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发明了存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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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互联网，2012年圣诞节我收到的最好礼物，是波士顿一位银行家兼历史学家即将出版的新书预览。他将博士论文的电子版发给了我，他研究了思想如何跨时空传播，在不同地方被成功采用，之后又回到思想的起源地。

小弗雷德里克·格兰特（Frederic Grant Jr.）博士的这本新书揭示了美国银行存款保险体系，是如何借鉴19世纪广州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美国存款保险计划起源于1828年纽约州安全基金法（Safety Fund statute），它由一位名叫约书亚·福尔曼（Joshua Forman）的立法官起草。在当时，如果州授权的银行破产，州政府不得不为其破产买单。福尔曼借用了广州的思想，即被授权从事特权贸易（在银行即发行私人货币的特权）的交易商应为其自身债务负责。

纽约安全基金的成功，使得美国其他13个州纷纷效法。在1933年美国诸多银行倒闭后，《1933年银行业法案》设立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国家存款保险制度的理念已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中国目前也在考虑中。

福尔曼从哪里获得了广州安全制度的点子呢？很显然，当时的纽约已是中美贸易的主要港口，纽约商人都很熟悉这个机制。

当时的“广州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清朝的官商（称作商行，由北京授权进行对外贸易）在广州和外国人做生意时经常需要贸易信贷。如果这些商行债务违约，外国人就会威胁软弱的清政府采取行动。因此，为了防止个体商行违约，清政府使用北京满清朝廷设计的集体承保方法，保证这些商行被授权从外贸中获益的同时，也共同担保彼此的贸易债务，每年向某个基金缴纳保险费，用于偿付任一个体成员的违约。

清政府使用集体承保法解决了违约问题——每个人都为小组债务负责。好消息是，通过采用“同行监督”的办法，小组作为一个整体保证了没有成员陷入困境。坏消息是，由于是集体承保，较小的商行有冒更大风险的激励，造成道德风险问题——集体损失私人获益。并且历史表明，如果贸易很不景气，更多的商行违约，同时由于清政府也从基金借钱或收税，基金账户没有足够的资金偿还所有债务。最终广州安全基金也破产了。

腐败和挪用基金当受谴责，但罪魁祸首仍然来自较小的商行，格兰特博士称之为“资金不足和难以获得可负担贷款的长期困境”。

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仍然困扰所有的存款保险制度。大银行不愿意资助存款保险计划，因为它们要承担比小银行更大份额的保险金。小银行喜欢集体保险，但更容易违约，因为它们冒高风险的可能性更大，这意味着需要有监督机制保证这些风险更大的交易商不会破坏整个集体。

存款保险在美国非常成功，因为FDIC不仅参与对参保银行的监督，而且积极承担破产银行的整顿工作。在2009年至今的危机中，FDIC在不干扰整个体系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美国400家以上银行的退出工作。不过这一次的问题是影子银行和大银行造成的。虽然小银行也违约，但它们并没有拖垮整个体系，因为存款保险避免了零售层面的大规模银行挤兑。

中国采用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来到，有三个很好的理由：首先，存款保险有助于化解零售银行恐慌，这正是广州安全基金设立的初衷。第二，对于金融机构的破产，必须有一个有序的退出机制。有些人认为存款保险会造成重复监督，但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有两个肾脏而不是一个——我们需要系统冗余以防其中一个出现故障。第三，据我个人经验，擅长日常运营的监管者，可能并不擅长破产银行重组的繁琐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极强的能力、良好的破产法和比监管更多的投资银行业技能。存款保险是专业性工作，需要专业技能。

正如格兰特博士所言，广州安全体系的历史沉淀，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包括（1）支持安全基金的税收应当对损失风险的审慎计量；（2）基金及其被保险人必须受到强有力的独立监督；（3）为预防意外风险制定的法律必须得到执行；（4）必须严格禁止腐败和安全基金资产的转移。

历史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似乎从未吸取历史的教训。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