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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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81-2011年贵州省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表明人均GDP、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贵州高校毕业生大多流向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所以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了推动贵州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

一、引言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不但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还能向周边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据国务院研究中心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级上升到20万亿元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由此可见城镇化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总理也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是城镇化，它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但贵州的城镇化率只有34.9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6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倒数第二。2008年6月，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印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国统字[2008]77号）中指出，在小康标准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城镇化率不得低于60%。“十”报告提出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贵州必须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同步小康社会。因此，本文将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快贵州城镇化建设的措施。

二、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转化，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等。城镇化在国外也称为“城市化”，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很多中国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并被广泛采用。

关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同，研究的结果也往往不同。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影响

赵金华等（2009）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区）1990-2005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 （区）影响更显著[1]。苏素、贺娅萍（2010）运用面板协整对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2]。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二）产业结构及其影响

随着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二、三产业比例上升，城镇化水平就会相应提高。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对2001-2005年各省数据的年度分析，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结构对地区城镇化差异的影响非常显著[3]。苏素、贺娅萍（2010）认为产业结构（农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随着农业化率的降低，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储金龙等（2010）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安徽省2008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都是城镇化率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就业结构及其影响

赵金华（2009） 采用面板数据对1990-2005年各类型省（区）的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水平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对各省（区）的城镇化影响都大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1]。刘爱英、姚丽芬（2011）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整模型和Granger 因果检验理论，对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是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建设[5]。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H3：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四）教育水平及其影响

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并用中等学校每年毕业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教育水平，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并认为地区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上，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差异是不显著的[3]。赵金华（2009）认为教育水平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影响很显著，超过了非农就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1]。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H4：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五）公路和铁路建设及其影响

曹广忠等（2008）利用2000年截面数据，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我国东部沿海省区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认为交通干线路网密度和海港吞吐量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6]。储金龙等（2010）通过因子分析法也认为公里密度是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设H5：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针对数据与方法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贵州省198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贵州统计年鉴》。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因变量为城镇化水平（y），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自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x1）、产业结构（x2）、就业结构（x3）、教育水平（x4）、公路和铁路建设（x5）。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产业结构用非农产业占GDP比重表示，就业结构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表示，教育水平用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表示，公路和铁路建设用公路和铁路的长度表示。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与平稳性检验

由于各个变量的单位不一致，为了使数据有可比性，所有数据都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标准化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化之后的y、x1、x2、x3、x4、x5都是平稳的，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四）实证方法及研究模型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由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共线性，本文通过使用逐步回归进行模型估计，可解决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本文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包括回归模型，研究假设检验以及实证结果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一）回归模型

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985，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2，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非常好。各自变量间除了x4没有显著性之外，其它几个变量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且DW的值为1.993，与2非常接近，说明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所以，回归模型如下：

（二）研究假设检验

根据回归模型可以看出，人均GDP（x1）、非农产业占GDP比重（x2）、非农产业就业比重（x3）、公路和铁路建设 （x5）都对城镇化率（y）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一致。但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 （x4）对y的影响不显著，与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不一致。

（三）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分析共总结出了以下五点，分别为：

一是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系数为0.6081。由于贵州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且地形复杂，加上长期以来经济欠发达，造成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并已经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二是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471。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较大。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是人均GDP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469。结果表明人均GDP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作用较大。

四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1671。非农产业就业使得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从而提高了城镇化水平。

五是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为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流动性较大，加上贵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很多高校毕业生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转移，所以实证结果得出教育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五、对策建议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有利于改善农村面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贵州城镇化水平较低，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贵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城镇化水平：

一是加大对交通设施的投入，大量修建铁路和公路，突破交通瓶颈。从地理上看，贵州是西南连接华中、华南的陆上交通枢纽，只有真正破除交通瓶颈，形成便捷、通畅、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才能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产业分工的深化，增强产业分布的集聚效应。加快建设快速铁路与高速公路，提升和强化贵州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振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其占GDP的比重。通过工业、服务业的聚集吸引人口聚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可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为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营造有利条件。

三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人均GDP。贵州要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国发2号文为指导，以工业强省战略为方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提业支撑。

四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贵州要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人力资源成本较低等优势，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契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五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疏通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组织等就业通道，创造出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并从政策和待遇等方面吸引和留住高校毕业生。

参考文献：

[1]赵金华，曹广忠，王志宝. 我国省（区）人口城镇化水平与速度的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J]. 城市发展研，2009（09）：54-60.

[2]苏素，贺娅萍. 经济高速发展中的城镇化影响因素[J]. 财经科学，2011（11）：93-100.

[3]张科举，杨欢. 中国地区城镇化差异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经济，2008（9）：1-3，87.

[4]储金龙，顾康康，汪勇政，等. 安徽省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研究[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规划创新：2010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重庆市人民政府，2010：7.

[5]刘爱英，姚丽芬. 中国城镇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关系的协整分析[J]. 特区经济，2011（2）：264-266.

[6]曹广忠，王纯洁，齐元静. 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J]. 地理研究，2008.