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扩张下的制度安排:俄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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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家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其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与强化的过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形成了强大的专制传统，这固然是有外来因素的影响，如东正教的“君权神授”理念和蒙古人两百年的专制统治，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制度的形成，是俄罗斯为了适应由于不断的领土扩张所打造出来的庞大的帝国，而不得不做出的一整套内生性的制度安排。

从基辅罗斯，到莫斯科公国，到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都是俄罗斯的基本国策。俄罗斯的对外扩张，与其地处欧亚平原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布鲁特库斯曾指出：广阔的俄罗斯平原及其漫长的毫无防卫的边界，使俄罗斯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从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南方的波洛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经攻入甚至征服过俄罗斯。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俄罗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向外扩张来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防御纵深。与此同时，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反过来又使得俄罗斯自身的向外扩张几乎不会遇到地理上的障碍，因而变得非常容易。由此扩张便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主题。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俄罗斯最终发展成了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庞大帝国。

领土的扩张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根本的挑战，这就是要想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就必须发展出强大的中央权力，以应对各种可能的离心力量。而在近代之前，强大的中央权力只能意味着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这是俄罗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俄罗斯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谈到这一点时曾经说过：“治理俄罗斯这样的幅员广大的国家，只能用专制君主制度，舍此皆为下策。因为其他统治形式很难使皇命迅速付诸实践，更会为那些妄图使一个强大国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动提供土壤。”只有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才能保证俄罗斯国家的完整。俄罗斯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必须围绕这条轴线来展开。

由此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便走向了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在中世纪的西方，对中央权力构成最大挑战的无疑是贵族，因而王权与贵族的博弈向来是各国历史的主题，博弈的过程与结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发展。与英国、法国包括德国等欧洲国家王权与贵族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达成了协议不同，俄罗斯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君主们采取的是对贵族进行直接打击乃至肉体消灭的激烈手段。俄罗斯对贵族的打击从伊凡三世时代就已经开始，并在伊凡四世时达到顶峰。伊凡四世取消了世袭大贵族对土地的拥有权，他运用强制手段，把国家中最好的土地从世袭大贵族手里夺了过来，从而摧毁了这些贵族的经济基础。为了打击大贵族的势力，伊凡四世专门还成立了特辖军，用暴力的手段对贵族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在7年时间里特辖军先后杀掉了4000多名贵族。俄罗斯世袭贵族的势力由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俄罗斯王权和贵族的关系就是沿着这种方向演进下去，到彼得一世时期，俄罗斯又制定了贵族服役制，即所有的贵族都有给沙皇服役的义务，沙皇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征调任何一个贵族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去服役。所有的贵族都可能随时被从自己的领地抽调出来，被安排到陌生的地方，服役于他根本不熟悉、不喜欢的工作岗位。所有的贵族只有通过给沙皇服役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由此在俄罗斯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贵族本身也是受奴役的。

以打击贵族为基础，俄罗斯发展出了一整套以维护沙皇的绝对权力和保证沙皇对社会进行绝对的控制为基本出发点的制度安排。凡是可能对沙皇的权力构成挑战的社会势力，都会成为毫不犹豫的打击对象。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所有不受政府约束的独立机构都看成是潜在的颠覆根源。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国家明令凡是有关大众的事都由国家独揽，不容个人置喙。而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象征是沙皇办公厅第三厅，即秘密警察厅。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述第三厅的秘密警察们：“他们试图介入人民的全部生活，实际上他们干涉一切可以干涉的事情：家庭生活、商业交易、私人争吵、发明项目、见习修士从修道院逃跑等等，秘密警察对这一切都感兴趣。同时，第三厅还收到不计其数的陈情书、投诉信、告发信，他们对每封信都要调查，都要立案。”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由此达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是这个以扩张为基本国策的国家，为了维持其庞大帝国的完整性，而不得不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的内生性的制度安排。应该说，在保证俄罗斯国家的存在上，这套制度安排是相当成功的。然而这种成功的背后，是俄罗斯整个社会为之付出了巨大而长远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