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几个市场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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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社会一人口学变量，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刻画旅游者年龄结构时，无论是在业界实践还是学界研究中，被普遍采用但标准各异的旅游者年龄“上中下”分组模式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需要发展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文章试图将中位年龄作为这种可能的纽带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提出了旅游市场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以期为旅游市场营销与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细分；旅游市场营销；年龄分组；年龄中位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73-09

1、引言

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的一个重要社会一人口学变量，它影响着旅游者的消费偏好、出游方式、出游天数和空间行为，从而影响到整个旅游市场的发展。在业界实践中，一般通过年龄分组来反映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细分市场的行为差异，并形成了对中间年龄段采取“5岁、10岁或20岁”等3种组距、对头尾年龄段采取“xx岁以下”和“xx岁以上”等两种组别的年龄分组传统（以下简称“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例如，欧盟统计局按照“15岁以下、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55～64岁和65岁以上”等7个年龄段进行旅游者分组，并同时对“25～44岁和45～64岁”两个年龄段进行汇总；加拿大统计局则进一步将“15～24岁”细分为“15～19岁和20～24岁”两个年龄组，比欧盟统计局增加了1个旅游者年龄分组②；而澳大利亚统计局则更精细地按照5岁组距将旅游者划分为16个年龄组，即74岁及以下划分为15个组、75岁及以上为1个组。我国统计部门在1984～1997年对入境旅游者按照“20岁以下、21～30岁、31～50岁和51岁以上”等4个年龄段分组，1998年以后则与欧盟统计局较为类似，将旅游者划分为5个年龄组，即“14岁及以下、15～24岁、25～44岁、45～64岁和65岁及以上”。总体上看，虽然在统计粒度上粗细不一，但国际旅游业界对旅游者年龄分组的“上中下”模式似乎正在趋向某种相对一致的标准。

在学界研究中，虽然也采取了类似业界实践的“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但却在中间年龄段的组距选择和头尾年龄段的起算年龄方面因时而异或因地而异：（1）国内学者最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比较倾向于与国家旅游局的5个年龄组划分标准保持一致，即头尾段的起算年龄为15岁和65岁，中间段则采用了10岁和20岁等两种组距，例如董雪旺等，张宏梅和陆林，马耀峰等的相关研究中所涉及的旅游者年龄结构均按此标准进行划分；但早些时候的国内研究则比较倾向于按照10岁组距对中间年龄段进行分组，并将尾段的起算年龄划定在60岁（或61岁），例如保继刚、吴必虎等及赵荣等的相关研究。这种因时而异无疑会导致前期研究和后期研究之间纵向比较分析的困难。其他一些学者混杂的年龄分组方式更加剧了纵向比较的不易，例如董观志早些时候在对深圳华侨城的相关研究中将旅游者划分为“18岁以下、19～30岁、31～45岁、46～60岁和61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而吴必虎等晚些时候在研究环城游憩带时将旅游者划分为“18岁以下、19～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和55岁以上”等6个年龄组，因时而异与因地而异并存。（2）国外一些典型研究在旅游者年龄分组上同样没有统一标准，因地而异明显，例如加拿大著名旅游地理学者史密斯（smith）在相关研究中使用了“15岁以下、15～24岁、25～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的分组方式，美国著名旅游营销学者科特勒等（Kotler，et al.）推荐了“6岁以下、6～11岁、12～19岁、20～34岁、35～49岁、50～64岁和65岁以上”的分组方式，而澳大利亚学者詹宁斯（Jennings）则介绍了其国内“14～17岁、18～24岁、25～39岁、40～54岁和55岁及以上”的旅游监控分类方案。虽然国内外研究中这种出于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需要的“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在刻画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和细分市场的行为差异上操作简便而被普遍使用，但其因时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迫切需要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

实际上，在学界研究中这样一条可能的纽带——旅游者中位年龄（也称年龄中位数）——早就曾受到过国外学者关注，并在个别国家的旅游业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中位年龄（median age，MA）在人口学中被用来衡量总人口的年龄水平，它把总人口分为数目相等的两部分，表示了50%人口的年龄界限，由此大致确定人口的年轻或年老程度，它不仅能反映人口的总体年龄特征，还是研究人口年龄构成类型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综合性指标。即是说，中位年龄既可用于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口的对比分析，也可用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人口的对比分析，这也就为旅游市场相关研究中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验证提供了较为简洁有效的可能途径。当然，平均年龄也是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另一个类似的重要指标。但中位年龄只需要掌握较低各年龄组的人数即可计算，而且在不等距年龄分组和有开口年龄组的情况下，仍能进行计算，并且其值不受极端值即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影响，更适合代表全体数据的一般水平，因而在实践中比平均年龄更具可操作性。因此，本文拟将中位年龄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探讨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可能意义。

2、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方法

根据总人口中位年龄的计算方法，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

式（1）中相关变量的含义：MA为旅游者中位年龄；Lm为旅游者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即第m组）的年龄下限；Pm为旅游者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的人数；P为旅游者总人数；Pj为第.j组旅游者的人数，其中，组别j按照年龄从小到大排序，且j

本文根据《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收集到1984～2010年入境外国旅游人数（按年龄分）、1992～2010年入境外国旅游人数（按国籍和年龄分）、1999～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出游抽样调查人数及构成（按城市、年龄分）和2000～2009年农村居民国内旅游者抽样调查人数及构成（按地区、年龄分）的数据。其中，在入境外国旅游者年龄组的划分上，1984～1997年采用的是“20岁以下、21～30岁、31～50岁和51岁以上”等4个年龄组；1998～2010年采用的是“14岁以下、15～24岁、25～44岁、45～65岁及65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而国内城镇与农村居民旅游者年龄组的划分都采用的是“14岁以下、15～24岁、25～44岁、45～65岁及65岁以上”等5个年龄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旅游者”的含义与“游客”等同，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区分，它们均是对旅游活动主体可替代的指称。此外，在中位年龄计算中保留一位小数，在保证精确的同时也兼顾计算结果的简洁。

3、指示市场结构的类型

3.1 旅游者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

人口年龄结构通常被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等3种类型，其对应的中位年龄标准分别为：20岁以下、21～30岁和31岁以上，而将这种类型划分标准引入旅游市场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实际上，欧盟、加拿大和中国的旅游业界“上中下”年龄分组模式中，头尾段的起算年龄分别是15岁和65岁。在这里，65岁通常意味着个人步入老年，而15岁则刚好完成基础教育，这两个阶段一般来说是旅游的边缘年龄组，而15～64岁是主流。假设15～64岁之间的游客群体在年龄构成上服从正态分布的话，则其中位年龄理论上应该为39岁或40岁（取整数），可将这种理想的年龄结构看作是成年型旅游市场的标准典型。进一步，类比人口年龄结构的划分模式，以上下5岁作为成年型旅游市场的年龄区间，将中位年龄35～44岁作为成年型旅游市场的划分标准，而将中位年龄35岁以下和45岁以上分别界定为年轻型和老年型（见表1）。

具体来看：（1）年轻型旅游市场，其旅游人群主要是以学生以及青年游客为主。他们活跃好动，外出旅游探索新事物的欲望强烈，对游乐设施倍感兴趣，旅游目的是以学习新东西为主，但经济上的依赖性会阻碍其旅游需求的实现。（2）成年型旅游市场，其人群以中年游客居多。他们精力充沛，富有挑战力，由于具有稳定的收入及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时间，限制因素少，旅游需求程度高，因而出游率也高；另外，由于该类型的人群在事业和家庭上处于成熟期，收入丰厚稳定，子女一般处于中小学阶段，在子女成长上的投入意愿强，携子女出游成为一种重要的培育方式。（3）老年型旅游市场，其人群主要是老年游客。他们具有强烈的怀旧情绪，并且比较偏好文史、休闲类旅游景区。

总之，不同年龄结构类型的旅游市场，由于其旅游人群的年龄构成有较大差异，会造成旅游者的体力、旅游兴趣、生活阅历和消费水平等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会导致旅游需求的弹性不同，影响旅游市场的稳定性，因此需要格外加以重视。此外，由于世界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旅游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而旅游者中位年龄的移动恰能反映这种变化，因而以旅游者的中位年龄为依据来考察旅游市场中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就能更有效地了解旅游市场中旅游者的特征，为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

3.2 国内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囿于现有公开统计数据在刻画国内旅游整体市场上的缺失，加之中国城市和农村客观存在的二元结构，因此将分别讨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及相应的市场结构。

3.2.1 重点城市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直接导致了两个显著的结果：一是城镇化进程加速；另一个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000美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但是由于我国的城市地域空间差异以及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造成各地区特色各异，再加上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得各地区的居民出游市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能通过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反映。为此，本文计算了1999～2009年我国29个重点城市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值（图1）。

图1显示，1999～2009年间，同一城市居民出游市场在不同年份的中位年龄差异较大，平均波动区间（幅度）达12.2岁，在年龄结构上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旅游市场总体并不成熟；相对而言，深圳的波动区间最小（4.4岁），且一直为成年型；而郑州的波动区间最大（17.9岁），并且与乌鲁木齐和济南一样，其中位年龄在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3者之间波动。在1999年，29个城市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2.2岁，极差为14.6岁（无锡最大：49.6岁，长沙和济南最小：35.0岁），均方差为4.4岁，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到了2009年，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50.3岁，极差为14.5岁（南昌最大：54.6岁，深圳最小：40.1岁），均方差为3.1岁。2009年与1999年相比，中位年龄平均值明显变大，而中位年龄区域差异则相对变小。29个重点旅游城市中，1999年中位年龄大于45岁的老年型居民出游市场只有5个，而2009年则达到27个，居民出游的老龄化趋势显著，需要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供给和旅游市场营销中引起关注。

3.2.2 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农村居民旅游市场是中国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加之其不受工作日的限制，具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旅游需求迅速膨胀，因此农村旅游市场是一个值得大力开发的旅游市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旅游者的年龄影响着其旅游消费行为，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发农村旅游市场，了解农村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就显得非常必要，为此，本文计算了2000～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除外）农村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值（图2）。

图2显示，2000～2009年间，同一省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在不同年份的中位年龄差异较大，平均波动区间为7.4岁（远小于城市居民），年龄结构上同样显示出不稳定的特点；其中，波动区间较大的省区是广西（12.1岁）、山西（11.1岁）、广东（10.1岁）和陕西（10.1岁），波动区间最小的则是湖北（2.4岁）；30个省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波动都只在两种年龄结构类型之间，除了陕西、安徽、海南、广东、江西和广西等6个省区在年轻型与成年型之间波动外，其余省区均是在成年型和老年型之间波动，与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相比，其中位年龄波动区间较小，旅游市场相对而言更为稳定。2000年，30个省区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0.4岁，极差为12.8岁（山西最大：48.2岁，天津最小：35.4岁），均方差为2.7岁，区域差异相对城镇居民偏小；到了2009年，中位年龄的平均值为40.5岁，极差为16岁（上海最大：48.9岁，广西最小：32.9岁），均方差为3.9岁，区域差异相对城镇居民偏大。2009年与2000年相比，中位年龄平均值总体上几乎没有变化，但区域差异相对增大。30个省区中，2000年为老年型的是山西、重庆和上海等3个省区，其余27个省区均属于成年型；而到2009年，老年型省区增加到5个（江苏、天津和浙江进入，上海和重庆保持，山西退出），而年轻型省区则从0个增加到3个，显示出农村居民出游市场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发展态势。

3.3 入境旅游市场的年龄结构类型

入境旅游是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客源国旅游者的年龄结构类型，有助于针对性地进行旅游产品营销和市场定位。为此，本文计算了1996～2010年我国主要客源国（选择2010年入境旅游人数排名前19位的国家）入境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图3）。

图3显示，1996～2010年间，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波动区间明显小于国内旅游市场，其平均波动区间仅为4.6岁，相对国内旅游市场而言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多年来，大多数客源国呈现出成年型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特点；1996年，除蒙古属于年轻型市场外，其余18个客源国均属于成年型市场；到了2010年，年轻型市场不复存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4国入境旅游显示出老年型市场特点，英国、瑞士、加拿大和韩国等4国也处于成年型向老年型市场过渡的边缘，整体上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态势。

4、指示市场环境的波动

旅游业是一个对环境影响敏感的产业，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都会在旅游统计线上打上其烙印，使旅游业的发展表现出兴盛与衰退的波动周期。这种市场环境的波动，同样会反映在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变化上，反过来，使得中位年龄具有了某种后效的指示意义，这在入境旅游中表现尤为明显（图4）。

图4显示，1984～2010年间，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围绕40～41岁这一平均线）存在几个明显的波动峰谷，即以1997年为代表的波峰和以1986年、1989～1990年、2003年为代表的波谷。大中尺度出行的旅游者通常可划分为愉悦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这两种主要类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能更为中老年愉悦旅游者所偏好）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大国（可能更为中青年商务旅游者所偏好），两类入境外国旅游者的年龄结构及其相应的中位年龄在理论上应该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假定愉悦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显著大于商务旅游者的话，那么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几个波动峰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当年市场环境的一些重大变化而得到解释：（1）1986年波谷。1984～1986年，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能是改革开放大门初开之际，中国这个亟待开拓的经济市场吸引了全球商务旅游者（相对愉悦旅游者而言）更多的关注；而此时，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尚待建设和完善，相对制约了对相关服务有较高需要的中老年愉悦旅游者的到访，从而造成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的下降。（2）1989～1990年波谷。众所周知，1989年的对中国入境旅游造成了巨大影响，并持续到次年，尤其制约了对安全状况较为敏感的愉悦旅游者，同期的商务旅游者则因业务需要而保持了一定的惯性，相对稳定，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3）1997年波峰。1997年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是自1985年以来（至2010年）的最高峰值，还可能是缘于亚洲金融危机对商务旅游者的巨大冲击，导致愉悦旅游者数量相对上升，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而到1998年，金融危机虽仍在继续，但已是强弩之末，而当年中国暑期旅游旺季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它涉及华东、华中、东北几大旅游区域，对外国愉悦旅游者却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整体上拉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4）2003年波谷。2003年的“非典”（SARS）对入境外国旅游者的影响类似1989年的，安全因素相对而言较多地制约了愉悦旅游者（而非商务旅游者）的出游，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水平。5指示市场发展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旅游业经历了“入境旅游（inbound tourism）驱动”到“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domestic tourism）并重”再到“国内旅游主导”的发展历程，并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大陆域内旅游（internal tourism）3个主要的细分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进步，这3个细分市场的差异在21世纪初迅速显现，并在中位年龄上得到显著呈现（图5）。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晰判断1999年之前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2000年之前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情况，但图5显示1999年国内城镇旅游者与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非常接近，而2000年国内城镇旅游者、国内农村旅游者与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也基本一致，这表明至少在1999～2000年左右，中国大陆这3个细分市场的分化是不明显的，似乎受到某种力量的一致性影响。而从2001年到2009年，3个细分市场的中位年龄出现显著分异，其中，国内城镇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明显高于国内农村旅游者，而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则介于两者之间。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主要商品均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相对低迷，而自1999年开始实行黄金周制度，在释放内需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促进国内旅游迅速走上快速发展通道，并为3个市场的分化提供了闲暇时间的制度保障。因此，1999～2001年可以看作是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并重”到“国内旅游主导”的过渡年份，3个市场的中位年龄对此做出了差异化的响应。

按表1中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近1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包括城镇旅游者和农村旅游者）总体上是一个成年型的年龄结构；其中，城镇旅游者与农村旅游者多年来中位年龄的平均值分别约为44岁和39岁，即城镇旅游者比农村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大5岁左右，其年龄结构类型更趋近老年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城镇旅游者的中老年游客比重明显高于农村旅游者，其各自的旅游需求和偏好都可能因此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在市场营销、客源市场定位上差别对待。

6、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将中位年龄引入旅游市场研究领域，提出了旅游者年龄结构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即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35岁以下、35～45岁和45岁以上分别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旅游市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研究发现：

（1）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大陆城镇居民出游市场的老龄化趋势显著，而农村居民出游市场则呈现老龄化与年轻化并存的发展态势；从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区域差异来看，城镇居民在变小而农村居民在变大，显示了城市收敛与农村分化并存的二元市场发展进程；从出游市场中位年龄的平均波动幅度来看，农村居民远小于城镇居民，显示出更强的市场稳定性。1996～2010年间，主要客源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波动区间明显小于国内（城镇和农村）旅游市场，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多年来，大多数客源国呈现出成年型入境旅游市场结构的特点，但整体上的老龄化态势也日益显现。

（2）中位年龄在市场环境波动中的后效指示意义在入境旅游市场中的表现尤为明显。1984～2010年间，外国旅游者中位年龄存在几个明显的波动峰谷，即以1997年为代表的波峰和以1986年、1989～1990年、2003年为代表的波谷，这些中位年龄的波动峰谷指示着愉悦旅游者和商务旅游者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宏观环境突变影响下的此消彼长。

（3）中国大陆域内旅游3个主要细分客源市场（入境旅游市场、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差异在21世纪的前10年迅速显现，并在中位年龄上得到显著反映，其中，国内城镇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明显高于国内农村旅游者，而入境外国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则介于两者之间。作为市场发展分化的一种标志，旅游者中位年龄的计算结果指示着中国旅游业在1999～2001年间从“入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并重”过渡到了“国内旅游主导”的发展阶段。

6.2 讨论

虽然本文对旅游者中位年龄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益的认识，但作为一种初步探索，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1）旅游者中位年龄估算的准确性问题。由于国家旅游局公开的统计资料中旅游者年龄组分组只有4～5个，年龄组距偏大，尤其是中位年龄所在年龄组的组距达到20岁，这种粗粒度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导致中位年龄理论值与真实值之间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若中国国家旅游局对旅游者年龄有更为精细的分组（例如组距缩短到10岁甚至是5岁），所计算出的中位年龄将会与实际更加吻合，而中位年龄对旅游市场的指示意义也将更具实践价值，而一些特殊年龄（例如55岁、60岁的退休年龄）的旅游市场意义也由此可能得到反映。

（2）愉悦旅游者与商务旅游者的中位年龄假设问题。本文在愉悦旅游者的中位年龄显著大于商务旅游者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对入境旅游者中位年龄随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宏观环境突变而产生的波动给出了一定的合理性解释，但该假设本身尚需要进行严谨的实证研究，这才能为其可信度提供更为坚实和科学的基础。

（3）由于客观上受到统计数据系列长度的制约，难以对1999年之前国内城镇居民出游市场和2000年之前国内农村居民出游市场的中位年龄情况进行有效判别，也无法比较它们与入境旅游市场中位年龄之间的差异，因此，本文将1999～2001年作为这3个市场发展分化的起始年份在严谨性上是有待提高的，这可能需要更多的辅助证据来进一步整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