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我是天牛要成为作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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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就生活在故事里那些普通的藏族人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听。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几乎就是他的使命，是他多少有益于这个社会的惟一途径。”
“谢谢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直接让作家本人以自己的名义得到这个奖项。”这是藏族作家阿来在2009年4月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杰出作家奖后，发表获奖感言时的开场白。“过去得奖，不觉得跟我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那些奖项总是授予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走上领奖台时，感觉自己好像是那本书懒得出席而派出的代表。”
阿来个子不高，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即便常年身着汉服，走路时却始终如身着藏袍一般高昂着头。但凡对文学有所接触的人，一定知道他的《尘埃落定》，当年阿来正是凭借此书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沉寂10年后，他的新作《空山》三卷本出版，让文坛充满惊喜。2009年阿来高票当选为四川省作协主席，他参与的“重述神话”项目，筹备多年的长篇巨制《格萨尔王》，也将于今年6月出版，并成为中国第一本未正式出版就确定将被翻译成6种语言且将在全世界同步推出的小说。
当作家，首先需要尊重文字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天生要成为作家的人，是因为他确实有话要讲，有感情要表达，而且他讲的会比别人好，表达的也会比别人好，我觉得可能我就是那样的人。 阿来用天分来解释开始写作的机缘”对美好的东西更敏感，对语言和文字的感受力比别人更强。
阿来出生在川西北藏区一个偏远的藏族村寨，当时的教育，是要在藏地普及汉语，因此上学之前，阿来多多少少会说几句汉语，“我们会说‘吃饭’，会说‘太阳出来了’，‘牛上山了’。但这个没用，一旦进入到课本这个领域，你就发现，虽然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好像是听懂了，但最后的结果，这堂课下来，到底他要告诉你什么，不懂。”直到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他突然听懂了老师说的一句汉语，“好像嗡地一声就开了窍，所有不懂的东西都懂了。”这个顿悟使小小的阿来感觉幸福无比，
从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来当了五年的山村教，出于但对文学的爱好，在大量阅读世界名著之后，他萌生了创作的冲动。“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不可否认，阿来运用汉语的能力远超许多汉族作家。“我们不是从小讲汉语的人，但我们对汉语抱有巨大的尊敬，因此有时候对汉语的那种敏感程度比汉族人还要高。”
在阿来眼中，文学的功能不只是要通过文字告诉别人什么事情，或者告诉别人什么想法，更重要的是言说的方式，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言说方式的考究。“其实这言说的方式就是文学的形式，当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对语言的感觉。古人说起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不管是用诗歌还是用散文，他都会非常考究。汉语本身就有一种美感，一定要把这种语言的美感充分地发挥出来。“阿来认为，作为一个非汉族的作家，对汉语最大的尊敬，就是尊敬汉语的这种美感。‘如今尊重文字的人不多了，只是很粗俗很苍白的仅仅停留于表达一个意思，把话说出来而已。身为作家，你连文字都不懂得尊重，这让我觉得太可惜了!”
要体验生活。而不是深入生活
1984年，因为经常发表诗歌作品，阿来调入阿坝州文化局担任杂志编辑，“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很多国外文学的思潮，尤其是我接触到两个非常伟大的诗人，惠特曼和聂鲁达，一个在北美大地上，一个在南美大地上，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我觉得找到了两个导师。”
于是，阿来也在家乡阿坝州约7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上开始了苦行僧式的漫游。“当然这跟普通的游历不一样，有些文学上的想法以后，我会给自己定一些题目，这次出去我要干什么，主要想看什么东西。”游历的结果是阿来用汉语写成了两本书，他的第一部描写故乡母亲河的诗集《梭磨河》，和第一部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从此，他被称为“作家”。
“这个时候我非常惶恐，我真的是一个作家吗?就突然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个时候，阿来跟文坛略有交往，发现被称为作家的人很多，“但这些作家是不值得你尊敬的，跟我们阅读过李白、坡、托尔斯泰，海明威的经典作品，差着十万八千里。如果我写写写，写得结果就是成为这样不被尊重的人，那我宁愿不写。”
接下来有两三年的时间，阿来不再动笔，只是读书，思考。我需要验证一下，我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潜能。怎么证实呢，走向广阔的大地与人生，看能不能与之共振，与之相互感应。”他用一年时间徒步走了将近三万平方公里，出发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回来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继续写下去，一个是我到此为止，一个字不写，回去当老师。”
最终，阿来确认自己可以成为一流作家，从而继续创作历程，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当专业作家。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在于理解的深度，而在于体验的深度。体验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个社会当中扮演一个角色。但作家这个职业太个人化了，再怎么深入生活也还是个旁观者，根本参与不到里面去。”
在2006年进入四川省作协之前，阿来当了20多年的业余作家，从编辑到主编，再到成功运作6本商业杂志，这背后的那种体验，是对中国体制改革的体验，对社会转型的体验，对市场经济的体验，这些体验都是你观察生活所观察不到的。当觉得自己对生活的积累和沉淀已经足够时，阿来从商界及时抽身，潜心创作，于是有了《空山》这部三卷本的巨作。
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把书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作品说再见了。当然后来你得到商业利益等等，这是另外一回事，给你了，你不用拒绝，但是千万不要单纯去追求这些，刻意去追求的人往往什么都得不到。”
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余年来因长期畅销不衰而被出版界称为“印钞机”，但此前书稿却有三四年时间一直在众多出版社之间流浪。”那个时候人家说，你修改一点就能出了。现在只要说能出版，估计把书稿全盘都有人愿意，但我那时候的回答是：一个字不改，连标点符号我都不改!‘阿来尊重文字，更尊重自己写出的作品。”可能我们本身对文学的感受就千差万别，我不认为哪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哪一个杂志的编辑就比我对文学更专业，对吧?社会分工不同而已。你要相信我对文学的态度，我从来不把文学当成一个游戏。”
《尘埃落定》让阿来获得中国文学最高荣誉，但阿来认为自己在中国文坛不是那种大家都宠爱的得奖无数的作家，只不过他得过的少数几个奖项给了大家这种印象。作家得奖，代表外界的某种承认，但那更多还是一种商业的或者政治的策略，不是文学的根本。十几年前我就说过，今天可以再说一遍：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至少，一心想着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
即使有评论家预言，阿来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阿来说，他对于自己过去能拿到奖表示感谢，对将来会拿到什么奖没有任何指望。‘我们今天对文学有两个标准，销量和得奖，但一个作家写作绝不是为了得奖坡被流放到海岛，还能不断有作品，那时既不评奖也不销售，他写作动力是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需要且只能通过书写来表达内心。”
如今阿来依然保持着边游历边写作的习惯，每年6到9月间，他都会开着越野车，在青藏高原上随性漫游，大部分时候我会带上书，但从来不看自己的书，我没那么自恋。也会写作，就是记一些笔记，随笔。
“我只想写出一本好书，并相信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人，还有读一本好书的渴求，那么，我祝愿我的书尽量多地遇见这些人。让我的书和这些人相互寻找吧，但请原谅，我在写作时不知道他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