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报纸副刊的第三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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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ＥＰＳ循环说”的美国学者梅里尔和洛温斯坦认为，人类文化发展史若以传播方式来划分，大致可分为精英文化（Ｅ）、大众文化（Ｐ）、专业文化（Ｓ）三个阶段。目前普遍认为，文化发展已处在大众文化阶段的尾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即将带领人类文化跨入第三阶段：专业文化阶段。

在过去的百余年间，中国报纸副刊经历了两次大变革并即将经历第三次变革，这个进程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专业文化的演进如出一辙。

发生于五四前后的第一次副刊变革，以新文化运动及精英群体的觉醒为特征，让副刊成为知识阶层的文化阵地；发生在上世纪末的第二次副刊变革，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为推动力，迎来副刊外延的大拓展，丰富性成为副刊的重要特征。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媒体技术被广泛应用，文化传播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以Ｗｅｂ２．０的出现为标志，专业文化正在摆脱小众传播的束缚。这些变化，为副刊第三次变革提供了外部条件。

而从报纸副刊内部看，核心读者日趋老年化，２０年前副刊第二次大变革所培养的忠实读者正在退出社会活跃阶层。以副刊内容为主体的专业媒体、新媒体经过充分竞争，优胜劣汰，形成各自稳定的年轻读者群，相反，综合性报纸副刊因为其无法回避的弱势，越来越难吸引年轻读者、活跃读者。挽回活跃阶层的关注，是第三次变革的内部推动力。

告别闲情逸致社会文化进步带动副刊变革

龙应台说，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而历史早已证明：“有什么社会，就有什么副刊”。报纸副刊的诞生以及前两次变革，都受到社会文化进步的影响，无不表现出与社会文化同步的特性与面貌。

１８９７年，为满足读者对闲趣的需求，《字林沪报》创办《消闲报》，开中国报纸副刊之先河。《消闲报》第二期刊登《释消闲报命名之义》，明确副刊功能定位：“既歇息，则闲矣，则当有消闲之法矣。一篇入目，笑慨开，虽非调摄精力之方，要亦可为遣闷排愁之助也。”

但作为重要的文化阵地，报纸副刊决不能以“遣闷排愁”的姿态长期独立于社会变革之外，于是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副刊先后经历两次变革浪潮。

第一次变革发生在“五四”时期。这次变革以知识阶层的觉醒为契机，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推动力，以四大副刊为代表，对于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化精英，利用《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京报》副刊等新式副刊，把民众从文字游戏、逸志闲情中唤醒，把报纸副刊变成传播新文化与思想的重要平台。

这段时期，报纸副刊突破旧式较为单一的文艺性副刊模式，在文艺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思想性、知识性、理论性等特点。出现大量像《阿Ｑ正传》《女神》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及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知识类的学术文章和杂文。

第二次变革出现在上世纪末（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这次变革的推动力来自改革开放后文化多元以大众文化的觉醒与兴起，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文汇报等媒体副刊为代表，副刊地位明显提升，丰富性大大增强。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权威媒体，辟出大量副刊版面，开“大副刊”风气之先；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青年报为代表的新锐媒体则把副刊的外延大大拓展，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爆发式增长的阅读需求。

发展到今天，报纸副刊已成为新闻版之外最重要的报纸板块，具体表现形式也不限于“副刊”二字，诸如理论、阅读、书评、教育、旅游、健康等各种“周刊”，成为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阵地，更是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

专业即时尚第三次变革的必要性

《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一书认为：人的思维、意识、精神因生产方式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内容和形式，从而使价值体系也呈现出相应的特征。生产方式发展到什么阶段，人类对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就发展到什么阶段。

社会及生产方式，包括文化生产方式，是报纸副刊价值体系和内容取向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小众”已经变成相对概念，在微聚合效应下，再小众的文化都能在“线上”形成一个庞大“圈子”，便捷的线上交流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为文化传播进入曾经很小众的“专业文化”阶段提供了可能。已经有人断言，当Ｗｅｂ３．０问世的那一天，以互联网为先锋，文化发展将彻底进入专业文化阶段。

事实上，Ｗｅｂ２．０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专业文化”的认知。每个人都成为自媒体，不仅对传统媒体形成挑战，而且用特有方式满足受众对各种专业信息小众文化的需求。克里斯・安德森据此提出著名的“长尾效应”――消费者的大部分个性需求无法被实体商店的供给所涵盖，而第二代互联网通过其技术性能，将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涵盖。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报纸副刊就像一家家分散而独立的实体商店，面对被激活且飞速发展的个性化需求有些应接不暇，来不及做出反应，根本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活跃的社会阶层，越不需要报纸副刊；越不能影响活跃阶层，报纸副刊越缺乏对新生事物的感知和引导能力，也就越缺乏活力。

与此同时，副刊传统读者的阅读偏好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相对活跃的读者可以通过专业媒体找到归属感，而不屑于阅读大众媒体，不想在浅层次阅读上浪费时间；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传统读者不满足于仅仅占有大众媒体资源，而是渴望个性阅读、专业阅读。现实是，人们对专业文化的兴趣，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对新闻本身的兴趣。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专业”正在成为时尚，对于大众媒体来说，对专业信息进行通俗化解读，势必成为一种趋势。报纸副刊必须变成大众化的专业媒体。关注专业媒体所关注的热点，用大众化媒体的表述方式进行解读。所谓大众媒体和专业媒体的最大区别，已不是所关注内容的差别，而是表述方式的差异，仅此而已。

变革方向：“新闻性丰富性解读性”

吉祥航空“拒让”事件发生后，国内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安全、空管、飞行员道德、素质、管理部门追责等一系列问题，但美联社并没有习惯性“点到为止”，而是另辟蹊径发掘更深层次问题：中国民用飞机迅速增长，但飞行员招聘和培训遭遇困难，这是局面混乱的重要原因。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数万新飞行员来驾驶不断增加的航班，这会让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

随后，联合早报的报道则更加“专业”：飞行员的训练不仅时间长达数年，而且花费巨大，每个飞行员的培养成本达上千万元人民币。这不仅解读了“拒让”新闻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解读了美联社提出的深层次问题。

相对而言，国内媒体关注的是新闻本身，是从大众媒体的视角去呈现新闻。而美联社、联合早报所提供的则是专业信息。哪种报道让你看了更过瘾？事实上，当专业性与新闻性实现结合，再小众的专业信息都可以获得大批受众的关注和共鸣。

新闻报道如此，以新闻性和丰富性为主要特性的报纸副刊更是如此。

电影《非诚勿扰２》里提到一种病：黑色素瘤。影片把这种病描述得很吓人，李香山也因患此病去世，许多观众看后都有一种担心：我身上的黑痣会不会致命？这种担心，暴露出受众专业文化需求与实际辨识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由大众媒体来弥补。确切地讲，需要由报纸副刊来弥补。受众并不是专家，但当热点问题出现，他们希望自己可以像专家那样准确判断和解读热点。

在时评逐步脱离副刊之后，副刊的观点性已经大大弱化，受众对报纸副刊的期待，正在从寻找共鸣变为“以通俗方式解读小众话题”。在新闻性、丰富性基础上增强解读性，当是副刊第三次变革的方向。

比如“解读历史知识盲点”。当下，受众对历史知识的兴趣正在覆盖上下五千年的每个角落。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解读经典讲述历史类电视节目火爆，是表象之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影视剧的历史真实性考据，是表象之二；全国各地开发旅游经济争抢历史牌，是表象之三。与此同时，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正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共识，解史学史，无疑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受众往往会因为某件文化新闻，去关注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比如：在故宫文物损毁事件发生前，大部分受众未必关心“何为哥窑”。但在文物损坏后，关于哥窑文物价值、哥窑起源，甚至连“五大名窑”的起源，都成为受众普遍关心的信息。如果报纸副刊不去解读，他们就会去互联网寻找答案。

解读历史也可在贴近性的基础上增加趣味性：以今人常识解读历史，或以历史事实解读今日热点。比如“古人是不是也买不起房”“郑和水师拥有多少当时的航母级战舰”“历史上曾有过长达百年的一国两制”“古代女子怎么过七夕节”，类似文章越来越受欢迎。

再如解读科技知识、健康知识盲点。对于多数受众来说，“常识”是他们走近专业文化的门槛。当一件文化新闻发生，报纸副刊不仅要关注事件本身，还应该及时解读“常识”，帮助受众像“专业人士”那样去评判整个新闻。

以姚明退役为例。对姚明的伤病缺乏专业判断的大众读者，或许以为饱受伤病折磨的姚明不想再打，但专业人士（包括职业运动员和运动医学专家）的理解则是：姚明不能再打。“不想”和“不能”――对同一问题，得出不同判断，源于专业知识占有上的差距。事实上，在上一次骨裂时，为能延续职业生涯，姚明已选择了冒险治疗。如果术后再出现骨裂还坚持打球的话，不但伤情会变得更加严重，可能还进而影响正常行动能力。因此，在又一次发现骨裂后，姚明的退役，已经不取决于他的主观意志，他是不得不退。

副刊变革的推动者：专家级编辑

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存在，让读者有多种方式和渠道去弥补实际认知能力与专业阅读之间的落差。那么，作为大众媒体的报纸副刊，其解读专业文化的优势在哪里？

传统媒体的优势，就是报纸副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点：权威性、策划性。权威意味着可信度，而策划则加强了主动性与针对性。因此，基于权威性、贴近性和策划性基础上的解读，是副刊需要着力的方向之一。

事实上，报纸副刊的每次变革背后，都站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副刊编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具备极高的专业素养。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一的《学灯》曾先后邀请张东荪、果虞裳、宗白华、郑振铎、匡僧、俞颂华担任编辑，而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则先后主编《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其向鲁迅催稿的故事更是被传为美谈。如果放在当下，这些人都称得上是各自领域的重量级“专家”。

被龙应台所推崇的法兰克福汇报，大部分编辑是专家，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３３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正是这些专家级编辑，面对社会变革，能够敏锐感知副刊变革的方向，并把报纸副刊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发现和培养专家级的副刊编辑有多种途径，除了直接招揽具备专业知识背景的编辑，还需要细化分工。就像体育解说员，说足球的只说足球，说篮球的只说篮球，不要让球类解说去兼项解说摔跤柔道。“术业有专攻”，前提是长期“专攻”。文化副刊的编辑，尤其需要如此。

在Ｗｅｂ２．０时代，人人都是专业信息者，人人都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处于千万个专家受众的审视之下并可能随时给出判断和评价，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受众只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

张爱玲说过：“作家永远都要比读者知道得多那么一点点”。副刊编辑也应该如此。至少要比大众读者知道得多一点。

（作者单位：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