里的生意对象逐渐缩减为学生。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常常使得同寝室友关系紧张,经济环境的改善为他们的校外租房提供了可能。对于租赁盈利的生存模式,老王不甚满意。然而,老王更不愿面对未来的搬迁,虽然他清楚的知道这个地区未来的蓝图,也大致了解对原居民的安置方案。

老王一面抱怨着清粥小菜的周边饮食选择,一面又不舍自小到大的那份习惯。除却对分配条件的不够满意,老王在乎的是那份久而久之的邻里情。

城中村一直难以摆脱“脏乱差”的恶名。其实,在对城中村的社区改造过程中,有些问题已经得到缓解了。老史回忆三年前刚进城中村的时候,街道间尘土飞扬是司空见惯的。近年通过加大打扫力度,白天的社区卫生尚可以保持在一定水平。而夜间人潮回流会带来大量的垃圾也能在当晚得到及时的处理。不同的单元楼栋外会醒目地张贴着卫生相关的注意事项。

紧凑的社区布局使得“小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缩小版的世界也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走进一家刚好只能转一整圈的超市,挑选物品之余兴许会遇上几个熟人。而有些“熟人”可能是无数的一来二去中顺便结识的朋友。

附近自然形成的小吃店囊括了广泛地域的众多特色菜。儿时手推车上的豆腐脑大妈已难在街口寻觅,而在这里却可以意外地发现以此为卖点的小店。

走在城中村,感触最深的恐怕是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点滴印证。简短的相互问候不经意透露着楼主与居者间的熟络。小型的人际网构筑保有了长久以来的融人情于建筑的“中国特色”。然而,这样的特色已被统统纳入了发展“清理”的大幕中,他们有的等待消失,有的则已然消失不见。

争议“一刀切”

推倒重来的城中村改造方式与其说是为城中村建设整合最优解,不如说是“重商主义”追逐下的结果。对于摘掉城中村“邋遢”帽子的其他方式,城市建设学院的学术派们一直未放弃探讨。但最后处理上“一刀切”的不可避免,他们也心知肚明。

城中村的原貌改造在学界向来被当作设计课程来研究。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各大城市的不同学校相关院系中默默进行着。深知此类课题的过分理想定位不得付诸实践,又不懈地从专业角度探究,如此的矛盾让局外人难以理解。但学理上对一种可能性的坚守也许会在未来的回首中再度被拾起。

“城中村改造的现有方式基本上就是把它抹掉。一个一个村子的整体搬迁,做成小的新区。基本上不会留下它的的文化或者其他。我们首先认为,这不一定就是特别对的。”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刘小虎站在建筑设计的立场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同时,他也可以理解现有情况的不可逆,“现有改造方式可能符合商业利益,或者符合政府政策发展的需要。”

对城中村原生态文化的丧失,刘小虎深表遗憾。在建筑设计中,城中村的街道空间尺度更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使得生活在此的人更能感受到人情味。同时,刘小虎以广州某些城中村为例,他认为城中村在高密度解决居住问题上优于公寓。

就城中村的去留问题的探讨曾经也发生在旧城改造上。八十年代,学者冯纪忠曾经全力投入到上海旧城改造的规划设计中。冯老曾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表达了对旧城改造的看法,认为“也不是绝对反对拆,但拆了以后不能改变城市和居民的性质。旧城改造,主要是不要把这个城市最主要的生活全都重新再来过。像上海中心区,基本上等于整个改掉了,里面的人也完全变掉了,这个我是不赞成的。”虽然旧城改造中也不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但仍然会有忽视原生居民以及他们特有的生活状态,忽视居住对历史中心区的重要性、整体性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面临着与旧城改造性质类似的问题。“现有改造方式对地域性的建筑,街道空间的机理,旧有村落文化,包括原地居民的生活状态都有很大破坏。”刘小虎从实地研究中得出了上述的结论。

2006年开始,刘小虎带领自己的学生对武汉市的中心城中村及近郊三环区域的城中村作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他发现,当地的居民对他们这些拿着各式影像设备前去调查的师生心怀戒备。经过攀谈之后他才了解到,原居民误以为他们是拆迁前期的评估人员。从这个细节,刘小虎发现城中村的改造牵涉更多的是文化生态的问题。

放眼全世界,城中村是不二的中国现象。西方的城市与农村间是自然过渡地实现交替。中国持续的高速发展使得农村迅速地被扩张中的城市包住,因此而形成了城中村。也因此城中村虽归为城市,但内里有着乡土文化。

刘小虎介绍,有些还保有原味的城中村可能还是一个村子,它会有自己的庙或者小祠堂。同一屋檐下的一家子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这些概念里浸透着传统文化的印迹,可以把他们界定为“草根文化”,但同时也可以视之为文化的寄托。这些文化性的东西在公寓里都是不存在的。

“世界大同。”刘小虎用精简的四个字回复了乡土文化破坏所造成的影响。说罢,他自己也不禁笑了笑,并解释道,“在生态系统里,生态越复杂,物种就越稳定。它不会轻易地被外来的灾难引致全体覆灭。文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乡土文化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城市文化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是西方传过来的这样一种文化。如果文化最后大家都一样,我们没有地域性的东西,没有原本的传统的或乡土的东西,我觉得从人类而言,对整个人类是不利的;对我们而言是很可惜的,我们失掉了传统的东西。”

“第二条道路”

在武汉,二环以内的城中村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依学生资源而起的校边村,一种是因流动人口集中而旺的“产业村”。对城中村的改造并未如此细分,规划往往以地域为界层层推进。

在刘小虎研究城中村的这几年里,他眼看着曾经寻访过的华科、华师附近的城中村相继消失,东湖新村这样的社区的“抹去”也只是时间问题。

城中村的动荡影响着原地居民,影响着租屋者,也影响着“靠村吃村”的小型商贩。政府一再出台因应的政策来解决原地居民的产权、股权及相关利益。但流动着的城市驱动力却被不断地忽视着。

武昌小东门地区是武汉建材市场集中区之一,走在路边,随处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挂着泥工等招牌在一旁休憩等候生意。小张即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记者打听到小张就住在旁边的城中村,身居单人间,房价两百多。由于武汉房价的居高不下也拉动了出租屋的价格,开年后小张住的房子涨了三十元。据小张介绍,对比其他的出租屋,这里的房价并不便宜多少,只是他们相对集中,也更靠近做生意的地方。

对于不久后的拆迁,小张表示有耳闻。尽管承认这会对他造成困扰,但性格乐天的小张始终诚挚地微笑着。当问及房价如果提高,会否把价钱转嫁到做工的工价上时,小张摇了摇头,“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价格摆在那里,没办法提高。”年轻的小张没有抱怨更多,倒是小张身旁的老李一言不发却始终阴沉着。

相对于学校周边的城中村,小张所在的产业带动起来的城中村显得更为整洁与宽敞,楼栋间的间隔也更大更正规,似有摆脱城中村在人心中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刘小虎所认为的城中村改造可以走的方向。

刘小虎坚持城中村改造要建立在原房建尚在的基础上,对“脏乱差”作局部规整,从而留住原来的人,原来的屋和文化的味道。他的方案以公共活动空间的重新架构为核心,试图打造社区型的公园。他的学生中也有人提出了顶楼花园等现代绿色公寓理念的嫁接设想。更多的尝试也包括了构建垃圾收集系统等配套模式。但对于理念的束之高阁,刘小虎从不讳言。城中村不乏改造的模范,但他认为那只是侥幸地被留下,大部分地都会流逝在时间里。因为改造现实地面对着经费的不足,唯一的经济支持只能源自房产的商业价值,而这种作法又直接决定了城中村不复再的未来。

上海世博会上,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深圳馆以再生的城中村“大芬村”为案例展示了城中村的新可能,用刘小虎的话说,这不过是侥幸存活下来的范例。今日,我们不时看到拆迁中的老村民头束“人在房在,人亡房亡”的横条,面对巨型吊车声嘶力竭的情景,这恐怕是明日我们会怀念的,只因它可能是我们对城中村最后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