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先有先天综合判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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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雷格试图澄清康德“隐蔽地包含”的分析概念，但他的这一努力动摇了人们的信心，逻辑经验主义者转而不相信康德分析、综合二分对于先天范畴的有效性，他们回到了休谟。蒯因则不相信康德分析、综合二分在一般意义上的有效性。而且，自然主义者普遍认为，并不存在康德意义上的先天性。在一连串的打击下，先天综合判断俨然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尽管受到上述冲击，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问题依然只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我们有理由表明，哲学研究的主题回到先天综合判断是恰当的。
关键词：先天综合判断；分析哲学；康德
罗伯特·汉娜认为，从哲学上看，“20世纪是后康德世纪”，因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主要包含的是对康德哲学的一系列注释。如果这一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单就分析哲学而言，这一注释主要体现在对康德的修正和反对上，特别是对先天综合判断的修正和反对。从哲学史来看，这一反对威胁到康德对休谟以来哲学危机的判断。
一、为什么会有先天综合判断
依据“休谟分叉”，关于“实际事情”的判断是偶然的、综合的；关于“观念关系”的判断是必然的、分析的。如此，则形而上学陷于危险之中。因为，如果形而上学命题是关于实际事情的，那么，它就只能是偶然的，是有可能错误的；如果形而上学是必然的，那它就只能是关于观念关系的分析知识。后一类判断，严格说来，只是起着澄清作用，并不扩展我们的知识。所以，形而上学判断如果要扩展我们的知识，就只能是可错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对于这个形而上学来说，命运还至今没有如此开恩，使它能够走上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而最糟糕的是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摸索”（BXIV-V）。
康德应对形而上学危机的核心观念是，无论数学家也好，还是自然科学家也好，他们心中都相似地“升起了一道光明”（BXII和BXIII）：不是从对象中去学习概念及其属性，不是从自然中学到不变的法则，恰恰相反，“他必须不把任何东西、只把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概念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中所必然得出的结果加给事物”（BXII）。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小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而是“法官”与“证人”的关系：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强迫自然作为证人给出符合我们原则的证词（BXIII）。以前的一切失败，根源就在于“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眼下，“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BXVI）这就是著名的哥白尼革命：“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BXVIII）
我们对于自己放进物中的东西的先天认识，并不是分析的。分析只涉及到了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关于放入物中的东西的认识，却还涉及到与物的关系，这靠分析并不能得出来。由于这一认识是先天的，所以，此处与物的关系，也是一种先天关系。这些东西包括：时间、空间和知性范畴。对这些东西的认识，表达为先天综合判断。在此，我们可以恰当地说，在康德以哥白尼式革命的观念来应对形而上学危机时，其中至为关键的步骤就是，在休谟的先天分析、后天综合之外，提出了第三种判断的可能形态：先天综合。可以说，康德的意义，就在于“从知识的普遍两分到知识的三分”。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康德特别区分了像数学命题那样的综合判断与像经验科学命题那样的综合判断。严格说来，前一类判断的对象（比如，一个数学上的三角形而非一个经验中的具体三角形）从来没有在经验中出现过，而后一类判断则只能应用于经验中的对象。如果将休谟分叉原则贯彻到底，在休谟抛弃形而上学的同时，他也不得不抛弃数学。但休谟并没有抛弃数学，所以，他抛弃形而上学的理由并不充分。
看起来，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是“纯粹理性的真正课题”（B19）。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这样的判断系于我们先天的感性和知性能力之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先验方面讲，我们加诸物的东西都只是一些观念（先验观念论或先验唯心主义），但就经验而言，这些观念有确实的应用（经验性的实在论）。
借由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试图挽救形而上学。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康德的这一“先验唯心主义在满足许多哲学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二、分析哲学对先天综合判断的拒绝
但是，康德哲学的先天缺陷也很快表现出来。其中的一大缺陷是，人类似乎永远无法知道世界本身（自在之物）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先天综合判断上越正确，我们离事实就可能越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把康德解释成贝克莱的危险：一切认识都局限在人类的感觉观念以及有关观念的人类固有结构（康德会用“有理性者”来替代“人类”）中。由于先验与经验难以区分，在19世纪，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开始重新繁荣，直到20世纪，成为（英美）哲学的主流。
（一）没有先天综合
康德阻止休谟将形而上学带入危险的要点在于，于先天分析、后天综合两分之外，他引入了第三者：先天综合。然而，这一引入在分析哲学这里面临着强劲挑战。
首先，“分析”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在康德那里，有三个关于“分析”概念的表述。在“A是B”这样的句子中，
分析1：“谓词B属于主词A，是（隐蔽地）包含在A这个概念中的东西。”（A6/B10）
分析2：“在我去经验之前，我已经在这个概念中有了作出这个判断的一切条件，我只是从该概念中按照矛盾律抽出这一谓词，并借此同时就能意识到这个判断的必然性。”（A7/B12）
分析3：“分析的（肯定性的）判断是这样的判断，在其中谓词和主词的连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的。”（A7/B10）
三种分析概念有种种不足。其中之一是，“包含”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概念。“红花是红的”，固然是一种包含，而“一切物体都有广延”，也同样是一种包含。在后一种包含中，不但使用到了矛盾律、同一律，而且也使用到了“物体”的定义。如果将“物体”定义为“有广延，而且在时空中，而且……”，然后将这一定义代人到“一切物体都有广延”之中，就会得到类似于“红花是红的”这样明确的包含。这一替代过程，利用到矛盾律、同一律以及定义，而矛盾律、同一律是逻辑真理，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康德关于“分析”的表述发展为（弗雷格）“分析”概念：分析判断，就是单纯通过逻辑真理和定义就知其为真的判断。
这恰好就是弗雷格的工作。弗雷格要求区分以下两类问题：得到一个判断内容的方式与这个判断得以辩护的方式。康德显然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分析、综合、先天、后天的区分，在弗雷格看来，“无关于判断内容，而是相关于做出这一判断的辩护”。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去寻找命题的证明”，如果在证明的过程中，“我们只依靠逻辑法则和定义，那么，这一真理就是分析的”，反之，则是综合的。按照卡茨的说法，“这一分析性概念把涵义包含从容纳‘房屋中的横梁’扩展到容纳‘种子中的植物’”。可以说，这是对康德所谓“隐蔽地包含”的一个精确说明。然而，这一扩展马上就带来一个问题：康德那里经典先天综合命题7+5=12成了分析命题！在精确定义“7”、“5”、“12”和“+”这些概念之后，7+5=12这个判断完全满足弗雷格的“分析”概念。弗雷格同情康德，他原本只希望改良康德的分析概念。在《算术基础》第89节，他提请读者注意，“我跟他（指康德——译者注）之间的一致程度，远超过跟他不一致的程度……我认为，当康德区分出综合判断和分析判断时，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弗雷格自己跟康德一样，也认为几何学命题具有先天综合的性质，但是，他对康德分析概念的澄清，已经极大地动摇了康德在形而上学与数学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
在弗雷格分析概念的鼓动下，人们不再相信康德所做出的分析与综合二分对“先天”范畴的有效性。仅以主谓判断为例，主词隐蔽地包含谓词，可以隐蔽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如果缺乏足缺的逻辑训练，我们将看不出这一包含，就像康德没有看到“7+5”包含了“12”一样。如果在先天范畴中，没有综合的地位，那么，先天性与分析性就是同一的，同时，综合就不得不退守于后天之中。将先天性与分析性同一，将后天性与综合性同一，这就又回到了休谟分叉。逻辑实证主义者，是这一思路的代表。卡尔纳普将有意义的陈述分成三类：第一类“其真实只是由于它们的形式”，这一类与康德的“分析判断”相似，包括逻辑和数学公式；第二类是第一类的否定，它们自相矛盾，“因而根据自身的形式便是假的”；第三类是经验陈述，“其真假的判定在于记录句子”。前两类近似于休谟的“观念间的关系”，后一类近似于休谟的“实际的事情”。逻辑经验主义者实际上复活了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任何命题，如果不是这三类命题中的任何一类，那它就没有意义。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逻辑和数学毕竟是不同的。数学有超出逻辑的内容。对于这一部分内容，其真为什么不是先天综合的呢？卡尔纳普的回答是，它们根据约定为真。尤其对于数学公理而言，它们是我们接受现有数学构架时已经接受了的。比如，“如果有人接受了数的构架，那么他必定要承认”以下陈述都是“真的陈述”：
“‘五’标示五。”
“五是一个数。”
“‘五’标示一个数。”
而语言构架的选择，“最终将决定于它们作为工具的效率和决定于所取得的成就与所需要的努力的总量与复杂性的比率”。这就意味着，不是康德所谓的先天直观决定着数学公理，而是实用效果决定着数学公理。
（二）没有综合与分析之别或者没有先天与后天之别
逻辑经验主义者说，在先天范畴里不存在分析与综合二分（因此没有先天综合），蒯因将这一论点推广为一个普遍结论：一般地看，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也并不成立。
分析命题有两类，一类是直接的逻辑真命题，如，“没有一个不结婚的男人是结婚的”；另一类是可以通过同义词替换变成一个逻辑真命题的命题，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通过用“不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单身汉”，第二类命题就可以变成第一类命题。要在分析与综合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我们就应当有明确的根据表明，第二类是可以还原为第一类的。但是，这样的根据并不存在。
第二类命题被还原为第一类命题的根据在哪里呢？一个常见的回答是，通过定义替换。如果通过定义，例如，我们把“不结婚的男人”看成是“单身汉”的定义，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定义是需要以在先的同义性为前提的。如果两个表达式不同义，我们就不能用其中一个来定义另一个。于是，为了弄清楚什么叫分析，我们来考察同义性。什么是同义性呢？“用莱布尼茨的说法，就是保全真理的互相替换性”，即在一切语境中都可以相互替代而句子的真值不变。可是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这一要求不是同义的必要条件，很多同义的表达式达不到这一要求，比如，从“我知道他是一个不结婚的男子”，不一定能得到“我知道他是一个单身汉”；同时，这一要求也不是同义的充分条件。“有心脏的动物”跟“有肾脏的动物”可以保全真值地互替，却明显不同义。不仅在自然语言中，我们难以区分分析陈述，就算是在人工语言中，这一困难也同样存在。的确，人工语言有较为清晰的语义规则，但“语义规则”同样需要阐明。
最后一条路是，一个为真的陈述，如果其事实成分等于零，这样的陈述便是分析陈述，即，“一个分析陈述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都得到验证的那个极限场合。”这一条路跟前述各种途径的区别在于，前面的方法，是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处理成意义问题，而这一条路却是要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处理成意义证实问题。由于在后一条路这里，分析陈述的证实不需要求助于经验，因而，分析性就成了先天性，综合性则成为后天性。然而，在先天陈述与后天陈述之问，我们同样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边界。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有人甚至提出修改逻辑的排中律来作为简化量子力学的方法”。而这样一种方法，在蒯因看来，跟开普勒取代托勒密、或者爱因斯坦取代牛顿、或者达尔文取代亚里士多德没有原则上的不同。
蒯因恰当地将其立场诠释为“更彻底的实用主义”。因为，虽然卡尔纳普在语言构架的选择上是实用主义的，但是，后者的“实用主义在分析的和综合的之间所想像的分界线上便停止了”。所谓的分析与综合，不过是整个信念之网中所占据的位置是靠中心还是靠边缘的区别。所有陈述，都只有程度之别，而没有种类之别。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是和自然科学问题同等的”。
蒯因彻底的实用主义立场，最终通过泯灭先天与后天差别的方式来取消分析与综合的差别。这一思路在更为广阔的自然主义背景中有着更为广泛的同道。关于数学命题及其证明，维特根斯坦会说：“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这就是我们的使用和习惯，或者说是我们自然史的一个事实。”跟康德相反，不是我们的先天认知结构——先天直观形式塑造着数学，而是我们的自然史和习惯或使用执行着这一塑造作用。至于分析，由于缺乏绝对的简单项，所以，也就没有绝对的分析，一切都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目的，所谓的分析并不揭示隐藏的东西。又如塞拉斯等人，他们是科学自然主义者，坚信所有知识和真理都是后天的。在他们中间，一些人认为，存在着后天必然命题，这些人用后天必然命题取代了先天综合真理，如“水是H2O”；另一些人则认为，所有的真命题都只能是后天偶然的。前者的代表包括克里普克和普特南，蒯因实际上就是后者的一个代表。当后者同时取消必然和先天的时候，前者通过取消必然与先天的关联来取消先天性。正如罗伯特·汉娜所言，如此一来，“留存于分析传统中的康德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最后实质性论题——先天性的存在，再一次灰飞烟灭。”无论如何，在这两处，先天综合命题都不复存在了。
三、先天综合判断还有可能吗
或者存在先天后天之别与分析综合之别，或者不存在这两种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先天不可能综合，所以，没有先天综合。在后一种情况下，先天综合无从谈起。总之，先天综合判断根本就不可能。情况真的如此糟糕吗？我们区分三种情况来讨论。
（一）存在先天与综合时
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没有先天综合命题。不妨追问一下，“没有先天综合命题”，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显然不是先天的。因为，如果是先天的，由于逻辑经验主义者将先天性等同于分析性，那么，“没有先天综合命题”这个判断就是一个分析判断，或者说是重言式，其矛盾命题“存在着先天综合命题”是不可设想的，或者说是自相矛盾的。然而，我们都知道，“存在先天综合命题”，这个判断并不导致自相矛盾，也可以设想。因此，这个命题就只能是后天的，如果是后天的，按照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理解，它就是可错的。如果是可错的，那么，“存在先天综合命题”这个判断就可能为真。因而，先天综合命题可能存在。
（二）不存在先天或综合时
以蒯因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先天性，或者不存在分析与综合的明确划分。但是，蒯因的论证并不适用于康德的分析与综合的区分。蒯因在最后一步，将分析命题界定为独立于事实为真。对于康德来说，这显然是定义过宽，因为先天综合命题也具有这一特征。蒯因并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排除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因此，“独立于事实为真”，并不是分析命题的一个充分条件。同时，它也不是分析命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康德的分析概念，要诉诸概念间的内涵关系，而蒯因则从一开始就反对求助于内涵。
同时，蒯因的论述也有自己的难题。例如，当他试图取消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时，未能很好地解释分析现象为什么会存在。当他用在信念之网中的中心位置来解释时，明显地，有很多中心位置的信念并不是分析的，如，能量守恒定律。而另一些明显不在人类信念之网中心位置的信念，却是分析的，如，我的哥哥是男的。另外，跟分析性最相应的，似乎不是不可修正性，而是其矛盾命题的不可设想性。比如，“一些人有头”，这是不可修正的，但却不是分析命题，其矛盾命题是可以设想的。而“单身汉没有结婚”，如蒯因所言，也许可以修正，但我们却无法设想出一个结过婚的单身汉来。
蒯因对分析与综合以至先天与后天区分的取消，并不是哲学史上的一个终点，相反，有很多的哲学家从更多的角度去捍卫这一区分，如邦居（L.Bonjour）的理性直观说、伯高先（P.Boxbossian）的认识论分析性说、乔姆斯基影响下的内在能力说、卡茨（J.J.Katz）的分解语义学说等。而对于更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而言，当取消这些区分的时候，他们得面临更多的困难。是否最终取消这些区分，这将取决于他们对这些难题的解决程度以及他们对理论利弊的权衡。
（三）存在先天综合命题的其它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途径去证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虽然这些途径离康德最初的设想已经很远了。比如，有学者从哥德尔定理出发，来捍卫先天综合判断⑤。莱布尼茨、实证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将先天与分析等同起来，此即关于先天知识的分析理论。根据已有的成果，我们发现，一个陈述是分析的，其充分条件是，该陈述的真或者有效性得自于统治该陈述所在语言的句法或语法规则。因此，要是关于先天知识的分析理论为真的话，那么，任何非经验性的、非归纳的普遍命题就可以在该命题所在语言的句法规则的基础上得到判定。可是，哥德尔不完全定理（1931）表明：任何已知系统，针对数学来说，都做不到完全，也无法证明一致。这可以推广为，对于数学可在其中得到陈述的任意系统，如果它是一致的，就必有可在其中得到表达的命题得不到判定。所以，给定任何合理的丰富的语言，在其中都有非经验性的、非归纳的命题可以得到表达，但是，却无法基于该语言的句法规则得到判定。因此有结论：根据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关于先天知识的分析理论是错误的”。
当然，以上论证对于捍卫先天综合判断而言，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反对者可以不接受哥德尔不完全定理，或者不接受“分析”的定义，或者表明不可判定命题不是先天的，或者干脆认为不可判定的公式不是一个真正的命题，从而反对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为先天综合命题的存在给出一个决定性的辩护，我们只是试图表示，20世纪分析哲学否认存在先天综合判断的观点，其根据并不充分。在这个意义上，先天综合判断存在与否，在理论上依然是开放的。
事实上，像“有一个外部世界”、“一切事件都有原因”这样的命题，独立于和先于自然科学得到了承认，这样的命题为自然科学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先天的。很显然，它并不是分析的，所以，它是综合的。这样的先天综合命题，也许跟分析哲学家所理解的必然性或普遍性要求有出入，从直觉上看，它是偶然的。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康德先验的观念性和经验性的实在性的双重主张，就会发现，有一个外部世界，或者一切事件都有原因，这在人类所处的经验中，是实实在在为真的。在康德那里，有两种必然性或者普遍性，“先天分析判断的普遍性贯穿一切逻辑可能世界，而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性则贯穿一切经验可能世界。”先天综合判断在普遍逻辑意义上的偶然性，恰好显示出它为什么不是先天分析的。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强大的直觉和理论支持：先天综合命题是存在的。正如卡茨所言，如果我们不相信自然主义，又不愿意陷入怀疑主义，那么，我们就只能“追随一种非自然主义的途径来为基础原则辩护”，因此，“我们对先天综合真理知识的说明问题应该放回到它先前在哲学中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