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的马尼拉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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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少有机会知晓菲律宾的生活会如此美好：全民免费医疗，即使重病；全民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房价较低，人人爱欢笑。幸福指数较高，包括难民。

虽然嘴巴比别人的大一些，但对于约翰来说，姚晨与其他中国姑娘没有什么区别，坐在眼前的这位说话有些紧张的长发演员，以待任联合国难民署形象大使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菲律宾，探访生活在城市里的难民们。在约翰身后，是9年前才爆发过的一座活火山，已经被开发成度假胜地。不过约翰的遭遇与自然灾害无关，他和妻子伊莎贝尔看起来甚至比其他菲律宾居民还要胖一些，这对无法公布自己真实姓名和身份的非洲难民夫妻，已经在菲律宾生活了23年。

23年了。他们当时所经受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他们惧怕来自祖国的危险，只愿意与中国的大嘴姑娘谈些琐碎的生活细节：坐“吉普尼”(一种公共交通工具)的付钱差异，对饮食和语言的适应，以及自己孩子们的小秘密――他们又在这里生下2个孩子。约翰夫妇对自己身份讳莫如深的原因大概来自他的工作，他是一位博士，做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在来菲律宾之前，已经在印度流浪过2年，现在他们的菲律宾雇主给他们提供相对优厚的生活，这从他们优雅的神态和穿衣打扮的细节里可以感受到‘些。

“菲律宾是亚洲对待难民最好的国家。它很早就签署了《难民地位公约》，仅次于日本。”美国女士凯蒂负责亚太地区16个国家新闻事务。这位曾经在70多个国家工作过的前职业新闻人告诉来自中国的8名后辈：“人们关于难民最常想到的场景便是广阔的难民营里那一排排白色帐篷。但事实是，目前全世界1050万难民中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

那些难民，在不同的城市里隐姓埋名，默默赚钱生活，把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压缩至最小。即便如此，他们也面临着种种危险：随时可能被逮捕或拘留。为了获得卑微的工作机会，他们要与当地穷人竞争。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少有机会知晓菲律宾的生活会如此美好：全民免费医疗，即使重病；全民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房价较低，人人爱欢笑。幸福指数较高，包括难民。

“我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了”

随着交流的增多，拘谨的约翰夫妇逐渐开始打开心扉。他们在逃离祖国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本科学位。“在飞往马尼拉的飞机上，我曾看到一张表格，写着‘菲律宾入境和遣返管理处’，我看到遣返二字，就感到心惊肉跳，现在好了'听说那个部门去掉了那两个字。”

约翰最开始获得了教友的帮助，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在教堂朋友的帮助下，他们联系到了联合国难民署在非律宾的办公室，后者协助他们在这里获得一张“难民证件”，它可以帮助约翰全家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家。

“我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了。”约翰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而伊莎贝尔的父母也年岁已高，那是他们在祖国最后的亲人了。“菲律宾的生活非常美好，我们都已经在申请入籍，而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们，只要长到18岁，也可以自然入籍。”约翰最小的孩子已经16岁了，不但懂得母语、英语，还会说菲律宾语――一种连当地人都不常用的语言。

菲律宾历史上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战中被日本人占领，后又被美国人控制过很长时间。这三个国家都在这个拥有7000个岛屿的国家留下了浓重的印记。在马尼拉的老城区，到处能见到欧洲风格的老建筑，本地的也源于当时欧洲传教士的努力。而在现代化的马路上，奔跑的几乎全是日本品牌的汽车：丰田、三菱、本田和尼桑，前两者占份最多。在生活方式上，人们也早已全盘美国化：说英语，吃快餐，唱“Lady GaGa”，看好莱坞影视剧。

“我们在非洲的首都，比这里差得太远，经历了很长时间，我们才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伊莎贝尔对马尼拉非常感激，是这里为她的家人提供了庇护之所，他们在水泥森林里隐姓埋名，不担心粮食和水，不担心身体生病，不用为后代的教育操心――很多难民已经获得本科学历，取得相当体面的工作。

“我的雇主没有规定退休日期，我可以干到自己不想干为止。”科学博士约翰说。

“我在这里几乎实现所有梦想”

与约翰一家相比，塞飞亚的生活更加戏剧性一些。塞飞亚热爱足球，曾经是苏丹17岁以下国家队的成员。1988年，18岁的塞飞亚从苏丹来到菲律宾留学，他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书籍，其中一些关于的图书尤其让他感兴趣，为了分享这种新奇，他给祖国的几位亲友邮寄了几本回去。

事情出人意料，后果非常严重。苏丹当局查获了这几本书籍，并逮捕了收到书的塞飞亚亲属，还了逮捕塞飞亚本人的通缉令。“他们认为我在传播其他信仰，污染了自己国家的宗教事业。”塞飞亚不能回家了，他的亲友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半，而逮捕他的通缉令一直没有解除，他在异国他乡沦为难民了。

“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总统都是一个人，所以我也只能耗到今天。”塞飞亚的生活曾经非常艰难，政府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他只能靠在学校里踢球获取当地的奖学金度日。毕业之后，由于拿不到工作许可，他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好在他的菲律宾女友没有抛弃他。出身贫寒的莉兰宁一直陪伴着塞飞亚，并最终嫁给了他。

塞飞亚是曼联球迷，这位高大中锋曾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在艰难度日的青年时代，足球拯救了他的生活，毕业之后，他靠四处“踢野球”谋生计，但是全盘美国化的菲律宾人，并不重视足球，而是热衷篮球，所以塞飞亚最终没有找到自己在足球场上的用武之地，成为一名轮船公司职员。

在轮船公司干过几年之后，他给阿拉伯人教过书，又倒卖过医疗器械，最终他搬到马尼拉，成为卡塔尔大使馆的公共关系官员。“我的优势在于有文凭，在菲律宾取得文凭，相对来说还是较容易找到工作。”塞飞亚现在已经有了一个17岁的儿子，正面临入学考试，由于在电脑编程上的出色表现，他还获得区长的嘉奖。塞飞亚希望儿子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参议员。

“只有回家才能娶到年轻漂亮的妻子”

“你们可以喊我莫恩(Moon)。”月亮哥今年53岁了，他在中国朋友那里立即有了一个好听的外号“月亮哥”。月亮哥沦为难民之后，一直靠当地的NGO提供资金帮助。谈话从控诉难民署开始：“他们自己的工作不去做，而是把很多任务分派给菲律宾的NGO。”

“作为联合国的组织，为什么也要搞难民歧视?有联合国的官员从纽约到这里来，特别说明不会见巴勒斯坦的难民，这不是明显的种族歧视吗?我们就发动大家，都不去见他。”莫恩当着众多难民署官员毫不留情地批评着。

莫恩随后对难民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他最初也是留学生，来菲律宾学习农业技术。就在他即将学成归国的时候，索马里发生政治动乱，支持他上学的政府被，一名军阀掌握了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民不聊生，我的父母被杀死了，四个兄弟姐妹，两个被杀，

两个成为难民，我回去也有可能被杀死，就只好留在马尼拉。”他一直没有成家。“我们一直梦想着明天下午或者后天早晨，索马里就能结束战乱，那样我就能回家了。我不在这里结婚，只有回家才能娶到年轻漂亮的妻子。”

“美国人只承认控制索马里1％地区的政府是合法的，其他人都是，但现在的这个政府并不是当地人选出来的，他能获得支持，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是美国的朋友。”莫恩从国内问题说起，“以前美苏对峙，弱小国家如果得罪了纽约，还可去莫斯科找面包，现在美国一家独大，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平衡。”

“我是没有祖国的人”

即使放在相对发达的中国，扎拉也算是富人。扎拉的女儿在私立学校读书，7岁的她能坦然面对摄像机，帮助自己紧张得有些结巴的老爸纠正细节。

扎拉是巴勒斯坦人，出生在科威特，即使他不来菲律宾留学，也会沦为难民，因为他们全家是在1968年以前离开巴勒斯坦的，巴方拒绝再接收他们。

他无法回到科威特是因为1991年爆发了海湾战争，伊拉克进攻了科威特。科威特不再向生活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庇护，他们全家失去了祖国，又再次失去了庇护，扎拉只好滞留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颠沛流离5年之后，扎拉被认定为难民，也获得了工作许可。扎拉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野导游”。随着与旅行社打交道越来越多，他被聘为正式导游。6年前，积攒了一些积蓄的扎拉联合几个朋友开了这家猎头公司，为国外的建筑业、加工业、旅馆和餐厅提供劳动力，主要市场在沙特阿拉伯。2年前，业务获得突飞猛进，连续签约了几家沙特大客户，业务量陡增。下一步，扎拉准备进军本地的房地产业。他担心目前的生意随时会因为中东局势的动荡而中断。

“人多的地方我不去，每天除了在公司，就是回家，没有夜生活。”扎拉对外部世界保持一种与生俱来的警惕感，在陌生人较多的环境里，他会感到害怕，尽管他已经过上有钱人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我的难民身份，包括我的邻居和朋友们。”

扎拉的妻子家境良好，他们在一个大商场里相遇。妻子的父母兄弟都已移民美国，他的手续也都办完了，但随后反悔不去了。“我只想安定下来。”扎拉说，海湾战争之后，流浪到伊拉克的父母兄弟，在7年前获得一次机会，当时巴勒斯坦当局到伊拉克招聘流亡的专业人员，他的哥哥应聘成为工程师，弟弟成为司机。于是兄弟二人得以回到加沙，后来父母以探亲的名义来到加沙，就一直躲在那里没有回来，由于没有签证，他们无法出城，只能整天憋在哥哥家里，现在扎拉每个月都要往那边汇钱。

“4年前，我花3.5万美元买了一块地，最近我在这块地上修建了一所大房子。”扎拉从笔记本电脑里调出房子的示意图，那是一处设计精美的三层大别墅，“在建房子的过程中，我参与了每个环节，对建筑业有了全面的认识，我以后准备建设一批公寓房，对外出租。”扎拉说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定要建设属于自己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