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乡土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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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由“乡土社会与工商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引出对法学研究中“进路”的思考，进而引发作者对乡土社会发展的思考，从而得出进入“工商社会”的中国，依旧是“熟人社会”。
[关键词] 乡土社会；工商社会；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 D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4-69-1
法学方法，按字面理解就是关于研究法学的各种进路或者说方式。那么，由“乡土社会与工商社会”“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引出的“二次元”研究方法，也算是法学方法的一种，换句话说，也是研究法学的一种进路。
这种进路看起来有点像辨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不是。因为无论是乡土社会和工商社会，还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两组相对的词之间既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不相互对立。从社会的经济形式上说，并非不是乡土的、农业化的，就一定是工商的，商业化的；从社会的普遍意识上说，也非只要不是熟人的、感性的，就一定是陌生人的、理性的。所以，既然是平行的两个概念，就不能用辨证的方式来探讨。但是，不得不说，这两组次确实是简明的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比较普遍的两种法学发展环境以及发展状态。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民依靠土地生活生存，无论是物质来源还是精神来源都依赖于土地。由于土地不能随意移动，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所以中国社会曾经一度保持着一种较稳定的状态。“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形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会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一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严重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乡土中国》）基于此，有些人认为，中国虽然依旧是个农业大国，但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的高速建设，人们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稳定的地域性，而开始面临流动性，身边的人也不再都是“熟人”，而是每天都要面对陌生人。所以，中国要从“礼”治向“法”治转化了。
“礼”和“法”的问题暂且不谈。单说转化的问题。在一个社会中，意识，经济、文化、政治等等等都不可或缺，经济自然会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引导社会的发展，但是，单单是经济恐怕是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
这样我们就要往前追溯。熟人社会的代表中国，和陌生人社会的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这样的比喻貌似非常不恰当，只是为了表达我极不成熟的思想）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傍河而生，渐渐形成各自的大河文明。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利用果实的核来当做种子来生产食物，西方人也学会了，中国人需要吃饭，西方人也需要。中国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信息获取的消耗大，西方人的消耗也大。那么，在几乎同样的经济基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公元前594年梭伦以人民调解官的身份立法之后，又过了几十年，终于在公元前536年的中国，郑国子产用执政者的身份在象征着诸侯权威的金属鼎上铸了法律条文。在后来继续的发展中，中国内部分分合合，终于达到了一个社会体系相对稳定，社会链条相对完整的非“分封建设制社会”的“封建社会”。中国并不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一步步走过哪几个阶段。
既然曾经的中国如此，那么现在作为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的中国一定会向无限接近工商社会陌生人社会的方向发展吗？还是那句话，乡土社会和工商社会不矛盾，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也不矛盾，不但不矛盾，这两种社会同时在世界上各自并且基本和谐的发展着。中国作为一个几度辉煌的文明古国把自己发展成了熟人社会，这本身就能证明不单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
无论是在相对稳定的但还是有“好男儿志在千里”这样的话流传下来的过去，还是在人口流动大的现在。中国人一向讲究“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个“靠”字，意义深远。大家“靠”来“靠”去，过去一个响头磕在地上大家就是异性兄弟，现在，大家相惜投缘还是利益往来，总之什么事也都是互相“靠”一下的事。即便，人口流动，即便，出门在外，即便，表面上看起来有点“陌生人”社会的意思，但骨子是还是“熟人”社会，把陌生人变成熟人，没有兄弟就拜异性兄弟，没有家人朋友就是家人。
中国人重视人际关系之外还极为礼重德。法律和道德是相互发展，相互满足的，但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道德的谴责恐怕有时候会比法律更可怕一些，所谓“人言可畏”，从小就被灌输“三人成虎”。而且，道德不仅仅是约束自己的更是约束他人的。中国人的自主意识、自己正当行为不受他人干涉的意识、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是增强了，但是依旧习惯用“道德”来约束他人、他人的权力，而且这种约束不是站在社会的角度上，也不尽客观，只是“我”怎样怎样认为，所以，就应该怎样怎样。但凡，这个“我”到达了一定数目，形成多数人效应，有时候甚至可以“指导”司法。
如此这般下来，中国的未来还是有着中国特色带着淳朴的泥土味儿的“乡土中国”，依旧是熟人社会。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栗峥.乡土纠纷解决的路径选择与正义表达[J].中外法学，2011，（02）.
[3]杨宜音.关系化还是类别化，中国人“我们”概念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2008，（04）.
作者简介：李龙颜（1988-），女，汉族，辽宁朝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