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困境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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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四次访问埃及，东西南北去了不少城镇乡村。如果要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多次访埃的印象，大概就是“爆炸”，特别是开罗，给人感觉是嘈杂(世界上分贝最高的城市)、拥挤(到处车挨车人挤人)、脏乱(城市一半的地方似乎从来没人打扫过)。90年代时，埃及虽到处乱糟糟，但给人感觉社会仍有活力，大部分人忙于谋生无暇他顾。近十年来，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政治化，整个社会就像铺满了干柴，只等着一点火星便会燃烧爆炸。

首先是人炸问题。我第一次访埃是1986年，当时埃及人口是4000多万，今天已整整翻了一倍。埃及的国土面积为100万平方公里，但全国95％的领土是沙漠，8000多万人口“蜗居”在5％的国土上。尼罗河两岸狭长绿洲之外都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使我真实地感到了埃及生存环境的恶劣，感到“尼罗河是埃及生命线”的真正含义。今天埃及50％的人口不到25岁，青年失业率超过30％。在埃及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我也去过突尼斯、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情况类似)。这些绝望的年轻人成了这次穆巴拉克运动的主力军。

还有就是贫困问题。我仔细观察过负责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警卫工作的埃及警察，他们大都上了一定的年纪，纪律涣散，衣冠不整。这些人收入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于是老向使馆工作人员要吃喝的东西，往往自己吃了后还要往家里拿。为了谋生，许多埃及人现在都不得不打两份工。近来埃及物价全面上涨，我的埃及学生告诉我，西红柿半年间涨了6倍，工薪阶层吃西红柿都成了奢侈，老百姓怎能不揭竿而起呢。

人炸蚕食了埃及这30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突出体现在住房的严重短缺上。埃及城市面貌普遍简陋，开罗成千上万的住房没有外墙装饰，只有千人一面的混凝土外墙。无数的屋顶上树着密密麻麻的钢筋，给人感觉房子尚未完工，但下面已住满人家。我的埃及朋友说这是开罗市民的“智慧”，因为埃及法律规定建完的房屋就要交不动产税，而“半拉子”工程可以“免税”，结果就出现这种埃及奇观。

另一个埃及奇观是“死人城”。受古埃及文化的影响，有钱的穆斯林会为死者建造带有小庭院的墓室，这些墓室连接起来就形成大片大片的“死人城”，里面有街名和门牌号。但是“死人城”今天却住满从农村拥入开罗谋生的穷人，他们拖家带口，以基地为家，与尸骨为伴，在那里安营扎寨。“死人城”里，垃圾成堆，尘土飞扬，疾病流行，犯罪猖獗。据估计开罗有上百万人生活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

在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同时，腐败也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埃及政府上层官员大都在欧美受过教育，上层精英大都出生豪门，受过西方教育，但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百姓疾苦不闻不问。

埃及动荡愈演愈烈的那两天，我正好在荷兰参议院介绍中国发展模式。有位荷兰议员问我：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埃及?我建议他查阅一下西方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各种民调。不管中国今天存有多少问题，几乎所有民调都表明，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是世界上最乐观的。我说：20年前的开罗比上海大概落后5到10年，今天的开罗比上海大概落后40到50年，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怎么可能是下一个埃及呢?还是下一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呢?过去30年中，中国紧紧抓住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根主轴，使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使多数人觉得生活有奔头。相比之下，埃及浪费了整整30年，民生每况愈下，人民感到绝望，这就是中埃两个国家的最大差别，也是我四次走访埃及的见证。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大致摸索出自己的成功之道，而埃及恐怕还要摸索很长时间。

埃及的问题说到底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如果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那么埃及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实际上埃及深层次的问题，如人炸、贫穷问题、住房问题、经济结构问题等，西方模式一个也解决不了，非但解决不了，甚至还可能使这些问题复杂化。如果说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埃及能有什么启发的话，我想那就是，尽快摆脱外来干预，尽早建立社会秩序，并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埃及很可能会进入新一轮的动荡期。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永远是脱节的。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改革，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于政治变革，成功率可以说是零。

此外，埃及还面临美国、以色列、欧洲、伊朗以及各种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广泛介入和干预，所以国家前景趋向复杂化。埃及的发展道路最终要靠埃及人民自己去探索，埃及人民最终也可能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但这个探索过程可能是非常艰难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