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中的体育与国家认同、伦敦奥运及女子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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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Pike教授：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主席，英国奇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ichester）体育发展和管理系主任，英国阿妮塔・怀特基金会（theAnitawhiteFoundation）主席，著有《户外探险和社会理论》、《社会中的体育：问题和争议》等书。

Steve Jackson教授：新西兰的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教授，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副主席。他出版了《新西兰全黑争夺的地形：全球化时代橄榄球、商业和文化政治》、《体育、全球化和企业民族主义：新西兰全黑的新文化经济》等书籍和众多的有关体育、全球化、媒体和商业化等方面的文章。

摘要 访谈围绕全球化世界中的体育与国家认同、伦敦奥运会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女子体育发展现状和体育社会学研究趋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全球化是当代体育的重要特征之一，全球化时代下国家的弱化给国家认同带来严峻挑战，体育作为提高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增进国家认同。伦敦奥运会的成功之处包括安保、交通、推进男女平等等方面，但距离男女真正意义性别平等的实现，还需要更加努力。妇女体育是现代体育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访谈者还围绕妇女体育发展的热点问题，例如中国妇女体育发展的特点、李娜现象、女运动员与社会阶层、伦敦奥运会前后女性体育发展的趋势等进行探讨。

关键词 全球化；国家认同；妇女体育；伦敦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S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1―0086―05

值第四届北京大学人文体育高层论坛召开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国际体育社会学协会主席伊丽莎白・派克（ElizabethPike）女士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协会副主席史蒂夫・杰克逊（Steve Jaekson）先生，访谈议题涉及全球化世界中的体育与国家认同、伦敦奥运、女子体育和体育社会学研究趋势等。

1 全球化世界中的体育与国家认同

访谈者（访）：在现代社会，诸如跨国公司与WTO，互联网，世界杯，奥运会几乎无一不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支配性话语，全球化也深入现代体育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首先想请二位分别谈谈你们对体育领域中的全球化趋势的理解。

伊丽莎白（伊）：近十多年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全球化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说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流、获取信息、互动等模式。互联网让地球成为真正意义的地球村，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信息交流，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力度――无论其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全球化所无法比拟的。相应的，全球化之于体育领域的影响也是广博且深入的。例如，在传媒领域，互联网让世界的体育迷可以不再被国界、时差所限制，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收看自己喜欢的比赛，支持自己钟爱的明星。又例如，在体育俱乐部、体育联赛、体育组织之间的交流层面，一些固守自己国土的球队也在全球化推动下，以更开放的姿态，努力吸收更多世界优秀球员，甚至将一些比赛办在本国之外，联赛、俱乐部之间的互动更加多元，这些都要感谢全球化，全球化让体育无国界。

史蒂夫（史）：的确，近十几年全球化最应感谢的科技革命产物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便捷了国与国、俱乐部与俱乐部等之间的交流，但除了虚拟的信息互通有无外，体育界中的实体全球化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四年一次全球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就是一次跨越国界、跨越领域的世界盛会，很难想象除了奥运会之外，世界上还有哪一项盛事可以将全世界在16天里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在体育赛场，体育明星跨越国界，可以为不同国家出征效力，优秀的教练也跨越国界，为不同国家指导比赛，例如中国前著名排球女将郎平，就曾在北京奥运会作为美国女排的主教练，带领美国女排获得奥运会排球比赛冠军。最近中国非常火爆的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主教练也是邀请到意大利著名教练里皮，这些现象无一不体现着体育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多的球员甚至持双重国籍，这些跨文化之间畅快的交流与分享，都是全球化带给体育界的礼物。

访：在讨全球化，与其并生的也是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领域同样关注的一个概念就是国家认同，全球化打破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让交流变得无障碍，但同时也让人们担心国家会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弱化，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会不会因此而消弭，不知二位对国家认同这个概念，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国家认同有什么独到的看法？

史：我最近也正在做全球化与国家认同方面的研究。在理论上，国家认同是一国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在国际社会，一国只有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才能得以存在。具体到体育和国家认同，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男女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上作为某个国家的代表，在媒体所产生的形象效果就非常突出，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作为整体来对待，我们的国家认同是建立在运动员所代表的形象之上。再例如奥运会的会徽、吉祥物、口号、开幕式、闭幕式、火炬，无一不凝聚着主办国最引以为自豪且独特的民族文化，主办国也希望通过会徽、吉祥物等文化产品，来彰显本国文化的内涵，这也是体育建立国家认同的一种行为。综合来看，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但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因子也不能丢失，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利用体育增进国家认同，是体育社会学非常关注的议题。

伊：我非常同意史蒂夫的观点，我认为体育可以作为定义国家认同的独特文化实践，这其中包含很多方面。例如，体育通过它自身的刺激性和精彩性，吸引着全世界观众的目光，并得以在不同文化和语言中传播，各个国家可以通过打造属于本国的精彩赛事和体育娱乐活动，增进不同国家的人民对本国文化的理解。良好体育赛事的举办还可以与积极健康的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软实力的宣传与增进，不正是强化国家认同的文化实践吗？

为了应对日益突出的城市蔓延问题，2000年美国规划师协会（APA）联合60家公共团体组成了“美国精明增长中心”（Smart Growth America）。2003年，APA在丹佛召开规划会议，确定精明增长的核心内容是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加强对现有社区的重建，重新开发废弃、污染工业用地，以节约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城市建设相对集中，密集组团，生活和就业单元尽量拉近距离，减少基础设施、房屋建设和使用成本。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和科研机构对精明增长的界定原则中无不将步行和自行车等有利于体力活动展开的规划设计纳入其中，如美国的Smart Growth Network组织出版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关于“精明增长”的十项原则就包括了建立步行社区的原则。学者Reid Ewing甚至认为是否适宜步行是衡量城市规划设计质量的重要条件。在“精明增长”理论的引导下，“精明增长校园”和“精明增长社区”是两个研究焦点。“精明增长校园”理念是与美国国内倡导步行上学的思潮很好结合的一个规划学学术观点，如Barbara等提出的“精明增长校园”七条特征中就指出精明增长校园要求校园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来支持儿童步行上学。目前的研究已经发展到探寻学校选址对学生日常步行和体力活动消耗影响的研究。然而有关城市精明增长与居民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数据依然不够令人信服，大规模交通数据是以“次数”为单位，而体力活动调查更多则是以时间为单位，即使近年来使用先进的能量消耗检测手段（计步器、加速度计和生物感应器等）也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该领域的研究还需研究者更多努力的投入和更为可靠和周详的研究数据进行支撑。

3.2 城市化、居民体力活动与健康关系的研究

在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变迁对居民体力活动的影响有所了解后，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体力活动为中介变量，城市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科学模型。建立城市环境、体力活动与健康的关系模型，研究内容涉及多个学科，美国部分高校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课程体系大致包涵了规划历史与展望、公共健康、健康与体力活动、健康家庭与邻里、健康危害预估、规划设计的解决方法（例如分区、保存）、交通安全与伤害等。目前，多数研究认为当前城市化进程导致居民低体力活动型的生活方式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变迁、居民体力活动与健康的关系研究有其特定的发展史，研究初期大都基于环境行为学理论，探讨城市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城市环境与健康指标（如BMI、体重、腰/臀围比）两者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文献逐渐增多。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人们不再满足于直接建立城市环境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对中介变量的研究不断深入，使得城市环境、居民体力活动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更具科学性。当前，采用地理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先进技术从地理空间角度宏观研究三者的关系是该领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BMI、腰/臀围比等作为评价居民体力活动变化的健康效应指标，其局限性愈加凸显，寻找更适宜评价健康效应的指标成了当务之急。

有关城市化、居民体力活动与健康关系的研究初期以探讨城市环境与居民体力活动为主。而且此时调查体力活动并未使用体力活动问卷或计步器、加速度计等将体力活动量化，而是以步行、自行车等出行频率、出行时间等来定性表示。如Cervero1985年对美国11个城市的42200户家庭的调查研究发现，在300英尺至1英里之间如果有更多的超市、药店、商场等分布，会增加居民的步行或自行车出行的频率。Black等1996年对英国两个地区的4214对父母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子女上学的距离在0.5英里以内，步行上学的比例为89.5%，自行车的比例为0.3%，当距离在0.5至1英里之间，步行比例下降至66.4%，自行车比例上升到1.2%，当距离在1.1至2英里之间，步行比例下降至22.7%，自行车比例上升到2.0%，当距离在2英里以上时，步行比例下降至5.5%，自行车比例也下降到0.8%。这些研究只建立了城市环境与居民体力活动行为间的关系，存在着未对最终目的健康进行探讨以及居民体力活动未进行定量研究等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探讨城市环境与居民低体力活动生活方式导致的健康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此阶段的研究健康指标多集中在体重、BMI等。如Lopez在2000年对10481，美国的体重数据与其生活地区的蔓延指数进行匹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种族、种族、收入和教育等协变量的影响后发现，每个城区综合蔓延指数每上升1个指数，居民超重风险增加了0.2%，肥胖风险增加0.5%。Berke等在2002年对936名65至97岁的老年人的调查分析发现，生活区域更高的步行适宜指数与老年人的BMI显著负相关，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4 小结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蔓延导致的居住一就业空间错位，以及家庭、社区及其周边交通环境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日常体力活动量，进而影响到居民的健康。社会治安良好、环境景观优良、城市街道网格布局合理、便利的健身康乐设施以及合理的土地利用类型的合理规划所营造的城市环境能促进居民的日常体力活动。虽然城市环境通过影响体力活动并不会对居民的健康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城市环境与居民体力活动关系研究、城市环境与居民健康模型的建立、对中介变量体力活动做定量研究，寻找适宜评价居民健康效应的指标等研究不断深入，许多研究成果必将成为城市规划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