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谈肖斯塔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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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团风景

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将于11月8日指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伶赏经典――张国勇的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曲目有肖斯塔科维奇的《室内交响曲第一乐章》《d小调第十二交响曲“1917年”》和《第十四交响曲》，（用女高音、男高音、弦乐及打击乐）。音乐会特邀来自俄罗斯的女高音歌唱家叶卡特琳娜・什玛诺维科和男低音歌唱家阿列克谢・塔诺维茨基出演《第十四交响曲》。

张国勇曾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获音乐博士学位，这一经历使他与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围绕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音乐界有着众多的话题和争论，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请张国勇谈了他心中的肖斯塔科维奇及其音乐。

卜：对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内容，一直众说纷纭，存在着解释上的很大分歧，例如，有人说将他交响曲中的一些内容解释为有政治影射的动机。那么在俄罗斯，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的呢？

张：我在俄罗斯曾经问过我的老师、问过许多肖斯塔科维奇的朋友，其中包括罗斯特罗波维奇。大家普遍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肖斯塔科维奇将个人恩怨写进交响曲中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做的。另外，我也不喜欢在艺术上遇事总是与政治挂钩的作法，我们应该多从艺术上探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语言有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风格，这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的节奏和旋律一听就是他的。他的创作个性是将最先进的作曲技术和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完美地结合，例如《第十五交响曲》中运用到的十二音体系，其中大提琴独奏的无调性宣叙调，和他早期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很像，音调很像，音区也像，那是很严格的十二个音的排列，但又不是纯理性的，是有人情味的，这就是他的和声技法非常巧妙，高超，不露痕迹，不露斧凿。

卜：他在这部交响曲中还运用了“拼贴”的手法，将其他作曲家的一些动机用上了。

张：对，运用了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的主题，这是他幼时很喜欢的一个主题。其实，我觉得这部交响曲描写的是人生的几个阶段：第一乐章天真无邪，第二乐章多愁善感，第三乐章诙谐调侃，第四乐章精神升华。这是他人生的几个台阶。从另一方面看，这部交响曲是艺术最大的两大命题：爱情和死亡。他在音乐中用了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死亡动机”，这里的苦恼和悲伤极为强烈，音乐很有震撼力。就像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的生涯》，里面汇聚了以前所有作品的主题，又好听又天衣无缝，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很了不起。

卜：肖斯塔科维奇被认为是俄罗斯音乐史上继柴科夫斯基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而与他同时代的普罗科菲耶夫在艺术上与他也有着竞争的关系。你能谈谈对这三位大师的看法吗？

张：肖斯塔科维奇和柴科夫斯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柴科夫斯基关注的是农奴制，是下层社会问题。听他的音乐应该和一些俄罗斯的作家联系起来，托尔斯泰等。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内容包括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思想上的彷徨，因为他们无力和社会制度抗争。另外，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有些“女性化”。他的音乐柔美，好听，容易接受，但细听，其思想深度是无法与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相比的。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表现的是人的常见的一些思想情感，你很容易接受它，使你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而肖斯塔科维奇不然，他的思想感情也很丰富，但他的流露是很节制的，不“滥情”。他所有这些思想感情的发掘和研究要通过音符背后的几个层面来研究，这要对当时的历史、文学有较多的了解，才能对他的音乐有所理解。

普罗科菲耶夫是很有才华的作曲家，音乐语言也非常独特，但是他的为人处世和肖斯塔科维奇不一样，比较圆滑。他不是锋芒毕露，有很鲜明的个人观点。他的音乐纯艺术的东西比较多，描写情景的东西比较多，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挖掘较深的东西比较少一点。另外，我认为他的音乐不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真”，乐如其人嘛！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字字都是真感情，那些不协和的音响，都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而普罗科菲耶夫有的时候有假的东西在里面，他也运用不协和，但更注重形式上的东西。

卜：大概是因为肖斯塔科维奇经历的体制你经历了，又到俄罗斯留学，有了特殊的师承关系。这一经历使你对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深厚的积累，所以有人称你是“肖斯塔科维奇权威”。

张：权威不敢当。我喜欢肖斯塔科维奇，我在国内有许多“肖友”，我们都喜欢老肖、研究老肖，比如王西麟、郭文景和黄晓和，还有一位台湾的音乐学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东西一辈子都学不完，我无非是对他的音乐研究得深入一些、透彻一些，但是在所有中国指挥家中，我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最多这一点是肯定的，他的歌剧《鼻子》我也指挥过了。当然，我的理想是将他的所有交响乐作品都演完，接下去我肯定要先演第十三、十四，因为这两部交响曲太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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