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城乡一体化:新时期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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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城乡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成为新时代的战略要求。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政策突破，并指出：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全面的流动。城乡一体化必将推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再一次解放生产力。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解放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4；F299.2
（一）城乡一体化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我国宏观经济迅速发展，整体上呈现良好势态，但同时也应看到，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城乡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经济差距逐年拉大的趋势更加明显。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33： 1的状态，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农村居民2007年的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1995年的水平，农村落后城镇至少12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消费，制约了农村市场规模的扩大，客观上也是我国最近几年很多工业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乡要素市场的分割，也使得“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通道受阻，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有减缓的趋势，由历史上1.4的年均增长率，逐步降低到最近几年的0.8和0.9左右的增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化、现代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难以实现，这些都在客观上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年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已经释放了中国巨大的生产力。“分”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随着中国农业更加面临全球化的竞争，农业生产必须尽快从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实现转型，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使得大量土地需要集中经营，下一个时期，需要从倾向“分”到强调“统”，将分散的农户通过合作社或其他组织形式统一起来，与瞬息万变的市场结合起来，走现代农业道路，碎片化的土地耕作与经营，难以与现代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加工以及资本结合起来，难以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当然，实现“统”一经营的基础是按照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运用市场的手段推进，而不是走拉美那种忽略相对弱势的小农户利益的道路。
（二）城乡一体化的理论与政策突破
1．国外的理论研究
对于城乡一体化的研究，国外有相对比较成熟的研究：一是刘易斯的“以城带乡”模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经济关系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强调以城市为中心，通过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二是“以乡促城”的理论，以利普顿和托拉达等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城乡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需要在政策上给予农村更大的自，鼓励农村出口，重建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自我生产力，逐渐形成“集镇建设计划”，实现农业商品化，增加农业产量和贸易盈余，获得农村地区发展；三是麦吉的“城乡融合模式”，即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呈现大城市快速发展与扩展，沿交通通道带动城市边缘地区形成大规模城乡结合带。对于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城乡发展一体化不等于城乡一样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并不是放弃以农户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方式；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应该是农业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城市化，不能走牺牲农业搞城市化的道路，一定要把农业的现代化跟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同步推进。
2．国内的理论与政策
国内的学者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等角度分析城乡一体化的机制，分析劳动力流动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对于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等等。而且，在政策层面上，对于城乡关系认识，中央有重要论断。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具体来说，就是从六个方面实现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
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将再一次解放生产力
（一）推进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1．撬动城乡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全面的流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又可以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在当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消费已经基本上由基本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消费引导升级，难以再对过剩的汽车、电视、钢铁等传统生产力带来更大的消费市场。而在农村，近年来农民收入有了较快增长，消费意愿明显增强，但农村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却始终远高于同期农民收入增幅。可见，农民手中大量的现金并没有转化为消费反而沉淀为储蓄。面对城市与农村消费所处的瓶颈阶段，只有更深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才能促使城乡消费结构升级，从而突破城乡消费瓶颈。
2．城乡一体化的根本动力是城镇化
稳步推进城镇化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农村建设可以改善提升农村生活设施和生产基础条件。但是，无法将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激活。在当前的形势下，城乡一体化，尤其是土地资源的一体化，可以将城镇化的红利，以土地作为载体让农民分享。未来一段时期将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外需增长乏力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二是新兴战略性产业短时期内难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三是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低成本推动城镇化的最佳时机；四是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期消化过剩产能、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五是城镇化是未来一段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
（二）在现代部门之间创造需求
很多人担心推进城镇化，让农民走出农村，一旦遇到经济危机，他们将无法生存，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并从这次金融危机后，大量农民返回农村予以佐证。事实上，现代经济的发展需要从传统的农业就业向现代部门之间互相创造需求、提供就业机会的转变。在农业实现粮食生产、满足需求的同时，需要将农业的生态功能、旅游功能等发挥出来，比如目前在京郊以及四川等地开展很成功的农家乐、生态游等，从而提高农业本身吸纳非农就业和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功能。另外，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还存在很大的升级空间。如美国的服务业在GDP中占70%以上，英、法、德、日等国均在60%以上，而我国只有33%左右。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差距至少也在20%～30%，城市非农就业的空间十分广阔。在金融危机期间，服务业是稳定就业的关键领域。数据显示，危机爆发后农民工加速流向服务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地区，说明新一代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就业取向趋于 “软”化。经济重化过程使得GDP就业弹性，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大幅度下降。服务业对于就业的吸纳弹性远远高于工业，受到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也比较小。以长沙为例，长沙市返乡的农民工中，从广东及珠三角地区、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唐地区，分别占返乡人员的63%、15%、6.5%，由此可见，服务业不仅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应对危机减少失业的缓冲带。就服务业内部来看，虽然传统的消费业容纳了更多的就业，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业将成为吸收就业的重头力量，生产业的大力发展对吸收由扩招产生的高层次人力资本、解决大学生就业发挥巨大作用。
（三）实施的总体条件已经成熟
1．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总体上进入快速通道
中国GDP从1987年的1万亿元，到2002年的10万亿元经历了15年的时间，而第二个10万亿元，也就是2006年突破20万亿元则仅仅用了4年的时间，第三个10万亿元，即2008年的30万亿元则更是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以上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了稳步较快增长的通道。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4―2006年，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4681.22亿元、5252.82亿元、7110.91亿元，2007年实现财政收入5.1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5万亿元以上。我国经济增长具备了从数量向质量转型的物质基础。
2．城镇化进入稳步推进期，城市吸纳非农就业空间大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城镇化水平仅增长了10.6个百分点，年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一段时间还有大的波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增长了27.75点，年均0.9个百分点，尤其是2001―2005年期间，年均提高近1.4个百分点。随后几年，多种原因使得城镇化增速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1个百分点上下。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城镇化增速下降到0.8个百分点。在应对金融危机取得阶段性胜利的2009年，城镇化增速也仅为0.9个百分点。
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历史轨迹显示，城镇化进程遵循S型增长曲线。由于新发明、新技术产生和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导致城镇化后发加速。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已经进入30%～70%的加速期，并接近50%的“峰速”期。在户籍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体制机制完善的情况下，中国城镇化提速到以前的年均1.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
3．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产权改革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农村改革，从土地的经营方式开始，中国的城镇发展，从土地的价值开发着手。土地问题的探讨和实践，始终是中国改革、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一是农村内部的土地流转已经成规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逐步从沿海向内地扩展，在较长时期内流转的规模是稳定的。近几年呈加快趋势，截至2007年末，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6372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5.2%。特别是2008年以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更是明显加快。另外，流转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土地在农户之间流转的基础上，近些年一些工商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进入农业经营，参与流转的主体日益多元化。据统计，目前农村土地在农户之间流转占流转总面积的63.9%，受让方为企业等其他主体的占36.1%。从目前流转情况来看，总体健康平稳。随着地方的积极探索，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和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推进，流转呈逐步发展趋势。二是城乡之间正探索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土地增减，如天津的“宅基地换房”、嘉兴的“两分两换”、四川“金土地工程”和重庆的“地票市场”。
4．新生代农民工适应现代城市就业和生活能力更强
推进城乡一体化，最关键的是解决农民进城以后的稳定就业的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县内转移的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不仅仅是城市现代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也是未来推进城镇化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并且这种适应现代城市的能力要比普通农民工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