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召南对设计师而言天堂和地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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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潘召南，四川美术学院创作科研处处长，环境艺术设计系教授。1987年7月毕业于川美，并留校任教至今。被感动中国建筑设计高峰论坛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作品“丽江古城民居风貌旅游度假酒店建筑、环境、室内设计”获首届中国国际空间环境艺术设计大赛“筑巢奖”铜奖等，并多次担任国内外大赛评委。他的设计理念新锐，具有强烈的颠覆性。
近期，城中一场由中国建筑装饰集团设计院与四川美术学院联合发起的“中建装饰杯·‘5+2’环境艺术设计大赛”引人注目，大赛以“再生”为主题衍生出许多与环境、与建筑、与艺术有关的设计主题。设计，究竟何为设计，四川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教授潘召南告诉我们，关于他的设计世界。
47岁的潘召南身上散发着一种刚硬的气质，甚至不同于其他的设计大师，他的“刚硬”与“颓废、另类”毫无关系，隐约中带了些“尖锐”的力量。那是因为担任了数十载的设计教育者，他总是时刻在提醒并告诫着那些未经深思熟虑而想要跨进设计界的新人们：今天的中国，是设计师的天堂，也是地狱。
与中国设计行业一同成长
国庆节这天，潘召南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回到黄桷坪老校区，看一个朋友的画展。“路上堵得厉害，现在进一趟城可不容易了。”他打趣地说。由于长期呆在新校区，他只能偶尔抽空回一次黄桷坪。潘召南在此曾度过三十年光景，缺乏规划的民房迎合临时性需求在此随意生长，任何一个角落可以演变成一个自由市场或垃圾场，至今这里依旧保留着城乡结合部的残余风貌。无论是美院还是设计，对潘召南来说这其中饱含着许多难以割舍的情感和说不完的故事。
话说过去的30年时间，不仅是中国从“没有设计”到“有设计”变化最大的30年，是中国设计行业成长最快速的30年，也是潘召南在设计界里，从“不懂”到“懂”的30年。“我算是和中国设计行业同步成长的设计者。”话匣子一打开，他如此感慨。
母亲是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届毕业生，潘召南对设计的理解深受母亲影响，原本一心想进入国有企业做工业设计，于是一条水到渠成的求学之路就摆在他面前。然而，当他开始接触设计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设计”在中国还并没有形成市场，更谈不上有完整系统的行业。
“那时，人们对设计的理解范围相当窄，当我们问老师什么是装潢的时候，老师指着火柴盒说，这就是装潢，问什么是工业设计，老师就指了指收音机说，那就是工业设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设计”在市场需求中的比重并不大，人们对生活的关注仅在于基本的物质保证，生活用品讲究的不过是满足实用的功能，对精神、文化上的追求远远不足。“设计，在大众眼里就像是生活用品的附着物，这跟我当初学习时的艺术理想存在很大差距，以为到学校能学到丰富的设计知识，然而并非如此，所以也曾困惑过。”
直到毕业后留校任教，社会逐渐迈进一个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开始以美的尺度来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因而设计也加快了它的发展步伐，并且成为一种普及化的大众商品。最初是一些政府性质的建筑设计开始需要室内设计，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公共建筑。后来，商场、电影院、办公楼、商业楼等的新建才一步步打开了设计的窗口。
在那个时代，身为一名教师，他跟第一批新学生一样，对室内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设计都一窍不通，没有教案，甚至连教材也没有，拿什么教学生是那一批老师纷纷犯难的事。于是，潘召南就一边翻阅国外的设计类书籍，一边在社会上实践，到处收集来自国外书籍及自己实践的经验，手写出几万字的材料，制造出幻灯片教学生。
能否手绘出设计图是学生们当年必修的课程。可是，国内对设计图没有统一标准，没有统一规范，大家画出来的图纸五花八门，在之后的施工也时常遇到难题，一切全靠大家一起摸索。直到发展到电脑绘图，设计行业也越来越有规模，潘教授说，电脑绘图最炙手可热的时候，曾经一张效果图比一位著名艺术家的油画作品还要昂贵。
走弯路不见得是坏事
对于中国的建筑界，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国内的设计像发了疯似地大量吸纳着国外的设计知识，没有经过仔细地“冶炼”， 学来的知识生搬硬套，让潘召南这一代的老师和设计师们渐渐发现了一个值得停下脚步深思的问题。
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是近现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从乡村到城市，新一轮的大建设大发展给各行、各业制造了无数的生机。物质的丰裕与文化的缺失，已成为中国社会文明不能协调进步的重要原因和突出现象。然而，要在短时间内全国范围地大规模建那么多建筑，让国外一大批唯利是图的奸商们乘虚而入，抓住了短时间挣快钱的空间。
“身为设计师，他们没有对中国建筑文化有所了解，从国外带来一些天马行空、天花乱坠的设计，以满足国内大肆快速修建的需求，于是在我们身边有了那么多建筑败笔，而我们中国的建筑师却要面对地处尴尬位置的现实。”潘教授认为，今天的中国的确是设计师的天堂，因为有太多的项目在建，挣钱的机会多，然而，也是地狱，短时间内完成巨大建筑量，这当中的超负荷工作量是可以想象的。他们在加班加点拼命工作之余，无暇顾忌中国更深入的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而疲于奔命的精神状态势必会影响他们向前追赶的脚步。
任何一个国家在处于一个技术落后的境地，必然需要走很多弯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潘召南皱了皱眉头，换了个姿势继续说，“中国的设计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过多地迷信国外设计，盲目的举动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或许有些代价有待日后才能看清楚。”当中国的设计在国际上还无法得到话语权，无法成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当然就会被欺负。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设计环境已越来越好。现在许多四五十岁跟潘召南一样的设计者，在走过无数条弯路后，对整个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开始深思。身为设计师的他们所做的事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方面，对于设计意识的教育，也有同等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设计并没有学到国外的设计精髓，仅仅是“鹦鹉学舌”式的学习，学得像是行不通的。“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对国外的设计理解越渐深刻，我们发现国外设计师在设计现代作品时，一定不忘传承本土文化，制造出文脉相承的作品。人有基因，文化有基因，建筑也有基因，而在中国大地上被大家公认的败笔设计，往往就欠缺对建筑文化的‘一脉相承’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