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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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代出生、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青年。现今，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呈倒“U”型轨迹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出于各种原因丧失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而被“抛”进社会的。唯一有可能让他们获得高于其父辈地位的途径，便是进城打工。但这一途径充满了崎岖和不确定性，“漂泊”是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漂泊的生活问题就是社会学术语中的社会流动问题。
流动史的研究是一个“老”问题。无论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如候鸟一般在城乡之间流动。但除了这一简单的印象外，学界对“流动”这个最基本的事实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就体现在流动过程中。如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又构成了一个“新”问题。
“流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的生活状态。但流动并不仅仅只表现为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往返行走，更体现为他们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作更换。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在2009年的调查样本中发现他们中最短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平均2年流动一次。其中，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据此推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频繁的流动应该说是两代农民工的重要差别之一。
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性，但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朝向的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直流动；但到第5次或第4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这表明，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越频繁，其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就越少，也越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各种类型的资本。空间流动的多样性与社会流动的单一性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获得更好的工作来实现向上流动的道路却并不平坦。
“脱根”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有着在城市赚了钱后回农村“落叶归根”的想法。但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性社会地位的渴求。随着对土地束缚的逐步摆脱，他们不再视“上”为谋生的根基。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城市生活的历练，已不再熟谙乡土文化。这种品性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并型塑着他们的行为，因而与其变动不居的流动生活历程紧密相关。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相当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他们认为“没有出息”或太辛苦或不喜欢的工作，也不再省吃俭用地攒钱寄往农村老家，更不愿意他们的一生就同其父辈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外来者而行走于城乡之间。他们不仅无法安分守己地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市打工也过着频繁流动的生活，频繁地更换工作地点、职业和居住城市。这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争取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脱根”史。
“脱根”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已经多元化。从消费项目上看，吃住、穿着、通讯、娱乐和人情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l的开支，但他们仍然将近40％的收入用于不消费。这种消费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却也在克制自己的消费以储蓄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并试图以消费方式去融入城市。这种充满着矛盾的消费心理和行为逻辑，也是这・群体的重要特征。
不可否认，由于广泛地接触到现代文明，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和吸引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疑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现实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走出上一代的阴影：摆脱不了城市社会对其父辈的角色定义，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遭受着身份歧视、制度排斥、隐性隔离等不公平的待遇。城市目前也缺乏他们“落地生根”的土壤。新生代农民工挣扎“脱根”的过程无法与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过程等同起来。
新生代农民工处境的改善，需要破除制度壁垒和结构障碍。目前国家为农民工市民化出台了各种制度政策，提供了良好契机。由于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到了农村，所以从长远来看，如何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乃至实现市民化，绝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移，不如说是一次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心理意愿到制度形态的全方位的转型与变迁。因此，深入研究他们怎样才能实现向上流动、回避向下流动，无论是从促进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社会转型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学理的知识生产角度来看，都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摘自2010年6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本花20年完成“农民工”转型
在日本，没有城乡差别。日本化解“农民工”问题的经验对中国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农民工也曾遭遇不平等待遇
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表明，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这段期间，“农民工”占就业总人数的64％。当初，日本“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是绝大多数从亨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作。统计表明，1971年，东京、横滨一带的“捉民工”占全体劳动者的47.4％，东京、阪神地带则占15.8％。“农民工”中9成为男性，大多是没有成家的年轻人。
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盼“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欠薪事件等经常发生，从事高速公路、隧道建设的“农民工”还身染“尘肺症”等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死去。但日本毕竟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或者说是在20年的时间里化解了“农民工”问题。
经济起飞时就开始转型
日本的做法简单说来，首先是日本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的流动自由。在日本，不存在所谮“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问题。也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保章住房的制度。这种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
再次，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最后，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重要的在于，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实施的，而是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因此，说这些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公允的。
(摘自2010年6月14日《中国人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