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及创业胜任力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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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业教育的“时滞效应”使大学生创业率难以成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效果的衡量指标。虽然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能够衡量创业教育短期效果，但目前国内尚没有文献将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及创业胜任力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研究，这既无法检验三者的相关性，也影响了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效果的评价。通过875份大学生调查问卷的实证检验，可以发现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及创业胜任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即使在引入创业自我效能中间变量、大学生个人特征调节变量后也依然成立，说明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能够较好地衡量创业教育的短期效果。
[关键词] 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创业胜任力；创业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3）03?0001?13
高校创业教育通常与大学生自主创业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1]和1998年发表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2]报告中都将“求职”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作为创业教育的基本功能。我国教育部2010年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3]。然而，高校创业教育的大力投入并没有显著提高大学生创业率。英国GEM研究报告（2007）显示，2000年以后的毕业生从事创业早期活动的比率仅为7.3%[4]。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的《2008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2007和2008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比率仅在1%左右[5]。高校创业教育高投入与大学生低创业率之间的反差来自于创业教育的“时滞效应”，即从接受创业教育到实际创业之间的时间延滞（大约为10年）[6]。创业教育时滞效应的存在，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大学生创业率来衡量高校创业教育的效果。应该看到的是，高校创业教育既有短期效果，也有长期效果。前者包括对大学生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的培育，后者指大学生实际创业行为。我国高校正式开展创业教育起于2002年教育部确定清华大学等9所高校作为创业教育试点单位，而高校创业教育的推广普及也只是近3-5年的事情，因此从创业教育时滞效应来看，用大学生实际创业行为来衡量我国高校创业教育效果尚不成熟。比较而言，选择大学生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作为衡量指标更为可取。
国外对高校创业教育短期效果的研究较为充分，譬如Souitaris以及Matlay的研究都表明，创业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创业胜任力和创业意向[7，8]。类似的研究还包括Francisco Li?án等人[9]、Bechard和Toulouse[10]、Cooper和Lucas[11]、Fayolle和DeGeorge[12]。我国理论界对此也有一定的阐述，但总体数量偏少：定性研究有沈超红等人[6]、马力煌和曾强[13]，实证研究有唐静和朱智广[14]、郭洪等[15]。然而，国内文献还没有将高校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向及创业胜任力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更缺乏实证检验。这说明目前国内对于高校创业教育短期效果的研究严重不足。
在有关文献基础上，本文构建了“高校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之间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样本数据来检验三者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① 创业教育是否能够培育大学生创业意向；② 创业教育是否能够提升大学生创业胜任力；如果①和②成立，则③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当前我国大学创业教育的短期效果。这对于正确评价我国目前大学创业教育是有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为提高有关假设的可信性，本文还在理论模型中加入“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并以“大学生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
一、理论与假设
1. 创业教育与创业意向
Bird最早对创业意向（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创业意向是创业者的心理状态，是针对某个特定目标的注意力、精力和行为导向[16]。Krueger认为创业意向是对创办新企业的一种承诺，并且创业承诺度越高，创业意向越强[17]。Thompson则从创办新企业的信念和实施计划的角度对创业意向进行了定义[18]。我国学者范巍和王重鸣认为创业意向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19]。简丹丹等人认为，创业意向是指潜在创业者对创办新企业或实施创业行为的一种多方面的主观心理准备状态及其程度[20]。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创业意向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实际上是任何创业行为的先导[21]，因而也是创业行为的最佳预测指标[22]。因此可以说，没有创业意向也就不可能存在创业行为[23]。但并非所有人都具有创业意向[18]。因为创业意向会受到性别[24，25]、个体特质[26-29]、家庭背景[30，31]、创业教育[7，32]等多种因素影响。
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得到了众多文献的解释和检验。Dyer认为创业课程能够增强创业者的创业自信[33]。Krueger和Brazeal指出，创业教育可以通过增强学生的知识、自信心来提升其对创业可行性的认知[34]。Noel、Kolvereid和Moen对大学毕业生的一项研究显示，创业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创立新企业，因而具有更强的创业意向[35，36]。Souitaris等人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创业教育项目与学生创业意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创业教育项目能够帮助学生学习有关创业知识（learning）、激发学生创造性（inspiration）以及提供或孵化某些资源（incubation resources）[7]。Wilson等人也指出，创业教育能够使学生获得创业知识，并因提高创业效能感和机会识别能力而提高其创业意向[32]。黄国清等人在比较美国哈佛、斯坦福、洛杉矶、芝加哥四所著名大学的创业教育模式后指出，这些大学都非常重视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培养，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注意对大学生创业意向的评价和指导，帮助他们了解、建立自己的创业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以及世界观[37]。马力煌和曾强的研究表明，随着高校创业教育的不断推进，大学生自我创业意识也在不断增强[13]。因此可以说，创业教育能够通过改变大学生对于创业的认识，增加创业知识来帮助大学生形成和提高创业意向。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大学创业教育对大学生的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创业教育与创业胜任力
相比创业意向的主观心理特征，创业胜任力偏向于行为层面。Chandler和Hanks最早提出了“创业胜任力”（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的概念，用以表示创业行为能力。他们认为创业胜任力是“识别、预见并利用机会的能力”，是创业能否实现的核心能力[38]。Bird将创业胜任力看作是一系列行为和可观察的特征，并认为胜任力是变化的，可以学习的[39]。Thomas等人认为创业胜任力是创业主体性格特征、技能和知识的集中表现，是创业者成功地在组织中执行工作的所有创业能力[40]。Mitchelmore和Rowley指出，创业胜任力是与成功创业有关的一组专业能力，包括确定利基市场、环境扫描、利用机会等方面[41]。我国学者冯华和杜红从更为综合的角度将创业胜任力概括为一个绩效优秀的创业主体所具备的能够胜任企业创业任务，并取得良好创业绩效所要求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集中表现为在创业过程中能够识别、追求机会、获取和整合资源的综合能力[42]。
在大学阶段，除个案外，大学生所具有的创业知识和技能都非常有限。大学创业教育则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例如始于1947年的美国哈佛大学的创业教育就将培养学生“追求超越现有资源控制下的机会的行为”作为教育理念和宗旨，并通过独具特色的案例教学来塑造和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Bird、Chandler和Hanks明确指出，创业者的创业胜任力会受创业者经验、培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38，39]。Parry认为，通过使学生朝着一个可以被很好接受的标准来培训和发展，胜任力特征能够被提高[43]。Priyanto和Sandjojo对247为中小企业管理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创业学习能够提高管理者的创业胜任力[44]。Sánchez对西班牙Castilla和León学校的864名大学生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参与创业项目的大学生的创业胜任力比没有参加创业项目的大学生要强[45]。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大学创业教育对学生的创业胜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向
自我效能是社会学习理论中的核心概念[46]，是指一种复杂的个人能力，包括个体在具体任务的执行过程中对自身综合评估的能力。自我效能概念提出后很快在创业领域得到重视和运用，并成为解释创业动机和创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32，47-49]。Boyd和Vozikis认为“创业自我效能感”（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是“个体相信自己能够成功扮演各种创业角色，并完成各项创业任务的信念强度”，并认为“没有自我效能感，就没有创业行为”[50]。Luthans和Ibrayeva也从信念和自信的角度对创业自我效能感进行了定义[51]。
创业意向的形成会受到创业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被看作是个人成功实施创业能力及感知创业意向的一个重要前导变量[50]。Luthans等人指出，在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和任务领域，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深层信念，能深刻地影响个体对自身创业意向和行为的判断，而只有具备良好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才有可能形成创业意向并付诸行动[51]。Markman的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高的专利持有者，其投身创业活动的积极性也高。这说明了创业自我效能在提升创业意向方面的促进作用[52]。Jung等人对美国、韩国的商学院学生及全职经理人两组样本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图和行为呈显著正相关[53]。Zhao前后两次对同一批MBA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证实了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正面影响[54]。Saffu等人在对823名来自工程、商业管理、艺术科学专业的本科生的研究中，发现创业自我效能在专业和创业意向之间能够起到很显著的调节作用[55]。我国学者丁明磊等人的研究也证明高自我功效感的个体通常具有高创业意向[56]。当然，也有学者的研究并没有证明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的显著影响[57]，这可能是因为创业自我效能量表设计出现了问题。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创业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创业教育和创业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会受到个体行为结果、替代性经验、他人评价及自我劝导、情绪和生理状态的影响[46]。创业自我效能感作为自我效能在创业领域的运用，也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丁明磊和孙士强的研究指出，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会在专业、创业教育、生源、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创业背景、亲朋好友劝导等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58]。
创业教育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作用是显而易见的。Malone的一项研究显示，专门的训练能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他通过老师扮演教练兼主管的角色，指导和帮助学生寻找问题解决方案，从而使学生在遇到同类问题时都能有信心予以克服[59]。Kaufman和Sawyer认为，教学过程的互动教学经验能够影响学生自我效能感的培养。因为在互动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通过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来形成自我效能感[60]。大学创业教育中的各种创业竞赛和创业项目、对创业优秀学生的奖励、实业界企业家作为大学生创业的兼职导师并现身说法地向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经验、让学生充分了解与创业有关的各个环节和信息，这些活动提升了大学生的创业兴趣，也提高了其自身对于创业能力的自我评价[61，62]。李钉等人就指出，成功创业家的创业历程和经验能够对年轻人起到示范作用，年轻人会通过模仿榜样来增强自我效能感[63]。我国学者周红云认为，通过创设成功的机会、榜样示范、形成积极的归因模式、正面激励和提供创业支持，大学创业教育能够很好地提升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64]。基于以上论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创业教育能够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起正向作用
5. 大学生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
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的作用会受到个体特征（如性别、家庭背景）的影响。Mueller的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创业活动[65]。Wilson等人的一项有关青少年未来职业志向的研究显示，将来选择创业的女性青少年只是男性青少年的30%[32]。这可能来自于性别刻板印象对人的认知和行为所产生大的影响[66]。
家庭创业背景（如家族中有创业者和父母的创业榜样作用）、个体先前创业经历都将导致更高的创业意向[30]。相比没有家人或朋友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个体，有家人或朋友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创业，因为其社会关系能够给他们提供创业资源[31]。例如，父母是企业家的个体，在示范效应影响下，他们通常就会对创业更感兴趣，也会比较认可创业教育[67]。这些个体特征的存在，无疑会对大学创业教育的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大学生个体特征对创业意向的形成具有调节作用
H6：大学生个体特征对创业胜任力的形成具有调节作用
通过上述假设的理论推导和建立，我们构建了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其中H1和H2分别表示大学创业教育对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的影响；H3和H4表示引入中间变量创业自我效能感后所产生的影响；H5和H6分别表示在大学生个体特征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1. 创业教育
目前国内的创业教育从过去的零散性、随机性教育逐渐转变成为系统化教育。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创业学院来支持创业教育的发展。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总体而言，大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系统学习，指创业学院或商学院所提供的正规、系统的创业培训；二是非系统培训，即举办创业课程、讲座以及创业竞赛的方式。因此，在创业教育的衡量上，我们主要列举了两类指标：系统学习和非系统教育。
2.创业自我效能感
Chen最早对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维度进行了考察。他根据创业的任务职能把创业自我效能感分为营销、创新、管理、风险承担和资金控制五个维度[68]。基于核心创业技能，De Noble等确定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管理、创新和产品开发、人际关系及网络管理、机会识别、关键资源的获取与配置、创新工作环境的营造和维持等六个维度[69]。通过对中国、印尼、日本以及韩国研究文献中量表的比较，Schwarzer等人提出了机会识别效能感、关系效能感、管理效能感、风险容忍效能感四个维度。我国学者汤明根据创业过程要完成的任务特征提出将创业自我效能感划分为5个维度：创新、机会识别、风险承担、关系协调和组织承诺[70]。韩力争和傅宏编制了大学生创业自我效能感量表，包括基本能力效能感量表（六个因素：创业自信效能感、创业目标成就效能感、领导能力感、人际关系协调与合作能力效能感、创新能力效能感、学习能力效能感）和控制效能感量表（三个因素：意志不坚效能感、力不从心效能感、自我怀疑效能感）[71]。从上述文献来看，目前还没有公认的创业自我效能量表。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在校大学生特点，通过对该前人量表进行梳理，我们形成了用于测量创业自我效能的四个二阶变量：风险及不确定性管理、人际关系及网络管理、机会识别以及创新工作环境营造和维持。四个二阶变量共用17个测项来测量（包括反向测项）。
3.创业意向的测量
创业意向是一个程度问题，因此用多项目测量法更为合适。Chen用“兴趣、心理、准备情况、成功可能性、时间”5个角度来界定创业意向的测项[68]。由于这5个测项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因而为众多学者所引用。Zhao和Seibert则用一个4项目量表来测量创业意向，询问测试者在未来的5-10年内对有关创业活动的兴趣程度[54]。Thompson在“决策、财务、知识、学习”等方面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来测量个体的创业意向[18]。其量表也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我国学者范巍和王重鸣将个体创业意向的结构维度分为“创业希求性”和“创业可行性”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创新导向、成就导向和自我尊重，后者包括个人控制和责任意识[72]。目前，创业意向也没有统一的测量量表。我们对前人的量表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包括8个测项的量表（含反向测项）。
4.创业胜任力的测量
创业胜任力的外延很广，涉及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等。Thomas等人从“机会、关系、概念、组织、战略、承诺”等六个维度来解释创业胜任力，并将“学习和自我管理”作为支持要素囊括于创业胜任力中[40]。我国学者张炜和王重鸣提出两种重要的胜任行为特征，即情绪胜任力和学习胜任力。前者是指熟知个人情绪特点，是在与他人相处或压力情境中有效管理个人情绪的胜任特征；后者则意味着能从以往自己或者他人经历、关键事件中，主动学习并改变自己行为的胜任特征[73]。吴孝颖等在大学生样本基础上对Thomas的创业胜任力维度进行了调整，确定了与大学生创业有关的维度[74]。我们对上述文献中的量表进行了调整，选取“情绪胜任力、态度和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获取”三个二阶变量、13个测项（含反向测项）来测量创业胜任力。
（二）初测数据检验与量表简化
量表采用5分制。在正式问卷发放之前，选择了100位大四学生进行问卷填写，以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我们选取Cronbach’s α系数作为信度检验指标，该系数高于0.7就说明某一变量的测项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效度检验的指标很多。根据侯杰泰[75]、邱皓政等人[76]的观点，我们选择CFI、GFI作为效度指标。一般来说，两种指标值大于0.9，就说明测项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利用结构方程软件LISREL 8.8，我们对100份问卷数据进行了加工处理，计算了各个测项与其对应变量之间的因子负载，以及各变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将Cronbach’s α小于0.7的量表进行测项调整，删除了因子负载最低的测项（包括Q5、Q18、Q26、Q33），量表得到简化。如表1。
（三）问卷发放、筛选和信效度检验
1.问卷发放与筛选
2010年11―12月发放问卷。我们借助工作关系和网络分别对一些高校进行发放。共发放问卷2000份，收回问卷1245份，回收率为62.3%。通过回收问卷填写情况的检查和整理，删除了缺失数据较多的问卷。对于缺失数据较少的问卷，通过填写平均值的方式进行了填补并予以保留。由于此次的问卷发放的对象是在校大学生，所以问卷总体填写质量较高，回收率也比较高。经筛选后，有效问卷为875份。表2是对问卷填写者年级、性别和家庭背景特征的描述统计。表2显示，填写问卷的学生中，大一的学生为227位，占到25.9%的比例；大二的学生为156位，占17.8%，大三的学生为252位，占28.8%；大四的学生位191位，占21.8%；本科生累计占到了94.4%。其他如双学位、研究生或MBA/MPA共49位，占到5.5%。从年级来看，问卷抽样基本合理，在本科的各个年级分布比较均匀。当然在更高学历的层次上样本比较少，一是因为本次的抽样对象主要以本科生为主，二是因为相比研究生，本科生更容易组织起来填写问卷。在性别分布上，男性为471位，占到53.8%，女性为403，占到46.1%。分布比例比较接近，说明此次样本抽样比较合理。在家族背景上，有家族创业背景的样本数位609，占到69.6%，没有家族创业背景的样本数为266，占到30.4%。
2.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和效度分析是结构模型检验的第一步，只有测量模型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合理后，才能进入到研究假设的验证阶段。具体检验见表3。表3显示，“创业自我效能、创业胜任力”的测项与其二阶因子之间的因子负载均大于0.7，相关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说明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创业自我效能、创业胜任力”与二阶因子之间的因子负载也均在0.7左右，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7，一致性较好。创业意向只有三个测项，因子负载和信度均表现良好。在效度检验上，各一阶因子量表的效度检验指标的值（CFI、GFI）均大于0.9，说明各量表具有很好的效度。
三、假设检验
1.H1-H4的检验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我们计算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4）以作为对假设关系参数检验的基础。通过LISREL8.8结构方程软件对表4中的相关系数矩阵进行计算，得到表5。
表5显示，模型各拟合指数分别为：Chi-Square = 511.65（P = 0.000），CFI = 0.97，GFI = 0.91。这意味着该模型的拟合度很好，说明这个结构模型可以不用做进一步的修正，能够直接作为假设检验的依据。其中，创业教育和创业意向之间的路径参数为0.59（t=15.82），说明在p
上述四个假设的检验是在没有引入调节变量条件下进行的，即在检验过程中没有考虑诸如性别、家庭背景等个人特征变量的影响。我们认为在创业教育和创业意向及创业胜任力的关系中，大学生个人特征具有调节作用。接下来，我们继续利用结构方程原理和软件对H5和H6进行检验。
2.H5-H6的检验
尽管创业教育会对创业意向和胜任力产生影响，但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生个人特征会对创业教育的结果起到影响作用[30-32，65]。也就是说，具有不同个人特征的大学生在接受创业教育，以及在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形成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和检验。依据邱皓正[30]对调节变量的使用方法，在表4相关系数矩阵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大学生个人特征变量，我们重新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用来对本文的结构模型进行重新计算。
为检验性别对创业教育、创业意向和创业胜任力方面的调节作用，我们按照男、女对样本进行重新划分，比较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之间在调节作用上的区别。为此我们使用了结构方程中的平均数结构分析方法[76]。我们以女生样本作为参照样本进行计算。借助SPSS13.0软件，我们计算了性别分类样本下的创业教育、创业意向以及创业胜任力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及各测项的平均数。如表6。
从表6可以看出，在因素平均数κ上，创业教育的κ=0.74（t=14.58），创业胜任力的κ=0.59（t=9.82），创业意向的κ=0.30（t=6.33），说明在上述变量的测量上，男生样本的得分高于女生样本，并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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