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矛盾与现实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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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需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统一，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限制当代人去满足当代的需要的统一、可持续发展包含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美好向往与严峻现实的矛盾；自然环境的改变与保护的矛盾；政治家与学者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在于自然滥用。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6)09-0007-03
科学发展观“问世”以来，人们关注备至，虽时间不长，但无以计数的论著频繁见诸报刊、杂志和网络，令人目不暇接。人们“智慧”地把几乎所有问题都与科学发展观相“结合”，以示科学发展的树立和落实，人们“聪明”地把科学发展观当作一句娓娓动听的“口号”，以示其已深入人心并业已转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当提倡运用哲学的方法、哲学的视野来思考和研究科学发展观?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睿智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理解“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相当多的辅导资料和理论著述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意义进行了喋喋不休的论证，但注释较多，追问不够：比如，何谓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否就是什么都发展，不留“死”角?全面发展是否就是全面推进，而没有重点?何谓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否就是各项事业一同发展，齐头并进?协调发展是否就是等量发展，而没有差异?何谓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否就是“可持续的发展”?还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和发展之间有没有矛盾?何谓“以人为本”?“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是谁?是人民群众?如果是人民群众，那么不同的岗位(地位)、不同的地区(部门)、不同的阶层(集团)、不同的时期(时代)的“人民群众”是否也有所区别?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在理论层面给不出一个比较合理、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在实践层面所谓“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岂不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们如此重视科学发展观的宣传和研究，恰恰表明，在科学发展观中存在着“全面与重点”、“协调与差异”、“可持续与发展”的矛盾。这正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困”之所存，“难”之所存。
一、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矛盾
我国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为“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即所谓布伦特兰定义。但多年来，人们大多引用这个经典定义，而对这个经典定义的研究，特别是哲学追问不够深入。比如，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可持续发展与人是什么关系?可持续发展何以可能?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是什么?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哪里?可持续发展的难题何在?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什么?
从这一经典定义可以看出，定义者对“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是相当谨慎、小心的。此定义用了两个似乎并不对称的逻辑语句：一个是肯定性的判断，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另一个是否定性的判断，即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一是一否，一放一收，一松一紧的经典定义，尽管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人”，尽管其张扬的哲学是“以人为本”，但由于“可持续发展”小所关心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现代的人”和“未来的人”，所以这个经典定义实际上折射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张力和逻辑矛盾，即人们需要“发展”，人们又需要“限制”，正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可持续发展”中得到了统―。换言之，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需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统一，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限制当代人去满足当代的需要的统一。具体地说，“发展”是为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发展，“限制”足为满足后代人的需要而“限制”，“可持续发展”中的“可持续”是对“发展”的限制、规范和约束。
―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满足需要，又要加以限制，具体说，就是既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或者说，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兼顾与统一；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权益的统―；满足需要与实现限制的统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人类的这―崇高理想与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实际的矛盾，大概比比皆是吧!
二是美好向往与严峻现实的矛盾。理想的理论构想是完美的、令人向往的，可是现实生产、生活、生命、生态中的实际矛盾和问题却是严峻的。也就是说，这个统一确实难以兼容，是先“发展”，再“可持续”，还是先“可持续”然后再“发展”?“发展”和“可持续”都需要物质、资金投入，传统的“发展”往往是讲求经济效益，注重投入和产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对“可持续”的投入则往往难以算清经济账，甚至入不敷出，根本看不到经济效益。这就为“可持续发展”设置了―个现实的“障碍”。
三是自然环境的改变与保护的矛盾。自从“认识你自己”的神谕被人们接受并主动地认识自身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人也并非“人猿相揖别”以后就成了主体，人的主体地位是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即在适应自然、依赖自然、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这充分表明，自然界是一定要被人们所的，这既是―个客观事实，也是人们进进社会活动的历史前提。或者说，一方面，人类要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原封不动地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环境这是完全的梦呓!一般地说，人类的文明越不发展，自然的生态环境会越好，然而这却未必是最理想的事情，国家环境保护局原局长曲格子先生曾经说过：“笔者曾经有机会看到过非洲的一些比较原始的人类生活方式，那里虽然有清洁的空气和宁静的氛围，但是，居住条件恶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疾病丛生，寿命短促，绝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类环境”。因此，如何在改变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同时，又适度地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个“度”，并在“度”的范围内去改变和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就自然成了一个难题。
四是政治家与学者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同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可是一般市民、公众与领导发展事业的政治家(官员)，理论(学术)工作者的观点往往是有区别的。这是理解、推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之间的矛盾。从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实际状况看，政治家(官员)们往往更关心“发展”，这是当代人(老百姓)的需要，
也是政治家(官员)们追求政绩的需要。学者们往往强调“可持续”，为生态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奔走呼号。在政治家(官员)中，在领导岗位上的政治家(官员)往往更关注“发展”，而已经退到二线的或者已经退休的政治家(官员)则相对关注“可持续”。在学者、专家中，哲学家愿意对“可持续发展”作形而上学的思考，经济学家比较关注经济的增长，伦理学家更强调入们要善待自然，维护自然的权利．这些“可持续发展”主体之间的矛盾显然是存在的。
五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现达国家，顾名思义是发达的现代国家，因此，那里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心“后现代”问题，追求所谓“后现代”的科学，“后现代”的技术、“后现代”的文化，主张应当“抛弃‘现代性’，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且不说后现代主义者罗蒂关于后现代主义“三个悖论”的哲学意蕴，就是现实生活中发达国家也在世界竞争中加快“发展”，当然这些发达国家在“可持续”方面的认是明确的，投入足可观的，因而发展是可持续的。而在发展中国家，处理“发展”与“可持续”的矛盾就是一个极大难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很难做到“发展”与“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权利的真正并重。这不完全是“政绩”的需要，也是13亿人口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小康”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中蛰伏的诸多内在的，现实的矛盾警示我们，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面前，要谦虚谨慎，不要夸夸其谈；要深入研究，不要浅尝辄止为此必须切实弄清“不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根源。
二、不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根源
“可持续发展”观是针对“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而言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哪些原因导致了“不可持续发展”呢?有人从哲学层面解释，认为是非科学的自然观、世界观所致。有人从管理学层面分析是“公共牧场”理论所致，其实，这些理解既不全面，又没有从根本上作出解答。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确实，可持续发展包括许多方面，如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文化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但其核心是人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人是一切社会事务的承担者和推动者，人是一切社会活动及其后果的责任者。换言之，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社会成果(后果)都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所以，人是“可持续发展”的创造者，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始作俑者。人自身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或矛盾，分析“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但不能仅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找。这是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的作用是相互的，但人是主体，是有目的，有意识，有理性，有智慧的社会性存在物，人既有适应自然、信赖自然、在―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的权利，又有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义务。因此，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中，人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与其说应当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寻找，不如说到人的自身去寻找。
确实，马克思在《导言》中说：“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还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按照马克思的思维逻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反映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本质上反映着人对人的态度和方式。所以，“不可持续发展”虽然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但其根源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当今全球危机，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对立，其背后则是人与人的关系的紧张和对立。
其一，人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复杂性-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方面的差异，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态度、方式也就不同。
其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复杂性。二者之间并不必然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如在环境问题上个人为了自己的私利，有可能牺牲群体的利益，而群体利益也可能损害个体利益。
其三，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环境危机主要体现的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全球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足以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从国内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满足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利益。
其四，是代内与代际、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动物与后代之间仅仅是一种生物遗传，是本能的、自在自然的，是单向的。而人与后代不仅有生理上的遗传，更是一种社会性的遗传，是双向互动的。所谓自然对人的报复，实质是人对人的惩罚。
其五，个体的、群体与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种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代内与代际之间关系的综合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总体上折射为个体、群体与类的关系。如果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化，就会歪曲人的主体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失去人的完整性。
从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来看，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殃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危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认识、创造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以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极易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是狼”，那么很可能发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掠夺和疯狂占有，从而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
三、社会技术创新的当代使命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造成的，或者说人与人关系的不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根源，那么，解决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途径就只能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寻找。
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作为“技术”，都是由人创造并由人来使用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但两者的理论基础、指涉领域、制约条件以及在人们改造世界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自然技术是人的主观目的、人的智力与自然规律和自然物力的统一体，而社会技术则是人类依靠自然、适应自然并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的社会中介-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物理技术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和改造、维修机器，社会技术是设计各种社会建构或改造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通过社会技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自然技术调整和改善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逻辑和事实
的前提。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或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对此，科学家贝尔纳指出，若干经验领域被纳入科学境界的先后顺序大概是：数学，天文学、力学――。但各项技术在历史上的顺序几乎相反，而是：社会组织、狩猎、家畜……这充分说明，与自然技术相比，社会技术在调整社会关系、把握自然技术开发与使用方面的作用应当是预先的、方向性的和不可替代的、爱因斯坦早就指出：“我想得比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所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好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所以，推进社会技术创新――即创新调整社会关系、改造社会世界、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以抑制自然技术的负面效应，发挥其正面效应，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能已经成为人类在高科技(自然科学技术)面前的永恒课题。
所谓社会技术创新，就是为实现特定社会目标而创设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社会技术创新主要有原始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两种形式。渐进性创新一般是指对现有社会技术进行局部的改进，而原始性创新则是孕育着社会技术的质的变化和发展，社会技术创新既有质的飞跃，也有量的变化；既有大的突破，也有小的改进；既有内容的更新，也有形式的改变一部人类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社会技术不断创新史，人类在改造社会世界的伟大实践中，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实现社会技术创新，就是要对现代性中包含的各种制度、体制、机制、规则、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等进行清理、分析、反思和批判，有选择地加以扬弃，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统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特别是引导自然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改变“技术帝国”和“单向度的人”的历史和现实局面，完善现代性设计，使现代性造福于现代人类。
总之，从哲学视角审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理想发展模式，属于“应然”的范畴。从“应然”向“实然”的转变，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又是人们能动地改造社会世界、自然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其内在的机制在于社会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