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做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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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余晓慧 美编：胡燕琼
2008年中国的慈善行业茁壮成长。非政府慈善机构、民间草根团体、各种项目的志愿者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作为组织如何筹得款项?如何实施项目并遇到了什么艰辛?作为个体志愿者是什么让他们走入慈善队伍，他们是真爱还是作秀?中国慈善行业是虾兵蟹将还是已经规范化?我们带着一系列问题走访了慈善行业的3个代表人物。
放弃了以往对“志愿者”一味地讴歌，转而用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采访中国慈善界不同身份的人物，通过她们探寻中国现在慈善业究竟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或参与慈善。
施比受有福
被采访人赵静文是中国第二大慈善NG0(非政府组织)爱德基金会艾滋项目的负责人。曾经在国外念MBA的她放弃了外资企业高管的职位，加入爱德，如今已经11年。她每年深入艾滋村4－5次，接触艾滋患者、吸毒者、性工作者。“我们都不是伟大的人，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来做生活中每一件平凡的事。”这是她最爱的德兰修女一直鼓励她的话。“你觉得是我在帮他们，其实他们也在帮我、肯定我。”通往慈善之路竟然是通往救赎自我内心的快乐之路。
做慈善不能只用爱的方式
在赵静文10年前第一次到河南艾滋村的时候，因为有其他民间组织以村民不满意的方式工作，她被挡在村外，只能深夜偷偷潜入。爱德13年来坚持p－m－e(设计－监督－评估)的操作方法，通过做详细客观的立项报告，每年募得上亿善款，并坚持让受益者参与项目管理(例如村民通过扔石头到不同的碗里来表决希望善款用来修路还是建医院)、年底由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对款项做审计报告。捐赠者甚至可以收到被救助小孩的成绩通知单。曾经从事LV公关的龚珊珊成为支教老师后看到一个被众人叫做“”的小女孩在彩色的纸上写满了“谁又踢了我一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如此有限，必须用一种良好的模式来传承爱。她觉得慈善事业也应该像商业品牌一样进行商业化操作，而不能单靠匹夫之勇。
中国慈善：崛起与危机
画家周驰说2008年的雪灾和汶川地震让在美国的她感到中国慈善业的发展。“反应速度和当年美国‘9・11’不相上下。”而包括她在内的很多华人都准备回到祖国从事慈善行业。这是慈善业中个体的崛起。更多的NGO组织关注到政府没有触及的领域，逐渐引进国外先进的经验。但同时，在云南5万元就可以注册基金会，如果门槛过低，慈善行业是否会缺乏监管?如果企业捐助没有税收上的优惠，是否还能履行社会职责?汶川地震后，慈善是否能持续，而不是一个“过气”词?这些都需要思考和努力。
中国早期艾滋关怀者
赵静文在国外念完MBA，辞去了在北京外企做高管的工作，在1997年进了爱德基金会。拿着当初四分之一的薪水，跑遍中国艾滋村，接触社会边缘人群。
爱德基金会坐落在南京大学的边上，办公楼是从前的南大校长捐赠的，是那种旧式的小洋房，并不起眼。赵静文就站在那里等我们，身穿简单的毛衣和牛仔裤，温和地笑着，手里捏着德兰修女语录。
开始，不敢和他们握手
赵静文工作了11年的爱德基金会是由宗教人士发起的、中国第二家成立(1985年)的NGO(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正是这份工作让她明白了什么是施比受更有福。
赵静文一直负责的是艾滋病项目。事实上，爱德基金会正是国内最早做艾滋病关怀的民间组织。在对艾滋病讳莫如深的年代里，赵静文戏言做这份工作不仅要不怕苦，还要不怕死。她虽然很清楚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但第一次到达河南的艾滋病村时，她还是怕了。既不敢和艾滋病感染者握手，又想掩饰自己的不安。只好一直假装在拍照，两只手腾不出空。回到家，她的家人立刻要求她剪掉长发，把穿过的衣服都扔掉、烧掉，甚至还专门买了台消毒柜。
患者给我坚持的力量
现在，赵静文一年要去四五次艾滋病村，和吸毒人员、性工作者接触，聊天，吃住在一起。久了就毫无芥蒂，反而从他们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正是实地的考察和接触使她坚信，坐在空调房里纸上谈兵，是无法了解艾滋病感染者们的真实需要的。“我们基金会多年来一直坚持work for people的理念，激发受助者自己的力量。所有的项目都是考察当地实际情况、受助者自己的意愿来立项。当时很多非正规基金会一窝蜂去艾滋村，却没给到村民实际想要的帮助。所以我们和当地的教会组织合作，趁晚上偷偷地进村。”赵静文谈起目前他们做得最为成功的一个项目――“感染者的生产自救”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村里有一位50多岁的王大妈，她和丈夫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丈夫几年前去世了，女儿因为太恐惧上吊自杀，儿子待不下去便离家出走了。当赵静文一行人来到她家时，只见王大妈搬着板凳坐在院子里，看着天。她说，“我在望天等死。”这句话击中了赵静文的心。他们给了王大妈三只小猪让她养。3个月后，王大妈兴高采烈地汇报她把小猪养得有多好、每天打扫猪圈喂猪食有多忙碌，和远在外地的儿子也取得了联系。赵静文自己也没想到，仅凭三只小猪就让王大妈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上个月我同事去看望她的时候，大妈家里又盖了三间新房。”这份工作所得的回报与收获，远超出赵静文所想。
基金会的瓶颈与挑战
赵静文说基金会的项目设计、操作、管理都不是凭一腔热情和爱心就能做好的，它需要的是专业知识。而学MBA的她正好可以用专业知识来实践自己的信仰。目前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往往存在专业性不强、分工不合理等问题，比如慈善筹款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职能不清，不仅效率低下，还容易导致慈善腐败。这也是一些公众一谈起基金会就心存狐疑的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爱德基金会因为长期和海外机构合作，借鉴了许多海外的管理模式和经验。爱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衡量一个基金会运作得好不好，就是要求它今年的支出必须是上一年筹款的70％以上。所以一个基金会不仅要有筹钱的能力，更要有执行的能力。”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爱德基金会80％～90％的款项捐助都是来自海外，国内的筹款显得相当艰难。而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逐渐崛起让法国、德国等国家把中国从捐助国名单中划去。所以爱德面临新的挑战。
Q&A：
Q：你们如何筹款?
A：我们会先详细地实地调查，再做项目建议书。由于我们在国外有200多个常年合作机构，也知道每个机构的不同特点：有的做
教育，有的做救灾，所以在投项目时也就有针对性，命中率就会高一些。
Q：如何保证你们财政的透明度?
A：我们每半年就会有一个项目报告、一年一个审计报告回馈给捐款方。项目报告是爱德基于去项目区做的实地调查、受益群体访谈和当地政府的访谈等做出的。而审计报告则是由外面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来做的，有时还会有国外和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起合作来审计爱德。我们在年报中都会把我们的财务资金平衡表放进去，网站上也会出来。
Q：海外慈善业有什么政策措施可以借鉴?
A：国外针对高收入者征收很高的遗产税，这有利于富人捐款给慈善机构。另外，国外政府出钱购买NGO的服务，现在中国的NGO只是帮政府拾遗补漏，但在上海已经有了很好的先例，NGO和上海政府合作建立了养老院。另外，国外民众有根深蒂固的公益理念，这是我们下步的目标。
Q&A：
Q：目前国内慈善业的参与情况如何?
A：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总的来说，企业介入的不多。一些民营企业家还是较为积极的，但一些大企业不太容易被鼓舞。现在做慈善项目，国家在政策上，比如税收是会给予便利的，但或许不应该只看重这方面。像我们邀请一些大企业来参加活动，他们会说“我们今年的慈善预算已经满了”。
Q：你认为中国慈善业还存在什么问题?
A：一些慈善基金会在运作上应该更加透明，在人员构成上则应该向高素质人群靠拢，这样才便于吸引海外资金、具备管理和执行项目等等的能力。而且在我看来，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应该采取“高薪养廉”，这样既能避免贪污问题，又能吸引到高素质人群的加入。现在一提到基金会就会联想到“工资很少”。很多人才流失了。
从公关到支教老师
从奢侈品行业的成功PR，到乡村支教老师，再到为志愿者做培训。龚珊珊一个转身，就过渡得浑然天成。做慈善的出发点不过是爱孩子――因为爱自己的孩子，才开始爱其他的小孩。
你不需要想着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不妨想想你是为了“快乐自己”而“帮助别人”。“因为我内心有充盈的幸福感，我需要分享，所以这对我来说也就成了一种获得。”拍摄那天她是一个捐款项目的参与者和主持人。上海很冷，她的笑很暖，后来她们筹到41万元善款。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
龚珊珊的工作履历，每段都是重量级：APP制药、欧莱雅、Louis Vuitton……每天的工作就怕时间不够用，在压力、节奏、高强度之下，生活成了一只连轴转的陀螺。直到一场意外的怀孕，让一切开始转折：由于身体原因她被要求在家休养保胎，当所有的节奏都慢下来时，龚珊珊惊叹“原来每一天都是那么美妙”。有了孩子之后，她的母爱被蓬勃唤起，正是孩子，才促使她思考自己身为“社会人”的责任她希望一切都是和谐的――社会风貌、环境状况都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她想要亲自去做点什么，若置身事外、对社会上的种种负面现象无动于衷，“总有一天，你会承担你不爱它的后果”。
于是，龚珊珊从2006年开始，先后前往广西、云南、四川参加了三次支教活动。每次的支教经历都让龚珊珊难以忘怀，她谈起时仍会微微哽咽：她好似天生地就有和孩子良好沟通的能力：她最爱学生们边喊着“龚老师”边向她扑来时的幸福：当孩子们给她戴上亲手编的花环时，她有种被加冕的感觉……
光有爱并不够
龚珊珊在梧州支教的时候，学校里一个叫李秋霞的女生，有轻微的自闭症。同学和当地的老师都叫她“”。她每天都光着脚，只在学校里游荡，不敢进课堂上课。龚珊珊希望能传递爱与感恩的信念，在这两周里教会秋霞不要怕这个环境，更要让这个环境接受秋霞。随后一天一天地，秋霞逐渐能和同学们玩在一起，她也知道要好看，会自己梳小辫、穿上鞋子了。但当秋霞兴高采烈地递给龚珊珊一张漂亮的彩纸时，龚珊珊却发觉自己是完全地失败了：秋霞在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某某某哪天打了我”“某某某哪天踢了我”……龚珊珊想要传递的爱与感恩，没能消除小秋霞心里的仇恨种子。
从那天开始，龚珊珊才领悟到光靠一个人出于本能的爱并不够用，单枪匹马地做慈善也远不够。她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持，并号召更多的人前未加入。爱是可以、也是应该薪火传递的。
慈善要做成“传承”
在对做慈善的方式产生新的认识之后，龚珊珊觉得这和她之前在Louis Vuitton的PR工作其实有些相似：“做慈善就是一种公关，需要的技能都是一样的。”不仅在办活动、做宣传之类的操作层面上有相通之处，就本质而言两者其实都是在做一个传承的工作，只不过一个是要传承爱，一个是致力传承品牌文化。
爱就像一把梯子，不能断，我们用心把它一级级地搭高，让孩子们踩着梯子看得更远。
我只想飞回来平复孩子们的心
自小跟随张乐平(三毛创作者)画画，到美国后曾获迪士尼年度“最佳创作”奖。长期从事幼儿绘画教育工作，被美国加州政府评为2008年荣誉老师。如今在国内举办慈善画展，杨坤、李泉、汪雨等都购买其画作，所有善款捐给汶川。
眼前的周驰身着休闲衫、戴鸭舌帽，爱旅游、爱运动、爱搞怪，也爱好看的包包和好看的鞋，一副潮人做派。她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精彩：自小家境优越，见多识广；5岁开始画画，得过的许多老师都是重量级别；1994年去美国留学，得过大小奖项无数，又在美国当了近十年的美术老师；待过媒体圈，自己又做饰品、开公司……能量怎么都用不完。
一个都不能少
去年12月6日，周驰在上海原曲画廊办了一场画展，特地在开幕式上举行了一个为四川灾区小朋友捐书的活动。参加活动的人多到画廊都挤不下；捐赠人也是形形，有企业老总、明星艺人，甚至美国的银行界也捐了一部分书籍。周驰的私交好友汪雨和杨坤知道她要把卖画的钱用于帮助灾区的孩子，二话不说就主动订购了她的画，用他们的方式为这项慈善活动开个好头。但最让周驰感到欣慰的，还是当天有很多孩子来参加，他们在自己带来的书上写了各种打气的话。甚至有她在美国的学生，在她临上飞机来上海的那天，还特地跑来敲她的门，问她的行李箱里还能不能再塞进两本书。“我看到了每个人的真心。让我觉得中国的孩子是有希望的。”
采访之后，周驰就要跟着灾后重建小组一起去灾区。这个性格好似男孩一般的狮子座女生并不满足在光鲜亮丽的画廊、酒会上呼吁慈善，她要的是自己捋起袖子实打实地干。“我今后不仅要帮助四川的孩子，还有其他穷苦地区的
孩子。我要为更多的小朋友提供求学的环境。”说完，周驰在纸上写下：Don‘t leave anyone behind。
慈善不是一次性的消费
近年来，公众人物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慈善事业，而像周驰这样有一定影响力、号召力和行动力的人也正逐渐成为一股力量。尤其经历了汶川大地震之后，在采访中，周驰就说了许多她知道的例子：她有一位在IBM亚洲部做service departmentmanager的朋友杨庆，就正在进行去四川建小学的计划。他自己出钱、自己去联系水泥工程队，再号召团队、朋友一起加入。现在批文已经下来了，这一行人即将要去建小学。“等学校建成以后，我也会去那里教课，还想号召一些志愿老师能长期去那边教书。”在周驰看来，慈善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办两场活动、筹几笔款项就大功告成了，它更应该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她看到8月之后，媒体不再播报与灾区有关的新闻，就开始思索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要想避免举国高涨的慈善热情滑落成为一场集体的失忆，关键之一是能否有效地延续公众对灾区情况的关注。为此，周驰已经制订了一系列计划：打算长期和灾后重建小组合作，举办各种不同的活动：寻求更多商业界人士的支持，她相信每走一小步，总能引起一些共鸣。所幸，已有许多人正和她同行。
Q&A：
Q：你这次的捐书活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
A：我这次的活动是和中国妇女发展联合会、上海市闸北区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组织机构，还有“美丽新家园”灾后重建小组一起合作的。和这样的机构性组织合作，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参与。当然前后琐碎的事情都是自己一手操办。
Q：一直以来，你是怎样联系和号召人们参与慈善活动的?
A：因为我以前做过媒体，所以有一个圈子，有一定的人脉。像在美国，我就和美国加州的十八台中文频道、凤凰卫视，还有一些广播电系，通过这些方式让更多的华裔人士参加。我还会不停地发E-mail、打电话乃至走访银行等等，去联系、去说服。这次大家的热情出乎我的想象。
Q：捐到的书和文具乃至钱款你们会怎么处理?
A：灾后重建小组会组团前往灾区，把大家捐助的东西送到小朋友手中。对于一些爱心人士捐给我们的款项，我在美国时申请注册了“亿万齐心基金会”，我会把这些钱放进基金会里，作为今后办慈善活动的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