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情况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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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犯罪审判程序作为特殊程序纳入刑事诉讼法中，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大亮点。临海法院自设立少年庭以来，审理各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00余件，尤其是近三年来，未成年犯罪案件呈多样化、低年龄化发展。如何减少犯罪率，引导未成年被告人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刑法教育和引导功能的重要课题。笔者以临海法院为例，分析近四年未成年人犯罪成因，试寻找合适的解决之道。

一、基本情况

（一）近三年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总体平稳，共收案274件，涉案人数达377人。其中，2010年，未成年人犯占总被告人数的7.6%；2011年占总被告人数的7.5%；2012年占总被告人数的6.4%。（如图一：近三年未成年人收案情况与涉案人数情况）

案件总体走势

笔者对涉案的377名未成年犯进行犯罪原因调查，发现案件存在以下特点：

1、外地户籍未成年犯比例持续上扬。临海市东部区块经济发展迅速，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目前浙江省未成年人管教所关押的未成年犯罪中有70%是外省户籍的人员。单就临海市来说，据当地流动人口管理局统计，2010年，临海市在册流动人口150600万人，其中杜桥镇、城区占58.87%。从临海法院收案情况上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占未成年犯罪总人数的45.09%，其中2010年为38.4%，2011年为43.6%，2012年达到了52%。

2、文化程度偏低，犯罪年龄低龄化。涉案的被告人文化程序以初中居多，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占75%。因受教育程度较低，加之及社会负面影响的影响等原因，未成年人犯罪向低龄化发展。从涉案年龄比例上看，未成年犯年龄不满16周岁的有25人，其中2010年18人，2011年3人，2012年4人。初次犯罪年龄最小的甚至为14周岁。

3、女性犯罪增多。从性别比例上看，2010年-2012年未成年女性被告人31人，其中2010年女性未成人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的8.46%，2011年占11.90%，2012年为4.13%。

4、团伙作案增加。未成年人犯罪中，一些边缘少年共同结伙，打架斗殴、抢劫、寻衅滋事等。这类案件集中在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等。从收案情况上看，近三年团伙作案总收案141件，其中2010年占当年未成年人犯罪收案的51.07%，2011年占52.27%，2012年占51.06%。

（三）案件审理特点

1、犯罪类型呈多样化发展。从涉及罪名上看，暴力犯罪、财产犯罪以及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但除此之外，未成年人犯罪向贩卖、传播、敲诈勒索、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引诱、介绍、容留、组织等案件发展。2012年我院容留他人吸毒罪共收案35件，其中涉及未成年人容留他人吸毒罪的为4件，去年无收案。从年龄结构上看，未成年人涉案人员年龄均为十八周岁以下十六周岁以上。从审理情况上看，此类涉及青少年的案件，被告人一般出于无知、被哄骗，最后陷入犯罪中。

2、监护人到庭率不高。在未成年被告人进入司法程序后，因其特殊的家庭环境等影响，或者因父母缺乏法律知识对子女采取放任态度不闻不问，或者因父母长期外出打工、离异、失踪等原因，不能够参与司法程序，也不能够到庭参加诉讼，无法保障子女的诉讼权利。

3、未成年人高重复犯罪率。近年几年，未成人重复犯罪的案件有所上升。重复犯罪发生的两次犯罪时间间隔不长，一般是在缓刑考验期内重复犯罪。案件类型集中在抢劫、盗窃罪等财产刑案件中。

二、未成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外在因素。

1、社会上的影响。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带来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不良风气的滋长。一些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价值观开始影响未成年。他们盲目的、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各种现象，比如社会公德失落、家庭道德沦丧、犯罪暴力出现等。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的心理不平衡，使其做出的行为。

2、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失衡。一是现代教育中，对文化课教育远比品德教育更重视。对升学率的过高追求凌驾于道德教育之上，使道德教育过于形式化，对社会上各种现象没有进行正确的引导。未成年人自身的认识尚不足以分辨是非黑白，容易被社会上的不良思想所蛊惑，或被犯罪分子所利用，走上不归路。二是法制教育的缺失。学校与家庭的教育应当是多方面的，一些学校未重视法制教育，部分家长更是自身就对法律处于茫然的状态，也就谈不上对未成年人的法律引导了。学校与家长对法制教育的忽视，导致未成年人对违法犯罪一无所知，更不知自己行为的后果要承担何种责任。一些未成年人犯罪归案后，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二）内在因素。

1、心理偏差。我们试将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分为六种，分别是过度爱护型、放任忽视型、过度干涉型、粗暴严厉型、父母失范型以及民主协商型。其中父母对子女放任忽视导致未成年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占54%，其次是粗暴严厉型占16%。[1]（如图）放任忽视型父母以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父母失和离异为主。由于家庭功能的缺失，对孩子失去正确的管教和引导，导致孩子的不良习惯和反常行为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矫正，也导致这些未成年人心理受到损伤，人格发生偏移，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这些孩子在其心理上呈现焦虑、紧张、易怒、抑郁特点，具体表现为情绪不稳定，对人容易仇视。同样，在这一研究的另一组数据中显示，未成年犯与父母之间关系较差为66%，不来往和一般的占14%，亲密的只占6%。亲子关系疏远、心理问题复杂这一类群体的最大特征，也是部分少年犯重复犯罪的一个重要诱因。

2、认知的偏差。许多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对自己行为或者对法律认知的偏差，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处于强模仿低认识阶段分析鉴别能力较差，不能明辨是非，盲目地加以模仿，甚至把违法行为误认为是一般的不良行为。比如校园高发的抢劫案、青少年容留他人吸毒案，都是涉案人员对自己行为后果认识不清。

我们将少年犯对自身犯罪原因认知分为对法律认识模糊、行为后果认识不清、盲目随从和对社会现象认识不清、明知故犯五种类型。经调查数据显示，因为对法律认识模糊而犯罪的占36%，盲目随从占22%，对行为后果认识不清的24%，对社会现象认识不清的占10%，明知故犯的占8%。（如下图）

未成年人犯在认知上的偏差是导致行为人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青少年涉及抢劫、盗窃、非法拘禁罪等案件的主要原因。

三、未成年犯罪预防的措施

（一）学校、家庭共同构建良好的成长氛围。从升学为理念的教育逐步转向品德教育为主的素质教育中。学校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开设普法教育课、心理辅导课，缓解未成年人因升学压力等带来的心理问题，提高未成年人面对社会各种现象时分辨是非的能力，懂得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家长要关心、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适时适当地引导未成年人正向发展，与学校要多沟通，多配合。

（二）合适成年人制度的运用。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有关组织的代表到场。这一规定其实质就是将合适成年人制度纳入了刑事诉讼法的程序中。进一步落实合适成年人制度，参与未成年被告人出庭等程序，落实社会调查等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使未成年人被告人在心理上感受到温暖，达到刑法教育和引导的目的。

（三）判后帮扶减少再犯罪率。合理、恰当的运用刑事诉讼法中对未成年人特殊程序的规定，开展判后帮扶活动，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联合司法、法院、检察院、公安、政府等部门，定期地、一对一地开展帮扶。工作人员以帮扶为身份，对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被告人通过书信、座谈等形式，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感，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走出心理阴影，解决心理难题。

注释：

[1]《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特征与预防策略研究》，百度文库。

（作者通讯地址：临海市人民法院，浙江 台州 31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